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抒情与智性，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两翼。但长期以来，散文的研究者一直重审美抒情而轻智性，从而导致百年来审美抒情一支独大，而智性散文几乎被人遗忘。考察智性散文的理论主张与历史流变，探究智性的哲学来源，界定智性散文的概念及内涵，重现智性散文的创作实绩，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当代的散文成就。它不但可以使当代散文变得更加有智有趣、亲切有味，而且中国散文的智性之光，能照耀当代散文从抒情小品衍化拓展为智性大品，从抒情审美为主到兼备审美与审智，从而拓宽了当代散文的路子，使当代散文走向丰富、阔大与遥远。

关键词：中国现代；智性散文；审美抒情；感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散文创作以其广泛的题材，日益贴近现实的日常化写作，丰富多样的品类和各式各样的文体形态，呈现出杂树生花、方兴未艾、蔚为壮观之势。但散文在繁茂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失。这些缺失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点，就是智性写作还没有引起散文写作者和研究者的充分重视，从而导致无趣和无思想，无灵性，无生气散文的泛滥。关于当代散文创作的智性问题，此前孙绍振和孙郁两位学者也有所关注。孙绍振在《审美、审丑与审智》一书中，系统地梳理了现代散文从审美、审丑到审智的历史过程；孙郁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漫谈当代智性散文：告别无智与无趣》、《漫谈当代智性散文：回到鲁迅那里去》《在言志与载道之外》三篇文章，则以专栏的形式“漫谈当代智性散文”，这表明了《人民日报》和孙郁先生的学术敏感，也说明智性问题之于当代散文创作的重要性。略为不足的是，孙绍振先生对审智散文范畴缺乏必要的界定，谈的也不是很集中。孙郁先生则是以“访谈”的方式谈当代智性散文，命题似乎还没有充分展开，此外他的“智性散文”范围，也较为宽泛。本文拟在两位孙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对现当代智性散文作进一步的梳理，并确立“智性散文”的范畴、内涵、特点及理论纵深，以期中国散文的智性之光，能照耀当代散文从抒情小品衍化拓展为智性大品，从抒情审美为主到兼备审美与审智，从而使当代散文走向丰富、阔大与遥远。

一、抒情与智性：中国现代散文的两翼

中国现代（这里的现代，也包括当代）散文从五四时期开始，就存在着抒情与智性两说。比如在被视为现代艺术散文定位的第一块基石《美文》中，周作人就指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夾杂的。”周作人以西方“论文”为立论依据，认为外国的论文有两类，但他的艺术趣味明显偏向于晚明公安派的性灵小品，兼之认为《新青年》“随感录”里有不少文章“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所以在主观上，他是倾向于既“叙事与抒情”，又“真实简明”的“艺术性”论文，即“美文”的。不过在力倡“美文”时，周作人多少有些矛盾和摇摆。由于无法绕开西方“絮语散文”的哲理思考，故此他又觉得应将主智的essay包括进来。因为“好的论文”，“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在《燕知草．跋》中，他这样评论俞平伯的散文：“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的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在这里，“知识”与“趣味”，都是偏向于智性的。也就是说，周作人一方面力推“记述的”，“艺术性”的“美文”；一方面又认为必须再加上“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能够创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遗憾的是，由于五四时期白话散文发展的需要，也因为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偏爱抒情与诗性，此后的散文研究者谈起五四时期的散文理论，一般只肯定前者，而对后者往往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这当然不是周作人个人的过失，而是时代和历史的选择。

在五四时期，除了周作人意识到智性之于散文创作的重要性外，郁达夫、钟敬文也注意到了散文中智性的价值。郁达夫最著名、且为后人广泛认同的散文观，是关于五四运动和散文“人的发现”，即以“个人”为本位的散文观，而他的“智”的观点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郁达夫关于“智”的观点同样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在《文学上的智的价值》一文中，郁达夫注意到：“当谈过一册书或一首诗之后，心里所感到的一种目的意识，能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和扩大起来的那一种文学上的效用”，其实就是一种“智的价值”。而散文，更是“偏重在智的方面的。”散文既要有个性的发现，又要有“智的价值”，这是郁达夫散文观的高明之处。不仅如此，在郁达夫看来，散文中的“智”不应是某个道理的说教，也不在于解决深奥的哲学问题，而是必须“要和情感的价值、道德的价值等总和起来，才能判断的。”这就是郁达夫的“智情合致说”的基础，即散文创作必须有“目的意识”，并将个性与社会自然相联系，再加上“智”的调和，如此就能达到“智情合致”的境界了。应当说，郁达夫的“智情合致说”说即便放在今天，仍有其极大的启示性和指导意义。

