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80年代末开始，张欣一直在书写广州这座城市的人生故事。张欣对广州城市的书写，不仅仅是把广州当作小说故事背景，更是把广州这座城市的市民文化精神灌注到了小说叙述当中。理解张欣笔下的广州故事，需要把握广州城市文化和市民精神。务实、注重日常生活，这是广州城市市民精神的重要维度，也是张欣小说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基本品质。张欣能够圆熟地把“讲故事”和“日常生活叙述”融合起来，这一文学风格背后蕴含着广州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市民精神。

关键词

广州故事 张欣 市民精神 日常生活

 张欣始终把编织故事、讲好故事当成小说创作的头等要事。她的作品，都是从日常化的生活入手，在娓娓道来的故事诉说中，直面当下的现实，凸显生活的底蕴，揭示人情与人性的千姿百态。看她的作品，常常会让人轻轻松松地进入，在各种情感和心理的矛盾纠葛的牵引中，不知不觉被引入异样的境地。

张欣不仅善于编织日常化的故事情节，而且具有一种把日常生活化为戏剧人生的独特能力，或者说她有一种打通生活现象与艺术境界的独门功夫，使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化合得水乳交融，融汇得难解难分，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不经意中打动人、感染人的内在魅力。¹

以上两段话是批评家白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对张欣小说的评价，其中的关键词是“讲故事”和“日常生活”。“讲故事”和“日常生活叙述”，这二者并不是天然地能够相互补益，它们如何能够在张欣的作品中融合得水乳交融？白烨说这是张欣的独特才能，她不仅“善于编织日常化的故事情节”，更有一种“把日常生活化为戏剧人生”的独特能力，这概括出了张欣小说的叙事秘诀。张欣能够在庞杂繁复的日常生活琐细中发现适合小说创作的故事线索，可以在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潜伏着的人性冲突和生活风暴，这是作家张欣最令人感叹的叙事能力。

我们或许还会疑惑：张欣这种融“日常生活”和“讲故事”的独特能力，到底是一种文学天赋，还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文学创作技能？这种疑惑指向的是作家张欣与她所生活的地域、城市之间的关系。广州是一座重视日常生活的城市，广州市民喜欢叹茶、热爱美食，普遍都是满足于实实在在地过自己的日子。广州市民的这种生活方式，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会不会是这些地域化的城市元素塑造了张欣小说的叙事风格？探讨张欣小说，首先要回答的或许就是她与广州这座城市的关系。

一、张欣笔下的广州故事

1989年、1990年对于张欣而言意义重大，她开始把自己的目光视域从曾经的部队生活调整到了正生活其中的广州这座城市，迎来了她的都市小说创作转型。这种转型，或许就像很多青年作家一样，在写了一段时间故乡、回忆之后，走过了带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创作阶段之后，都必然需要有一个创作突破。不管是题材，还是风格，都要面临一个大的调整。张欣把自己来自部队医院和文工团的生活经验掏得差不多之后，也需要一个自我转型。张欣不像其他作家那样转型到历史中去，而是戒掉“回忆”，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去注视当下、观察自己所生活的城市。

张欣1989年发表的《梧桐，梧桐》还是一个部队医院的故事，同年发表的《星星派对》则是一个都市爱情故事。《星星派对》一上来就是都市生活风景：“景苏初次带我去见高翔是圣诞节的晚上，说是在燕京饭店吃自助餐，还派了出租车来接。”²过圣诞节、在燕京饭店吃自助餐、坐出租车，这些物质意象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城市而言，也是极其新鲜的元素，它们代表着现代都市生活。这些元素如此大摇大摆地进入小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意味着张欣开始真正把自己的文学目光从过去的生活经验转移到了当下的生活现实。

1989年到1991年这三年可以视作张欣小说创作的转型期。这三年内，从部队题材的《梧桐，梧桐》到全方位都市化的《绝非偶然》，在题材上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在叙述风格上也有所变化，包括思想观念上也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迁移。《梧桐，梧桐》里的爱情还是相对淳朴的，叙述者“我”是受好朋友梧桐的嘱托帮忙照顾她的男朋友，结果“我”却和她的男朋友相爱了。这种爱情在那个历史阶段的“我”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背叛，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最终也不能够坦白地告诉梧桐，男性一方也只能用隐忍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真实的爱情。而《绝非偶然》里，进入了商业社会之后的男女，他们会遭遇很多事情、会见到很多人，职业上的或者生活上、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遭遇都可能是机会，也可能只是些危险的诱惑。这时候，都市男女该如何面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小说写了多个人的职业生活和情感遭遇，他们对待爱情、婚姻和工作的不同态度，都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的看似简单的事情变得愈来愈复杂。男女情感、朋友友情等等，都不再是《梧桐，梧桐》等故事发生时代那般青涩懵懂了，世道规矩、人性情感和是非观念等等都变得诡杂难辨。

如果说1989年到1991年这三年还是过渡期，那在1992年之后，张欣就开始大踏步地走向了都市小说创作，之后的所有小说都离不开现代都市背景，而且绝大部分小说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张欣所生活的广州这座既古老又新型的都市。《星星派对》是广州故事，小说中的关键人物都是广州军区某部文工团话剧队演员转业出来的，叙述者“我”和主要人物景苏、京京都生活在广州。这些女性的爱情、婚姻观念，包括她们的工作遭遇等等，都是1990年代广州作为商业化都市这一背景才可能出现的状况。1993年发表的《首席》也是广州故事，讲述了两个广州外贸行业职业女性的爱情故事，她们同时也分别代表着两个外贸公司，既是情感战争，也是商业竞争。同年发表的《伴你到黎明》³，更明显的是个广州故事，小说提及了早茶、夜宵、牛柳饭等等，故事是讲现代都市女性的爱情观念和职业选择问题。安妮不管世俗意见和公司领导相爱，后来被领导的妻子公然羞辱，为此安妮愤而辞职，辞职后找工作艰难，不得不成为一个追债人。小说用安妮作为追债人的遭遇揭示了很多隐藏在现代都市阴暗面的残酷和无情，包括展示出商业时代人心被利欲吞噬后的猥琐和可悲。

