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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小说的可喜气象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述评

更新时间:2022-11-18 作者:李林荣来源:文艺报

随着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于2022年盛夏时节如期揭晓,在回望和重温中,参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类作品(276部短篇小说和10本小小说集),愈加鲜明地显现出总体态势和细节脉络上的一些特点,有以往鲜见的可喜亮色,有令人遗憾的偏失,还有需要作为问题来对待的新情况。

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5篇短篇小说,依作者姓氏笔画数为序,分别是刘建东的《无法完成的画像》、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蔡东的《月光下》。获奖作品在其所属的题材类型领域实现的创新、引发的启示,值得我们思考。

《无法完成的画像》主题落点是对革命先烈的诚挚缅怀和深情赞颂,但作品的独特贡献并不是简单图解这一主题,而是真切还原具体历史情境下人物的心理活动细节。作者始终让当初在小城画像馆当学徒、最后又盘下画像馆做了画师的“我”站在故事前台,进而使纯粹由“我”的叙述构筑起来的整个文本,成了一个不识英雄真面目的庸众(或者说革命事业的局外人)在时过境迁之后才终于恍然大悟的记忆搜索过程。这种从不知内情的旁观者视角侧写甚至反写英烈形象和牺牲事迹的小说作法,反衬出英雄当世无名、牺牲者死于暗地的悲壮和残酷。《无法完成的画像》继承了鲁迅《药》的笔法,又利用跟《孔乙己》里那位专管温酒的小伙计相似的叙述视点设置,改写了《药》里一派阴冷的社会环境底色。

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叙述形式质朴,历史感和现实意义充盈。作品与人情常理所能共鉴的童年经验的本真状态相合,所处理的素材在儿童文学领域或成长小说的类型框架中,大有继续伸展推衍的余地和必要。要矫正儿童文学创作以取材域外或仿造、移植洋题材为时尚的风气,正是要发掘像《山前该有一棵树》真实感人而又富有时代意义和教育意义、更有文学表现价值潜能的少年儿童成长题材。

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对都市情感小说进行了突破和变异。单看故事,它好像只是在讲述一对男女不顾阴阳两隔也要执着于柏拉图之恋的哀情罗曼史,但根据作品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叙述层次设置,总是由身为局外人的“我”来打探和转述女方的一面之词,20万元借款和那份只在手机图片里出现的协议,连同协议上一个认真、一个随意的签名,其来龙去脉的种种情节,都不能排除只是故事中人善意合谋的虚构故事。这种幻影般婆娑、回声般混响的叙事效应,正是闪耀在《地上的天空》中最新奇特异的亮点。

《在阿吾斯奇》以主副双线和显隐两层的相互推动拼接起来的叙事链条,以忆旧述往和近景铺陈的视点穿插造成的情境转换,这些在传统的军事题材小说中不常见的表现形式,很容易被误解为创作手法的随意或生涩。但即使是随意和生涩,经过在多部作品的反复磨砺和逐渐积淀,也有转化为成熟个人风格的可能。《在阿吾斯奇》和作者此后的另一力作《冻土观测段》相似,着墨深处不是人皆景仰的壮烈和宏大,而是整个军人群体和每一位普通战士的日常奉献。要呈现好这样的素材,浓墨重彩和轩昂高调的传统英雄叙事方式已不敷使用。《在阿吾斯奇》《冻土观测段》没有因袭中外文学中久已存在且仍在流行的非英雄和反英雄叙事模式,而是采用了褪色、降调、减光的处理,相应地,也对人物、情节和场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淡化和零散拆解。

蔡东的《月光下》从叙事形态上看,与《在阿吾斯奇》有异曲同工之处。细节的隐约含混、心绪的弥漫升腾,弱化甚至打乱情节顺序,以人物内心话语牵动情境交迭,凸显心理空间和时间,加强叙述的主观质地和个性色彩等技巧,是年轻一代女作家女性主义表情的流露,也是《月光下》叙事风貌上最独特也最见神采的一层亮色之所在。