作为周作人的信徒和“言志”散文理论的实践者，钟敬文的散文观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不过他的“情绪与智慧”说对本文来说同样不能绕过。在《试谈小品文》一文里，他认为“做小品文，有两个主要的原素，便是情绪与智慧。平常的感情和知识，有时很可用以写小说做议论文的，移到小品文，则要病其不纯粹，不深刻。它需要湛醇的情绪，它需要超越的智慧，没有这些，它将终于成了木制的美人，即使怎样披上华美的服装。”钟敬文的“情绪与智慧”两元素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周作人的“言志说”散文理论的反拨与补充。因为周作人认定晚明性灵小品是现代散文的源头，忽略了先秦诸子及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的智性文统对现代散文的影响，因此钟敬文对“超越的智慧”的倡扬，丰富了“言志说”散文理论的内涵。

在上世纪30年代，林语堂是智性散文最为得力的鼓吹者。尽管林语堂没有明确提出智性散文的概念，不过他的性灵、闲适、笔调、格调、趣味，特别是幽默等主张，都隐含着智性写作的因子。在《论文》（下篇）中，他认为“盖现代散文之技巧，专在冶议论情感于一炉，而成个人的笔调。此议论情感，非自修辞章法学来，乃由解脱性灵参悟道理学来。”散文最要紧的是要有“个人笔调”，而“笔调”来自议论与情感的交融，以及渗透进智性的性灵。不独如此，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林语堂还进而指出：“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人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明慧悟性”再加上“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幽默与知趣，如此在俯仰之际就可拾得“东篱语”，造出“天地间之至文。”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五四时期至上世纪30年代中期，智性散文理论虽比不上抒情理论那样丰富多采、深入人心，却也时有可见，识见不凡，启人心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时期的智性散文创作十分兴旺发达。大致来说，这时期的智性散文可分为两路：一路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感，其源头是六朝文章的精神和美质。这一路的杂感表面嬉笑怒骂，峻急激愤，但内里充满智慧与慈悲，有一种沉郁的品格；另一路以周作人、林语堂的“闲话聊天”散文为代表。周作人的散文在冲淡平和中透出幽隽明妙与悠远，有一种内美与智慧蕴含其中。林语堂的幽默小品则闲适超脱、冷眼旁观，常于会心之处、幽默调侃中见出智性的机锋。其他如梁遇春、钟敬文、俞平伯等的创作，也都属于这一路散文，他们与周作人、林语堂一样，都在有意地找寻属于自己的智慧表达方式。正因五四时期智性散文小品有如此的实绩，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才会给予五四散文如此高的评价，认为其成就超过了小说、诗歌与戏剧。同样因为五四智性散文小品的发达，我们才有底气说抒情与智性，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两翼。

然而中国现当代的散文研究者，却一直重审美抒情而轻智性，从而导致百年来审美抒情一支独大，而智性散文几乎被人遗忘。这里面固然有时代和历史选择的因素，但文体认识上的不成熟和片面性，也是致使散文两个翅膀掉了一个的原因。当然，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原先倾向于闲聊幽默和性灵的作家，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严酷现实面前，已经失去了闲情雅兴，再也幽默不起来了。而曾经致力于将散文当作“纯艺术品”来经营的何其芳等唯美散文家或投身于抗战洪流，或深入到生活的底层。可以说，此时的他们已基本上放弃了原来的艺术追求。散文观念的改变，必然影响到散文体式的选择。这时期最受欢迎的散文主导文体是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而随着散文创作社会性、政治化的强化，散文的智性写作也与审美抒情一同消弥了。进入4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散文仍然沿着通讯报告与叙事的文体轨迹演进。只不过，这时期的中国现代散文已不似30年代后期那样整齐划一。实际上，这时期存在着两种散文体式：一是在解放区，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一如既往高歌猛进；一是在国统区，以梁实秋、钱钟书和王了一等人为代表，承续了二、三十年代智性散文的幽默闲适情调，写出了《雅舍小品》、《写在人生边上》、《龙虫并雕斋琐语》等作品。尽管在40年代的连天烽火中，这样幽默、谐趣的声音还太微弱，也构不成散文主流，但它毕竟保留住了智性散文写作的流脉，这在当时殊为不易。

上世纪50年代，最受推崇的散文文体仍是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60年代前后，由于理论上展开了“散文笔谈”；创作上杨朔等作家提出“诗化散文”的主张，散文逐渐向五四时期的“美文”传统回归。这种创作趋向一直延续到80年代。也就是说，整个80年代，散文的主流还是以杨朔为代表的诗化审美抒情模式，智性散文仍被作家和散文研究者轻视。直到90年代，继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之后，出现了广受读者欢迎的“学者散文”，失落了近半个世纪的智性散文传统才得以赓续。

