卢锡铭的散文如水，有水的味道、水的性格、水的韵律和水的温润宽厚。卢锡铭出生于珠三角的沙田水乡，可以说从小就与水结缘，与水同生共长，相融相通。所以在散文集《枕水听涛》中，他说“虎门最能拨动我的心弦是什么？是水声！”是的，水声、水性、水意、水韵，正是卢锡铭 这本以虎门为书写中心的散文集的内蕴与特色之所在，也是它最能体现作者的创作个性，并吸引读者的地方。 

但卢锡铭的散文，不仅有水的温润、水的柔美、水的包容与和谐圆融，而且在他的“水”里，有历史云烟的缭绕，有万里长天的辽阔，有大江东去、涛涌浪飞的激荡，还有白帆与落霞齐飞的大气，亦有浸润于岁月深处的人性哀歌。而这一切，皆发生于虎门，发生于中国南部最著名的水乡，发生于珠江口东岸这片咸淡水交汇之地。 

卢锡铭的散文，首先吸引我的是与水有关的意象与韵致：小桥、石狮、河涌，在河涌中捕捉鱼虾的小孩，茶楼酒肆间或榕荫下人们在“听 古”和斗嘴；还有小艇、渔火、吊脚寮等富于岭南水乡风情的景物；等等。这些都是沙田水乡特有的风物与场景，卢锡铭以审美的眼光，用诗性的笔调，如数家珍地将这一切展现出来。读着卢锡铭这一类散文，我们自然会联想起陈残云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以及秦牧那些描绘岭南风物的散文。因他们的根脉是共同的。他们的气韵相通，审美情趣相近。 