伴随城镇化建设日益深广的加速推进,近20年来,现实题材短篇小说创作所呈现的社会生活背景和故事情境,越来越显著地集中到了城市。近年现实题材短篇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已将笔触从实际上发展得空间体量更加庞大、现代化内涵也更加丰厚充实的都会级城市,移向了体现着更多城乡融合的风貌特色和人文气质的中小城镇。

为此,相当一部分作品甚至还刻意回避或模糊了真实地名和确切的地理方位及城市地标。这使得读者不能再轻易地把作品中的地点、场景对号入座到实地,更使得展现在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带上一层普遍指涉的意味。于是,从当前的现实题材短篇小说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都市和乡村的同步退隐,一方面又可以看到糅合贯通了城市和乡村两种气息、两种质地的城镇社会的叙事布景大面积铺展。

参评本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中,老藤的《一滴不剩》把人物和故事都投放在了新区管理建设这一极具都市特色的现实场景中,颇有几分剑走偏锋、举重若轻的寸劲。艾玛的《万象有痕》和《芥子客栈》在海滨岛城展开故事,个体生命经验层面的垂暮意识和忏悔意识,社会和家庭层面的老龄化困扰、代际冲突、女性维权,以及跨社会阶层的对话沟通和同情共感,这些看似散落在现实生活不同领域、不同角落的现象和问题,在作品中获得了妥帖有致且感人至深的整体表现形态。王威廉的《野未来》把中文系毕业的叙述者“我”和科幻迷、机场保安赵栋,安排成了蜗居城中村出租屋的室友。现实和科幻两重情境的无缝焊接,精细的心理状态和人物关系刻画,使作品浮出了景观化的城市书写大潮。班宇的《逍遥游》和畀愚的《春暖花开》都是限知于故事中人的视点立场的内聚焦倾诉。只不过在《逍遥游》里,这种爱的回归是源于旁人对叙述者的施与,而《春暖花开》却直接出自叙述视点所依托的人物本身。

雷默的《盲人图书馆》、南翔的《伯爵猫》、吴君的《莲塘饭店》、左马右各的《广场上的母亲》、付秀莹的《地铁上》,分别从图书馆、书店、饭店、社区广场、地铁车厢这几个符号化的城市生活空间,摄取置身其中的人物言行举止和内心活动的幽微细节,力图勾画出沉浸于特定环境、交互于特定景观的世态人情的常与变,进而也赋予表象化的城市景观以足够的心理深度和精神厚度。

短篇小说一向以雕阑画础式的细小和分明,既与宏大壮丽的长篇文类相依为命,更以见微知著的精描细刻见长。假如把长篇小说比作一棵大树,那么,短篇小说或许就该像一座绿植小盆景。而要做好这座小盆景,最管用也最得力的办法,仍不外乎百余年前胡适所介绍的那样:从只有一个纵剖面却有无数个横截面的人生、历史和社会变迁的流脉中,选准最具全体代表性的要紧处,横面截开一段。换言之,短篇小说的体裁优势在于盆景式的精当剪裁和精华缩微,发挥这一优势的关键在于选准“横面截开一段”的下手处。而横截下手的准与不准,又取决于取材立意的范围和境界。在参评本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中,为短篇小说体裁的增容承重和思想艺术境界段位提升所做的尝试,可归结为以下5条路径:

一是深化细化女性叙事。如王芸的《薇薇安曾来过》,以交叉变奏的视角,为不同身份、不同个性却又同样选择独居自处的老年女性,展开面向生命终点怀想似水流年的内心叙事;张惠雯的《飞鸟和池鱼》,以非情节化的散文式片段絮语,展示一位女儿陪伴老病失智的母亲一日间的所见所感,时现尖锐的心灵刺痛感;付秀莹的《腊八》以自言自语的无声倾诉,为最寂寞的心情写照。姚鄂梅的《旧姑娘》叙述利落、细节绵密,女儿的成长心迹与母亲的职场风采、婚姻际遇,以及单亲家庭生活的特别气氛糅和得恰到好处,把城市生活背景下中年女性的明朗坚韧和母女之间既相濡以沫又自尊自立的温暖清新,烘托映衬得可亲可敬。