学者散文以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汪曾祺、杨绛、肖乾、施蛰存、陈白尘、黄裳、黄苗子等为代表，他们自小都接受过比较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古代文化的学养十分深厚，同时他们年轻时大多游学西方，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淫，兼之他们还耳濡目染了“五四”时代学人的思想和风采，因此他们的思想和为人处事自然更接近于“五四”学人而有别于当代的文人。他们以传统士大夫的情怀来创作散文随笔，以科学家的理性来介绍知识，释疑世间万物万事，又以哲学家的智慧来感悟社会人生。于是，他们的散文自有一种杂博阔大，一种古朴的历史感和文化氛围。

学者散文在思维方式上，都有一种内敛性的特证。这种思维主要受到儒、道、佛的影响。它推崇“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服膺“静”“命”“常”“明”的“动态平衡”规律。内敛式思维注重直观、直觉、内省和体悟，其间既有质疑、批判、自我忏悔，也有冥想冷观，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含蓄。内敛式的思维还崇尚古朴简洁。它一方面蕴含着古典的遗风余韵；一方面又充满着科学的精神和现代的意识。它像禅又不像禅，看似平平淡淡，不温不火，从容不迫，内里却有独特的生命体察。正是因此，内敛式思维具有“不事张扬”和“缄默的智慧”的特征。它拒绝飞扬躁厉，远离抒情感伤，亦与急功近利无缘。这一点在张中行的散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他一再强调人要“顺生”：“生，来于天命，我们抗不了，于是顺；顺之暇，我们迈出几步，反身张目。”自然平淡的语言，体现的是中西融汇的生命智慧和对人世百态的冷静观照，而这与作者崇尚的儒学禅学思想在内蕴上是一致的。

学者散文崇尚智慧写作。曾经有人说，中国老生代的学者散文作者，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一个最有文化，最富智慧，人格最为高洁的创作群体。”诚哉斯言。为什么学者散文的文体如此诱人，这其中固然有学识，有人生的修养与人生境界使然，但设若没有智慧的渗透润滑，则学识有可能变成“掉书袋”，人生境界也有可能因坚硬刻板而流于说教，使散文随笔失去了味道。可见，散文尤其是其中的随笔小品等品种，不但需要修养、学识、思想，同样需要人格的智慧。有智慧的散文启人心智，既传达了真理，激发起读者的理性认识活动，又带给他们阅读的轻松与愉悦；没有智慧的散文一般来说都显得干巴枯燥、呆板滞重，而且往往伴随着思想的苍白和艺术上的平庸，这样的散文就如大锅清水汤一样寡淡乏味。所以，文学史上那些优秀散文作家，一般来说都具备着较为出色的主体人格智慧。比如，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等均是如此。而学者散文在这方面表现的也很突出，在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汪曾祺、杨绛、肖乾等人的学者散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强大的主体人格智慧，感受到了他们自由的心灵和散淡的性情，以及中国的柔性哲学和中国智慧对散文的渗透。他们的文字带有儒雅的韵致，一方面强调智性向内心倾斜；一方面又坚持真善美，注重良知的表达，加之人格的魅力，这是学者散文广受欢迎和推崇的根本原因。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往被抒情压制的智性散文更是日渐递增，颇有风起云涌、全面勃兴之势。这时期除了“文化大散文”和“老生代”的学者散文外，王小波、韩少功、史铁生、余秋雨、张 炜、流沙河、潘旭澜、林 非、韩石山、周 涛、周国平、周国平、于 坚、李敬泽、祝 勇、周晓枫、张锐锋、宁 肯、穆 涛、彭 程、鲍尔吉．原野、钟 鸣、孙绍振、南 帆、丁 帆、王 尧、王兆胜、舒婷、林贤治、筱敏、朱 鸿、费振钟、王开林等优秀散文家和学者，也写出了大量的智性散文。至此，中国现当代散文抒情和智性终于两翼双飞、齐头并进，并因此迎来了中国散文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二、“智性”之辨及智性散文界说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概念就是存在的本质与真理”。又说：“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概念又是一个全体，这全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构成概念的一个整体，而且被设定和概念有不可分离的统一性”。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是理论话语建构的基石，是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统一。概念是从具体的事物抽象出来的，它不但体现着事物的本质与真理，而且区别于别的事物，具有别的事物不可替代的特殊性。散文作为现代文学中一个独立的、特殊的门类，作为“不可替代的”现代文体“四体”中的“一体”，它当然有自己的本质特征，有属于自己的核心概念。我在与吴周文教授合作的《建构自主性的散文理论话语》一文中，将“自由”、“个性”“真实”、“真情”、“趣味”、“人格”确定为散文的核心概念。现在看来，还应加上“智性”这一重要散文范畴。因散文比任何一种文体都更注重精神性和智慧，所以离不开智性。让我们先来看看“智性”。