所以，在评论卢锡铭的散文集《带走一盏渔火》时，我曾断言：“卢锡铭 的这部新作是他散文路上的新起点和新突破，也是近几年来我读到的最富 ‘岭南味道’的散文。”卢锡铭的散文创作“师承了秦牧等老一辈岭南散文家的传统，而又有所突破”。（《岭南散文，又见传人》，载《羊城晚报》2009年6月10日版）说卢锡铭的散文师承岭南散文家的传统又有所突破，是因为他还有另一类散文，写的是沙田水乡下层人民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比如《咸水歌里人家》《横水撑渡人》《流动的骑楼》《缠脚秀才娘》《自梳草织女》《三弦弹出盲佬歌》《孤墩守夜人》等。在这类散文中，卢锡铭总是以人文的情怀、深情的笔调，以及感恩和悲悯之心，记叙着故乡独有的人事，其间有“水上居民”，即“疍民”的漂泊生活和风俗，还有给这些“疍民”暗淡生活增添一抹亮色的“咸水歌”，有“横水渡口”的摆 渡人阿驼，有“缠脚秀才娘”梅娘，有“一心只想活出真我”的自梳草织女，以及帮助我家度过饥荒之年的安叔……他们都很卑微弱小，但他们都十分质朴善良；他们大多命运多舛，生活坎坷，但他们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活得自足与坦然，充实而豪迈。《枕水听涛》中还有一些散文，以现代性的眼光和批判精神，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批判那些破坏生态环境、践踏大自然的行为。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卢锡铭的散文并非都是田园牧歌，他有时也用匕首与解剖刀来直面历史与现实。因此，收录在《枕水听涛》里的这些散文，绝非“一抺乡愁了得，乡愁只是一种催化剂、一种心绪、一种情结”。（《枕水听涛》后记）要写出虎门的全貌，自然不能缺失或遗忘虎门这个千年古镇厚重的历史与辉煌的现实。卢锡铭对此有着自觉而清醒的认识。集子中的《浪拍虎门千帆疾》《满城尽是霓裳浪》《龙的嬗变》《宁馨儿的诞生》《热土，谁是赢家》《搏击，虎的风采》《夜探伶仃洋》《胜览太平》等篇，均属 这方面的内容。在卢锡铭笔下，虎门既是历史之门、英雄之门、人杰之门、物华之门，也是改革开放之门与嬗变之门。正如作者所说：“虎门， 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虎门，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活的标本。” （《嬗变之门——写在前面》）不同于以往的咏史怀古类写作，卢锡铭立足于虎门这块神奇的土地，他“思接千载”，又“视通万里”，既穿越历史的隧道，又超越现实的重负。他纵情于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的岭南大地，酣畅淋漓地为壮阔的时代、英雄的人民、民族的复兴放歌。因此，卢锡铭的这类散文，自有其独特的内涵与品格。他所抒发的，既不是“多情应笑我”之类的个人忧愤或叹惋，亦有别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一类的雅思逸兴。他的散文，是海洋文化与珠江文化相碰撞的产物，是在水声水性水意水韵，在血与火交织的历史烟云中结出的奇葩异果，也是与众不同、万种风情，富于岭南味道的新时代“水乡篇”。卢锡铭的散文，每一篇都散发着浓郁的岭南“原乡”生活气息。我们知道，文学需要一种“原乡精神”，去沉淀历史的记忆，去探寻自己精神的来路。所谓“原乡”，就是故乡最本色的生活，它是被历史文化浸润过的人、事、景物、氛围和情调，也是中华民族心理中一种重要的文化积淀，是我们每个人感情深处最柔软的神经。因此，“原乡”既是文学的根，也是文学的魂。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如果拥有一种“原乡精神”，便不仅具有地域的独特性，而且更有“根性”和普遍性，更容易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并被记住。然而，每个人心中的“原乡”又是各不相同，各具形态的。散文只有写出了“各不相同”，即写出了真正属于“我的”原乡，它才具有独特性。我们看到，卢锡铭笔下的虎门镇都是“我的”。请看他写割莞草的场景：沿着这条小河的一带河滩，开垦了大片大片一望无际的草田，草田 上就种植着这种莞草，这莞草长得青绿青绿的，比人还要高出一头，远远望去，仿如一个波涛翻滚的大海。这水草一年收割一次，收割时节乡亲们 叫“斩草”，“斩草”是最精壮的乡民们干的活，因为收割是在盛夏，他们往往选择在月夜，壮男们用一条水布围着下身，便挥动着寒光闪闪的草镰，一阵狂砍便割下一大片，然后扎着一大束一大束，放落河中像放木排一样，顺着水流运回“草寮”中去，在寮中早有一群妇女在等候，她们用铜制的草刀，把草一条一条地串进刀中，然后像拉弓般，左手执刀，右手握草，膝盖往刀柄一顶，手往后一拉，草便被破成两半，晒干后染上各种颜色，织成多种图案的草席与地毡，销向东南亚一带。此处写壮男斩草，妇女扎草、晒草、织草的生活场景，不仅描写得既细致具体且富于层次感，同时还融进了“我与小伙伴们”躺在草席上晒太阳的真切感受，以及对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在《咸水歌里人家》里，卢锡铭写“水上人家”的风俗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这些“水上人家”在船上养家禽。他们将竹笼吊在船舷上，在竹笼里养满了“三鸟”。于是，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每当台风来临前夕，一百几十条船艇会泊在太平桥畔避风，这时笼子里的鹅鸭鸡齐鸣，先是一条艇，接着是相邻的两三条艇，最后几乎是全部艇的“三鸟”都欢叫起来，那简直是 “水上人家”生活的交响曲。二是“水上人家”每个小孩腰间都挂着个大葫芦，船艇一靠港，小孩纷纷拥上岸，排成一大方阵向街上走去，腰间的大葫芦在不停地晃荡着，简直像一群“打酒”的“童子军”，煞是壮观。三是“水上人家”的婚嫁旧俗亦很特别。一般男未娶于船尾放一盆草，女未嫁则放一盆花，以招媒妁。像这样原汁原味的例子，在《枕水听涛》中举不胜举。这些生活场景的描写勾画生动活泼，且富于生活的情趣、氛围和质感。更重要的是，这些生活场景不仅是沙田水乡共有的特色，而且是属于卢锡铭自己的。换言之，卢锡铭散文中的故乡是“我的”，情感也是“我的”。而这，正是千百年来，乡情每每被吟唱，而歌声却永远不同，永远不绝如缕、催人泪下的原因。 