二是探索折射大时代的小叙事。周瑄璞的《星期天的下午餐》、万玛才旦的《水果硬糖》、王占黑的《去大润发》各以独特的选材和叙述形态,支撑起了自带悠远景深的凡常人生画面组合,具体而微地牵连起历史脉络、折射出大时代风貌。它们精心探求短篇小说以小博大、以轻驭重的新方向和新可能的蓬勃干劲,很值得称道。

三是为乡土叙事注入传奇幻想元素。乡土题材数量偏少是本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参评作品的一大缺憾。所幸还有李约热的《喜悦》、汤成难的《奔跑的稻田》、晓苏的《老婆上树》这样别开生面、饶有新意的佳作,以质朴诙谐、流转自如的灵动描述,证实脱贫攻坚、生态农业、乡村振兴这些绽放着新时代光彩的主题以及中国农村的生活场景和人文风俗,可以在吸收故事话本、民间传说、现代奇幻等文类元素的基础上,锤炼提升为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典型情境、典型形象和典型叙事。《奔跑的稻田》构思和叙述个性充沛、灵气激荡,熔铸超现实元素与细腻传神的写实肌质于一炉,将人和土地、农民和耕作之间极新而又极旧、极现代而又极古老的深切联系描绘得淋漓尽致、诗意盎然。

四是复兴工笔风俗画式的世情叙事。这方面的作品,首推斯继东的《禁指》和冉正万的《鲤鱼巷》,其次是哲贵的《仙境》和东君的《秋鹿家的灯》。《禁指》状写琴人暮年,些微俗事的刻画中处处透出雅致,素净中若有绍兴方言翻版林斤澜小说话语的风味。《鲤鱼巷》笔调老练风趣、瓷实有神,讲述退休的公交车司机老柳在大拆迁来临前的时光里,依傍着位处闹市深处的鲤鱼巷老宅,在记忆闪回中对巷中市井风景做最后流连的一段没有故事的故事,尽显汪曾祺式散文体小说的冲淡神气。《仙境》演绎了当下城市社会情境中一出“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梨园行故事,外挂了戏里戏外多少有些情迷意乱的桥段。《秋鹿家的灯》讲述浙南老街许家三代的人生遭际,凸显时代一角的世情沧桑。另外,这类作品中别具一格的特例,是蒋子龙的《寻常百姓》。它以笔记小说九题集束的体例,接通别传、志异、野史和小说、散文、非虚构等古今雅俗多重文类的血脉,虚实相映,庄谐并用,言近旨远,烛照凡尘。

五是开辟国际题材叙事新路向。在历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入围和获奖作品中,国际题材都属小众类型和稀见资源。但这种现象在本届评奖中有所扭转,朱山坡的《萨赫勒荒原》、张怡微的《字字双》、金仁顺的《小野先生》等篇什,已在这方面表现出可贵的拓荒意识和试验勇气。此外,另有一些光亮闪烁但未臻圆满的作品,如朱文颖的《分夜钟》、西元的《生》、双雪涛的《杨广义》、李宏伟的《沙鲸》,以及津子围的《救赎》和劳马的《无语的荣耀》这两部小小说合集,似在提示我们“新写实未竟,先锋派尚存”。文学上的“新”或者“先锋”,一如其他领域的“新”和“先锋”,唯有落地、重生于本土才能获得真生命,并焕发出开枝散叶、值得接续传承的活力。当前,厘清近30年来中国小说代代相承、环环相扣、波浪相继、紧密衔接的层累式发展本相的时机已经来临,行进于文坛前沿的创作和理论两队人马直面来路,整合资源,汇聚能量,重续并且促成小说艺术真正更新迭代的时机,也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