“智性”，作为哲学概念，可当作知性看；作为佛教语，智性指的是悟性、真性和禅意；而作为日常生活中一般的理解，智性则指聪明、智慧、有见识，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智性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一个概念，意思近似于知性理解力和理性逻辑推理能力。按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的说法，智性是一种使对立或不协调的事物平衡起来的能力。而按笔者的理解，智性是与感性、理性相对应，既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又有所区别的一组概念：感性，指属于感觉、直觉等心理活动。一般被理解为凭借感官等来认知，基本由个人的第一印象或感情所决定，并未深入思考便做出判断；理性，是相对于感性的概念。它通常指人类在深入审慎思考后，以推理方式，推导出结论的那种思考方式。感性和理性，都属于意识的范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而智性，则是建立在认识主体依据各方面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上的感悟力、理解力、想象力和平衡能力的总和。具体来说，智性是一种使感性与理性、具象与抽象、个别与一般在特殊的文体和艺术形态中获得的思维融合能力和穿透力。它凭借悟性、灵性、理趣和想象力构筑感性、具象和圆融亲和、富于诗性的艺术世界，并凭借理解力和想象力赋予这个艺术世界以理性、抽象和普遍的意义。而智性的来源，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柔性哲学中的中国智慧和禅宗。我们知道，中国哲学讲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中国人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中华民族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认识和特殊的信仰信念，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通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界限，肯定彼此之间相依共长、相成共振。这种中国智慧在《老子》、《庄子》《论语》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再说禅宗。它的原则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在参禅的过程中，则主张“渐悟”和“顿悟”。何谓渐悟和顿悟？渐悟指的是坐禅，即把修佛分成若干个阶段，强调的是循序渐进。顿悟则是通体的瞬间之悟，是一种透视一切的创造性和生命活力。它的要义是自信、见信与佛理的交感相容，透露出的是人性中一种特殊的性灵，不但具有非分析、非理性思维和超越文字与逻辑的特性，而且它的表达又是艺术化乃至诗性的。总之，相对于西方用理性思辨的方式来考察、探究形上学的对象，中国哲学和禅宗重视的则是对存在的体验，是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是德性修养与内在的超越。这些对中国智性及智性散文，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康德的“智性直观”。康德提出的“智性直观”问题在现代的东方思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对此问题最感兴趣并花了大力气阐释的，当首推中国哲学家牟宗三。牟宗三较晚时期完成的《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和《现象与物自身》两部著作，从总体上对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做了阐发，尤其是对“智性直观”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赋予“智性直观”概念以“本原直观”、“纵贯直观”和“如相直观”三种解释，认为“智性直观”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血脉，并试图把它作为中西思想的结合点。另一个对“智性直观”感兴趣，并试图通过美学与哲学相结合来解释“智性直观”的，是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他的理解虽然不同于牟宗三，但在试图以东方思想克服西方近现代主客体思维模式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尽管牟宗三和西田对“智性直观”的解释有不符康德本意之处，但他们把“智性直观”看作“无知之知”、“静观”、“独觉”、“圆觉”、“彻知”、“证知”和“体悟”、“领会”、“慧觉”等，都体现出西方理性思维与东方智慧的融合。

三是维柯的“诗性智慧”。诗性智慧是维柯在《新科学》这部著作中提出的一个著名概念，它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形态，也是维柯认识世界的一块基石。在《新科学》一书中，维柯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谈诗性智慧。所谓诗性智慧，从人类精神共通性的角度看，就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心头语言。它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并与哲学的抽象玄奥相对的、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智慧。由于原始人生活在思维的昏暗与混沌之中，他们生来就对事物和自然无知，也没有逻辑推理的能力，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思维是一种构建于感性之上的形象思维。正因其无知，加之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所以原始诸异教民族对什么都感到惊奇。维柯对人类远古的原生态的考察，和他关于诗性智慧的阐释，不仅为当代的文学理论，也为当代的散文创作提供了一个反思、切入与整合的独特观察视野。即是说，作为人类文化史上的第一个思维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一直与其高贵的智慧整合着、贯穿着人类的一切文学实践，渗透进人们的文学思维活动之中。不仅如此，诗性还涉及到本体论和存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回到诗性，就是回到原初，回到本体，回到常识，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一些本原性的问题，诸如惊奇、激情、想象、创造、生命原力，等等。这于当代的散文创作，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代中国智性散文写作的兴起，并不是立足于语义学立场，从智性定义出发引起的散文创作现象，而是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历史与价值观念的转型变化，特别是批判性、否定性意识的增强而出现的。这一点在上世纪90年代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原先统一的规范已被多元的价值取向所取代。其标志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这时期“思想凸现，抒情淡出”，批判性、否定性意识得以增殖，并出现了“思想者文丛”、“曼陀罗文丛”、“野草文丛”等似向于思想性和智性的丛书。在散文写作界，则涌现了一批坚守人文精神，善于独立思考，具有质疑与批判品格的散文写作者；同时，这时期也没有那么多僵化保守的散文观念，规定散文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加之这时期一些知识分子找到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告别传统知识分子“清高”、“孤傲”的洁癖，积极参与到公众生活和社会事务中去，把书斋文化转化为一种民众能够接受的社会文化。于是，在生存环境得以改善和思想观念的松绑，当代的智性散文也就蓬勃发展起来了。其次，文化环境的宽松，还体现在散文家在写作时精神相对自由，心态比较从容平和。这一点对于智性散文创作尤为重要。因为智性散文作为文学本体的代表和人类精神的一种实现方式，它比别的任何文学样式都更渴望拥有自由表达的空间。然而在以往，这种自由表达的思想空间却很狭窄。现在，随着社会的市场化和公共空间的拓展，智性散文作家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可以无拘束地臧否历史、品评现实，抒发个人哪怕是深埋于心灵深处的情愫了。第三，大众传媒的空前发展，也改善了智性散文的生长环境。由于90年代传媒特别是文字传媒发展很快，而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为散文随笔提供了版面，这样散文作者再也不象过去那样只靠几个报刊发表散文，他们四面出击，到处开花，通过媒体将思想广泛传布于社会的各个领域，而期望借助散文随笔调节生活、提高审美层次和文化品位的广大读者也对此作出了热烈的反应。总之，散文生长环境的不同，文学生态环境的相对自由宽松，是90年代智性散文滥觞的根本原因。