卢锡铭是散文写作的坚守者和有心人。他对散文写作有思想与审美的“高标”要求，特别在“怎么写”这个问题上，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这就是“要写得深厚点，写得真实点，要用岭南散文温润的笔触说好虎门的故事”（《〈枕水听涛〉后记》），还要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写人，使人物更加形象生动，具体可感。我们看到，卢锡铭不但有自觉的艺术追求，而且善于通过具体的创作实践来体现这种追求。这是《横水撑渡人》中他对撑渡人阿驼的描写： “阿驼，背并不很驼，只是有点像“筲箕”背，学术用语是含背，这大概与他长年累月含着背撑船有关吧。他个头并不高大，但有一张岁月风刀雕刻出来的古铜色的脸，一双咸水腌出来带红且有点泛黄的眼睛，但眼神却异常锐利与纯朴。” 用极省俭的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阿驼的形神，尤其是“一张岁月风刀雕刻出来的古铜色的脸，一双咸水腌出来带红且有点泛黄的眼睛，但眼神却异常锐利与纯朴”，让人读后久久难忘。对阿驼撑篙和撑船的描写，同样十分传神： “阿驼的撑篙，油光滑溜，杯口般粗，近两丈长，选材楠竹，坚硬而 又柔韧。他手中的撑篙，仿如孙悟空手中的金箍棒，使得出神入化。乘客上船时，他把撑篙往桥柱一搭，成了乘客的扶手棍。乘客上齐了，他把撑篙往浮桥一点，艇便像离弦的箭射向江心。在江面上，他挥动着撑篙，东一篙，西一篙，像跳着撑篙舞，躲过一个个扑来的浪头，避过一只只穿梭而过的船艇。靠码头了，他把撑篙往江中一插，船儿轻轻地泊向码头，那撑篙此刻又仿如一定海神针，任凭风浪起，小艇稳如山！” 

散文写人有它的特点和要求，它不像小说那样从外到里面面俱到，工笔细描，而是抓住人物的特征，勾勒出人物的肖像或侧影，即所谓的以一斑窥全貌。散文之写人，虽只限于记叙性散文这一品类，但简洁且形神兼备地写人，的确能给散文增添光彩。应该说，《枕水听涛》中的人物，大多能达到简洁用笔、突出特征、形神兼备的要求。 

与以往的岭南“水乡篇”相比，卢锡铭的散文除了在主题的挖掘上更为深入，内蕴更为丰厚，感情更为复杂外，他的散文在日常生活细节的提炼方面也颇见功力。散文中的生活细节，是一篇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散文联系现实生活，能否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关键。遗憾的是，当今的一些散文家只重精神、重文化而轻视生活细节的描写，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些散文创作成了“纸上的写作”，或成为缺少血肉和生活气息的 “思想的表述”。卢锡铭的散文有效地避开了这种不良的创作倾向。由于出身于乡村，贴近大地，加之善于观察生活，同时注重个人体验的积累， 

这样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中，卢锡铭的作品自然便以真实丰满的细节见长。如在《又闻木屐声》中，他这样写春叔制作木屐： “他用锯子把一块块木头锯成模坯，然后用凿子凿成屐形，再用刨子刨得油光滑溜，一旦钉上一块用皮做的屐面，一双木屐便告诞生。木屐可分白屐与花屐两种。所谓白屐，是没有上漆的，而花屐则是刷上一层油漆，且在上面画上花花草草，或画上一只帆船、一群白鹭，或一间木屋、一缕炊烟！” 他这样写木屐被“废物利用”： “木屐破了，我们会来个废物利用，剥下屐面的皮剪成一个圆圈，做毽子的底，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毽子，踢起来也脆响。木屐则拿来做成小木船，这小木船可做得精巧呢，我们在木屐中间钻个洞，插上支小竹做桅， 然后将桅的顶端破开，再夹上块纸皮做个帆，在船的底部尾端插上块铁片 做个舦，然后放在池塘里斗谁的小木船驶得快！” 一双小小的木屐，竟有如此奇妙的用途！很显然，如果没有个人的亲历、感情的温润、心灵的渗透和细致的生命体验，肯定写不出这样情致丰 满而又充满童真稚趣的生活细节。 