探讨了智性的来源、内涵与兴起的原因后，还必须进一步追问：什么是“智性散文”？它有怎么样的理论形态和理论纵深？目前散文研究界除了孙郁和孙绍振两位学者对此有所涉及，还没有见到其他人对智性散文概念作出界定。按孙郁的定义，智性散文是“以感性方式呈现认知世界和表现自我的诗化智慧。”智性散文不可缺失者三：“一是具神思；二是能兴感；三是有美质”。从智慧和学养、自由神思和美质来界定智性散文智性散文，可谓精当之论。孙绍振没用“智性散文”这一概念，他用的是“审智散文”，他认为“与审美的不同之处是：审智不但不诉诸而感情，且是有意超越感情，直接从感觉诉诸智性，对智性作感性的深化。”孙绍振将“审智”看作一个由“审”与“视”构成的过程，即由感觉诉诸智性，由抽象向具象作某种程度的转化，将智性话语的产生、变异、倒错乃至颠覆的过程在读者面前展示出来。孙绍振对“审智”的论述充满辨证法，且贯穿于全书中。不过由于偏重于“过程”的描述和个案的解读，他并未从理论上对“审智”概念进行集中和清晰的界说，这是这本充满问题意识和原创精神的散文专著的不足之处。

孙郁关于“智性散文”的定义，以及孙绍振对“审智”的历史描述，启迪笔者进一步思考智性散文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根据智性的本义、来源及历史演变，再结合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创作实际，笔者以为可以这样来定义智性散文：

智性散文是与抒情散文并举的一种现代散文体式。它以感性的方式呈现理性的思维，以文学化的叙述、诗性的智慧剖析问题和认知世界，表达个体的经验与感情。

智性散文的定义，它的逻辑和理论内涵应包括这样几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反思性。这是智性散文的出发点。与抒情散文不同，智性散文无论写历史，回忆故乡童年，谈论知识和人生，针砭时弊都带有反思的特征和品质。在这一点上，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智性散文更为突出。比如韩少功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对“个狗主义”的批判。史铁生对死亡、生命价值、写作的意义和人类困境的追问与遥想。王小波对愚蠢、道貌岸然、弄假成真现象的抨击嘲弄，等等。可以说，在反思历史，拒绝遗忘，展现苦难记忆，捍卫人的平等和尊严，关切人的智力的健全和社会正义等方面，智性散文超越了80年代的反思小说。可惜这个问题迄今尚未引起散文研究者的注意。

第二层次，既具理性思维又具文学品质。智性散文是一种具有开阔的现代视野，又以自我为印记，以个体经验为底色，以文学化叙述为手段，以别致的视角层层剖析问题的散文。它直接诉诸感情又超越感情。

第三层次，是感性与理性的深度交融。智性散文必须建立于感性之上，并以感性地、审美的方式，诗性地呈现作者的生活经验和对于现实社会，对于人类世界的认知，这是智性散文能够存在并与抒情散文相抗衡的逻辑前提。在这一点上，孙郁与孙绍振两先生也一致认同。因为智性的立足点是具象的、感性的，同时它又属于美学的范畴。它需要理性的介入，需要适度的抽象，但这一切都必须在审美的过程中完成。离开了感性的基础和美质的渗透，智性就无法感而成智，化智为美。如此，智性散文就不复存在了。

第四层次，是自由神思与散淡心灵。散文是最自由自在、灵活多样、无拘无朿的文体。作家们在这里可以谈天说地、任情随性，也可以发挥想象、尽情驰骋，展示出自己的最大艺术才能。不仅如此，散文作为一种作者心灵告白和人类精神文明的实现方式，它是对于固化模式的反动。它在本质上应是神思的、兴会和倾向于性灵的。它偏爱亲切从容的交谈和自由的表达。而在这一点，智性散文可谓得天独厚、左右逢源。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学者散文就是例证。学者散文的作者一般都具备比较博大的胸襟，他们不但具有包容万事万物的人生态度，还拥有通达洒脱、俯仰自如，“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自由自在的心灵。因此，他们的智性写作或状物，或写事，或怀人；或记叙，或聊天，或抒情；或古拙，或冷静，或深沉，或超脱，真可谓是信笔由缰、任意为之，当行即行，当止即止。一切都是这样无拘无束、水到渠成、天然成趣。而这种自由神思与散淡心灵，正是智性散文的精妙之所在。

第五层次，是幽默与理趣。智性散文需要感性与理性的深度交融，还需要幽默的调节中和。这是智性散文必不可少的元素，也是智性散文区别于抒情散文的本质特征。因为幽默不但体现了一个作家智力上的优越，而且可以使智性散文变得有味有趣。也许正是看到这一点，上世纪30年代的林语堂极力推崇倡扬幽默，惜因时运多乖，导致幽默中断了半个世纪。如今，随着智性散文的勃兴，当代散文创作中的幽默因素也在不断增殖，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除了上述几个层次，智性散文应有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基础。在散文中，作家的主体人格智慧往往是与幽默联系在一起的，散文作家总是力图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从独创性、个体性乃至深刻性方面，将自己整个主体人格即作家内在生命的能动性和丰富性呈现出来，而幽默所要涉及的主要就是这种人格的精神价值。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幽默要避免这些怪癖，它要有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基础，使它把显得只是主观的东西提高到具有表现实在事物的能力，纵使是主观的偶然的幻想也显示出实体性的意蕴”。由于有丰富而强大的精神作支撑，所以作家便能够从从容容、潇洒自如、浑然不觉地漫游于幽默谐趣的海洋，于无足轻重的日常生活中见出深刻的涵义，在揭示真相、剖析事理中展示诗性的智慧，甚至即便是信手拈来，零散且没有秩序的东西也能凝聚成焦，碰撞出耀眼的思想火花，从而使智性散文拥有一种抒情散文所没有的深度和力度。

三、智性散文抽样分析

考察现代智性散文，我们看到，五四时期是智性散文的高峰，其时智性散文的文体表现形态主要是谈天说地、闲适随意、坦露心性的“聊天体”，其代表散文家是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前后智性散文的重镇是国统区的梁实秋、王了一和钱钟书。他们三人的智性散文都有浓厚的幽默谐趣的因子，但又各擅胜场。梁实秋的散文以雅化俗，平中有奇。他的幽默往往带着调侃和自嘲，既有人性的温厚与宽容，又有心灵的自由与放纵。王了一的散文也属温厚宽容一类。他以一个中年人的冷静与达观，连类譬喻，从容叙事，于常识中见智慧，让人通过幽默谐趣的日常生活场景和语言感受到“带笑的眼泪”。相较而言，钱钟书则偏向于冷眼看世界和人生。虽然他有一流的智性，甚至其智力超过了梁实秋和王了一，但因他是“冷眼的智慧”，所以“与林语堂随笔的幽默微笑不同，钱钟书随笔多讽刺，有时比较刻薄，不留情面，这虽有力透纸背之妙，但也带来作品的不温厚，欠蕴藉的缺点。”钱钟书散文中的幽默，实际上是一种硬幽默，这种幽默接近于讽刺，可称之为富于进攻性的幽默。就智性散文的本质和规定性来说，笔者更倾向于能化解社会矛盾，缓解人生压力，有益于沟通人际关系的软幽默，即以人性的温厚包容和暖意为底色，能给人以会心微笑的幽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更欣赏林语堂、梁实秋、王了一一路的智性散文。