卢锡铭的散文富于人文情怀和文化内涵，他善于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他的散文还有一个可贵的特点，就是思想与诗性的融合，寓理性于感性之中。因有诗性的滋润与感性的中和，他散文里的思想便不再沉重，理性的思考也不会流于空泛。这是他笔下的咸水歌： “嘹亮的咸水歌声，袅袅绕桅三匝，在河面上飘荡起来，引得天幕上的星星眨着眼睛，惊动的鸥鸟展翅飞向河的深处，一般闹至三更才散。 ‘三朝回门’，新郎会划着小艇陪新娘回家，行头少不了左边一只鸡，右边一只鸭，艇中一埕酒，当然还有新娘一张莲花般的笑脸。吃过午饭便划艇回家，一路上一对新人还会兴奋地哼起咸水歌……” “咸水歌声”插上想象的翅膀，带着诗性的遥思神逸，袅袅绕桅三匝，在河面上飘荡起来，引得天幕上的星星眨着眼睛，惊动的鸥鸟展翅飞向河的深处。此情此景，端的令人神往，引人沉迷。而写横水撑渡人阿驼，诗性的笔墨又有变化：“春日的早晨，他用撑篙点破一江春水，拨开一江烟雨；夏日正午， 他用撑篙勇闯汹涌急流，洒满一河江花；秋日傍晚，他用撑篙，拨动一江秋水，追着白鹭与晚霞齐飞；冬日夜深，他用撑篙，拨动一河磷火，扬起一江流星雨。阿驼的撑篙仿如一支彩笔，写着跳跃的诗，绘着飘动的画，谱着流淌的音符。” 

这里采用优美的诗性文字，描状阿驼在春夏秋冬撑篙摆渡的风采神态。情景交融，文采行于其中；注重遣词造句，佳句与丽词并流，寓意共 逸韵齐飞。同时，卢锡铭还善于融文字于情绪、氛围与境界之中，让文字 浸润在水韵与历史云烟里。如此，卢锡铭的写作便不仅有人文的情怀、思想的含量，而且能将思与诗艺术地融合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比较完美的散文写作，一种可以使岭南散文走向优美和阔大的有意义写作。将卢锡铭的散文放在岭南散文的坐标上来考察，我认为他有“三个新突破”：一是突破了传统岭南散文欢乐轻盈的格调，其散文既有田园牧歌，也有沉重的历史叩问，有质疑的精神、思想的重量和批判的锋芒。二是收于《云水问渡》集中的游记散文，突破了一般山水散文“印象式”“导游式”的解读，而是山水与人文互融，历史与现实的叩问交织，这样就把自然景观人化了。而读者读到的山水，便不仅是抒情化的描写，而是在抒情中渗透了文化的沉思，将审美的诗化与审智的深邃熔于一炉。三是突破了一般乡愁的写作，不是限于一隅，也不是一人一事的罗列记叙，而是观古今，明得失，深挖掘，善借镜，从家乡这片土地的人物故事，去叙说历史的印痕与云烟，去展现故乡的沧桑变迁与民族的盛衰兴亡，从而以非历史的方式来筑构散文的丰厚。从上述的三个突破，可见卢锡铭散文创作的雄心，以及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他从不满足于自己，而是一直在“寻根”与“找魄”，在探索追寻创新与突破的契机。而文学，永远都是属于勇者与探索者的事业。《枕水听涛》的成功，正是文学对于它的虔诚者和敬畏者的馈赠。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卢锡铭散文的可贵处，在于他是随着“世情”与“时序”的变化而不断变 化，不断创新和发展。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即在立心铸魂这方面，卢锡铭的人与文均有可观之处。所谓“立心铸魂”，首先是立德。而立德必先立己，铸魂培根必先铸己。只有将才情、学识、胸襟与道德贯通，才能达到人与文、道与器的统一。其次是修善。即宅心仁厚，以诚待人，温和谦让，宽容处世，与人为善。因为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最后是养气。 即刘勰说的“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文心雕龙 ·养气》）。质而言之，散文若立了心，散文也就有了魂。具体到卢锡铭，我认为他的散文的魂就是“水”。熟悉卢锡铭的人都知道，他平时温和，宽厚，谦让，注重立德、修善与养气，这样他才对“水”情有独钟。可以说，水孕育万物，也滋养了卢锡铭的散文。水的纯朴自然、和谐圆融、仁爱包容、柔中有刚，与卢锡铭的天性气质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另一方面，还应看到，由于生长于虎门，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虎门炮台的历史烟云和伶仃洋上文天祥的壮歌，所以卢锡铭的散文才既有水的柔软温婉，又有涛涌浪飞，长风浩荡的风骨、气度与开阔。也正基于这种判断，笔者才敢于断言：岭南散文，又见传人！ 

（陈剑晖：著名散文评论家，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华南师范大学文科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资深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