如前所述，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生态、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散文观念等等原因，建国后前40年当代的智性散文并没有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前30年的散文创作基本上没有幽默谐趣，自然也就没有智性散文。后10年也即80年代，尽管有汪曾祺恬淡自如的文字直追周作人和晚明小品；有孙犁的信而好古、直面人生，在自己的文章里将六朝文字的美质衔接起来；有杨绛“怨而不怒,哀而不伤”，通透达观、宠辱不惊、从容平和的散文以及智者的情思；还有黄裳的谈藏书、读书，谈文章之道，学术之道的散文，等等。这些散文都充分体现出作者智者的身份、智性的眼光以及智性的审美特色,表达了对人生的智性选择以及思考。但上述诸家的散文，客观地说还受到时代和其时社会政治的制约，心灵还不够自由放松，此外有的幽默谐趣的味道不足，因此尚未达到理想的智性散文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受到鲁迅、林语堂和梁实秋的影响，台湾的幽默智性散文倒是渐成气候、十分盛行，其代表作家是李敖、柏杨、余光中、颜元叔、夏元榆、阿盛等。关于台湾的幽默智性散文，孙绍振在《审美、审丑与审智》一书中有全面的考察与分析，此处从略。

幸运的是，历史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的智性散文便开始复兴，并不断走向成熟。其标志是继“文化大散文”之后，又涌现出“学者散文”群体。进入新世纪之后，智性散文更是四面开花，风格各异。由于“学者散文”群体上面已有论述，下面拟对90年代和新世纪较有代表性的几位智性散文写作者，作一简要的抽样分析。

第一位要谈及的是余秋雨。虽然余秋雨备受争议、很多人看不起他的散文，但我始终认为，余秋雨对于当代散文的振兴功不可没。他提升了当代散文的文化品位，扩大了当代散文的社会影响力。而就智性散文这一命题来说，余秋雨的可贵，在于他为“文化大散文”注入了智性的内涵，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性精神，特别是将诗性激情与智性思考相融合，并由此转化成一种独特的余秋雨知识分子话语。所以，余秋雨“是把中国当代散文从小品化的叙事抒情，引向宏大的历史文化人格的批判和建构，为拘于抒情审美的中国当代散文谱写了从审美到审智的第一序曲。”这是余秋雨对于当代散文的重大贡献，这个贡献无论如何不应被漠视。

王小波是继余秋雨之后的智性写作大家，也是当代智性散文的一个标志。不同于余秋雨将文化的思考、哲学的抽象和诗的激情融于一炉，王小波更感兴趣的是拉伯雷《巨人传》的话语方式和西方哲学特别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理性精神。他关注个体的尊严、自由与平等，宣扬科学，尊重知识，赞美智慧，而对缺失“健全理性”的中国式愚蠢，却由衷地感到厌恶，并不惜笔墨加以批判。王小波喜欢使用狂欢的话语表达来解构传统，嘲弄貌似庄严神圣的一切“假正经”，以及颠覆流行的观念和语法。他还常常通过“佯谬”的歪理歪推，以及自嘲和反讽，将严肃的理性思考寓于戏谑性的幽默调侃之中，并由此形成一套独特的智慧表达方式。王小波的智性散文表面看起来“不那么正经”，甚至有点嬉皮笑脸，但应承认，他的平民立场和狂欢话语，包括他所使用的那套非常规智性表现方法，却非常受读者欢迎。可以说，王小波的思维是异质性的，他的审美方式，他的智慧表达，都是我们这一代文坛所稀缺的。所以，王小波的智性散文才如此弥足珍贵。

韩少功的智性散文可以说是“智慧的独语”, 是哲学的散文化, 散文的学者化, 也是生活常态的审美化。他的随笔有极强的思辨色采, 同时又十分冷峻，富于质疑精神和批判的锋芒。但是, 韩少功又不是一个严肃古板、正经得过分的冬烘先生。从本质上说, 韩少功应属于“智慧型”的作家。他视野开阔, 有良好的学养和审美趣味,又有幽默的天性和一颗活跃的散文心。于是, 他的智性散文常常呈现出这样的特质：一方面是“圣战”；一方面是游戏。即以自由自在的心态,以看似漫不经心的淡化笔墨, 此外再加上智慧的中和, 恰如其分的幽默调侃来表现严肃的主题。韩少功的随笔,之所以能超越现实生活,把日常的经验转化为哲学的思考,这固然是他的智慧,他耽于沉思的天性使然；另方面,这种超越性与他出世的人生态度也有紧密的联系。总之，智慧和思辨, 不仅给韩少功的智性散文带来了独特而深刻的见解, 带来了朋友式的会心微笑；智慧和思辨, 还给他的智性散文带来了哲学的超越。

南帆的智性散文又是另一番风采。相较于余秋雨的“文化哲思型智性”；王小波的“佯谬智性”；韩少功的“思辨型智性”，南帆的散文可称之为“解构式智性散文”。关于南帆的散文，孙绍振曾撰写过几万字的长文加以评述。他认为，南帆的散文是一种特殊的“审智”的散文，“它并不依赖于感情，而是诉诸于智性，从感觉世界做智性的、原生性的命名，由此衍生出多个层次的纷缤的观念来, 在概念上作语义的颠覆，在逻辑上作审美的走私”。南帆的许多散文随笔，的确都有着巴特尔、德里达式的解构的特征。应当承认，在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和概念进行解构和重新命名，在表达的机智和逻辑推理的细致严密等方面，南帆的智性是一流的。但另一方面，理性话语的过分膨胀，抽象逻辑的过于发达，有时也会削弱乃至扼杀散文中的诗性激情，使散文变成可敬可畏而不可亲可爱，令读者望而却步的智力游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散文创作，虽有大量无智无趣的散文存在，但不可否认的另一个事实，就是智性散文不仅获得了发展，且异采纷呈、风格各异、堪为大观。概括起来，这时期的智性散文有几个特点：一是热爱智性写作、且有自己特色的散文家越来越多，从人数看远远超过了五四时期。二是这时期的智性散文除了学者散文外，一般都偏重于“思想”追问，即注重作品的精神性。三是从总体看，这时期的智性散文虽不及五四与30年代聊天式智性散文那样任心闲话、衣不钮扣、性灵毕现，也不具备五四那一代散文家深厚的学养，贯通中西文化的视野，但这时期的智性散文，“思想”更为广阔深邃，文体上也更为自觉。因此，其总体成就，应高于五四及30年代的智性散文。

研究中国现代智性散文，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当代的散文成就，提升有智有趣的散文写作，深化当代的散文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因为以往的散文研究，大多集中于抒情散文或记叙散文，相对来说关于智性散文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事实上，从智性的角度切入，不但可以使当代散文变得更加有智有趣，更加平易近人和美好，而且拓宽了当代散文的路子，使当代散文具有更多的可能性。而就本命题来说，笔者认为研究智性散文，还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如下的一些问题：

其一，“五四”散文精神的传承问题。如众所知，五四以后的散文大致可以归为沉郁和冲淡两支，其代表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周作人。周作人的“冲淡”是“诗以言志”的沿袭；而鲁迅的“沉郁”更多的是“文以载道”的基因。这是五四散文的主要精神，也是中国散文的一份优良遗产。但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散文却遗失甚至背叛了这份遗产。直到80年代后期一批沐浴过五四自由思想的学者散文家陆续登上散文舞台后，当代的散文才真正承接上了“五四”的散文传统，同时重新打开了智性散文写作的闸门。智性散文的开启和发展启示我们：以往当代散文之所以裹步不前，盖因抒情有余，而智性严重不足。当代的散文若要在精神上强健起来，在人格上丰盈起来，在心灵上飘逸起来，就不能忘了“五四”散文这个源头，忘了周氏兄弟所代表的两个传统，两条散文写作的路径。

其二，智性散文的兴起，昭示了未来散文的发展方向。多年以前，李书磊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聊天式散文才真正实现了散文这种文体的本意，是散文精神的一种成功的实践，代表了我们对这种文体的理想。”这个见解极有见地，笔者十分贊同。因为散文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符号，作为人类精神的表现形式，它的本性就是自由自在，“法无定法”，因此了无约束、兴之所至、任心随意的“聊天式”智性散文语体，正好符合了散文的本性。如果非要给散文设定一些规矩，规定散文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反而扼杀了散文的生机，使散文创作成为一种没有灵性，没有自由度的写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散文的内部结构和精神指向而言，“思想型”智性散文有助于矫正当下散文写作的表象化和琐屑化，在题材、主题、思想，以及文体、叙事、修辞与形式等方面，为我国未来散文的发展与变革提供新的创造性元素。

其三，智性散文的写作，除了要求作者要有天赋、知识、视野和和深厚的学养，还要求智慧必须与时代相联结，并融入生命，融入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中。因为从深层来说，智慧绝不是聪明的滑头和取巧，不是知识的炫耀和卖弄；智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精神境界, 一种心血的燃烧。在这方面，史铁生、王小波、韩少功的智性散文堪称典范。他们散文中的智慧,不是经院或书斋里的智慧，而是来自时代和现实生活的启示,来自生命和心灵深处的激发；而且，他们的智慧,不是体现于某篇文章、某个局部或某个词句,而是化为精气流荡于他们所有的文字中, 并成为他们智性散文的纹章印记,成为他们的人格在作品中的自然呈现。

史铁生、王小波、韩少功等优秀散文家的智性写作启示我们：智性散文不仅需要幽默谐趣，还需要具备充分的智性思维和与之对话的能力，以及一种对于事物复杂性的理解力和辨析力，否则，作家便无法碰触到作品中深层的机智、幽默、谐趣和反讽。此外，智性散文要将智性思维转化为艺术话语和美学话语，还需要将感性与理性、诗性与智性深度交融。如此才能写出既可益智，又可怡情的智性散文，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章之道，还可以将当代散文带入到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