1994年到2000年之间，张欣发表了很多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有着清晰的广州地理迹象，像《亲情六处》《如戏》《访问城市》《致命邂逅》《岁月无敌》《此情不再》《你没有理由不疯》等等，这些都是广州故事。《亲情六处》直接点了广州的“天河”等地理名称，写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发展、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之下，地方话剧团的演员们如何继续以“表演”来维持生存。《如戏》也直接点了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人民中路等地名，还有句子如“对于不夜的广州，一切才刚刚开始”等等。小说写的也是历史转型时代的艺术、情感和家庭变故，写出了那些从事艺术事业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在1990年代广州这座商业都市所能遭遇的一切。《访问城市》写及了祈福新村、友谊商店、何记大排档等一些当年广州的代表性地名/商品，故事也是都市社会的友情、爱情和婚姻问题，这个小说的末尾有一句话可以视作作家的一种叙事意旨：“活在今天的都市人，越来越漂浮不定，如不系之舟，却再也没有人愿意做港湾了。”⁴《致命邂逅》写的是发生在广州的金贵巷、米市街一带的故事，也点及云顶花园、广州世贸大厦、西贡海鲜城、环市路、天河名雅苑等等，这是写一个传统的、底层的广州女性不断付出爱却不断被各种势力所干扰、所辜负的作品，写出了1990年代广州商业化发展过程中爱情与创业致富之间的“致命缘分”。《岁月无敌》点到的地名有天河西路、悦康大厦等等，写的是千姿随过气歌手母亲从上海来到广州后的生活和事业发展遭遇。千姿来到广州学唱歌、求成名，但在1990年代的广州这种正处于商业化热潮、人人都想走捷径快速成名致富的环境下，谈何容易。张欣用细密的日常生活展示了千姿是如何在母亲的教导下一步一步、克服各种诱惑扎实地走了一条凭借实力的成才成名之路。《舞》写到的典型意象是广州的自梳女，讲述的是歌舞剧院编舞甘婷的故事。商业都市的一切都“唯利是图”，再次回到舞台的甘婷感受到一切都与艺术无关，最终是理想破灭。《你没有理由不疯》写到了广州的中山医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白马批发市场、丽江花园华林居等等，这是一个利欲化时代正义无处申诉的令人悲痛的故事，张欣对其中所涉及到的良知沦丧等问题作了极其严肃的反思和批判。

1980年代的张欣，写的是部队医院、文工团里的故事，1990年代的张欣，写的是全面市场化转型时期的广州故事。新世纪之后的张欣，更是有意识地用更多种方式、从更多的侧面继续讲述着广州各行各业的人生故事。

二、城市文学与广州市民文化

前述罗列的张欣笔下的广州故事，或许会形成一种疑惑：张欣如此热衷于写广州，几乎篇篇都是广州故事，却又为何找不到一个可以代表“广州”的文学形象？也找不到一个突出的人物形象可以说这就是“广州人”？张欣笔下为何没有广州的“骆驼祥子”？也没有属于广州这座城市的王琦瑶？这是张欣的小说魅力问题，还是有别的缘由？这些疑惑也许是所有研究广州城市文学、包括探讨张欣小说时都要去直面的。这些疑惑可以指向很多方面，作家创作风格及其文学影响力自然是一个理由，但这个答案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只能指向一个结论：期待张欣或其他作家、或未来的作家写出更能代表广州的作品，塑造一些更广州的、典型的人物形象。这个期待式结论只是以想象的未来可能性来自我安慰，再不能解释别的。

其实，我们应该转移问题的焦点，不是简单地追问为什么广州会没有北京、上海那样的代表性文学意象、人物形象，而是思考这种“没有”本身。这个“没有”意味着什么？这“没有”本身是否就是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学特征？张欣写下大量的广州人、广州故事，可我们只能相信这些人和事都属于广州这座城市，却不能单独挑出哪个人、哪个故事来说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那个。这就涉及到广州这座城市本身的文化特征问题。广州与首都北京、魔都上海相比而言，是以“商都”为标签的，也有着“花城”“美食之都”等称呼，但在文学、文化形象层面，广州一直以来都相对模糊。这种“模糊性”，既与历史有关，更与我们当今的文化现状相关。就文化历史来看，谈论广州城市历史时经常被提及的便是古时的南越王、南越国，以及历朝历代被贬谪到岭南来的文人才子所留下的文化遗迹，其他的都相对陌生。如现代学者倪锡英所著《广州》一书里所言：“历史在中国几乎只是历代帝王的年谱，从来没有不是记载帝王和朝廷的事迹的；广州既是没有历代帝王建过长久的京都，在正史中自然像是被遗忘的了。只有从民间的传说和地方的通志里，可以隐约地窥见历史上的广州。”⁵民间的和通志里的历史知识和文化记载，基本上只会是本土化、地域化的东西，难以成为全社会共享的、有普 遍性价值的文化符号。因为，对于广州、广东地区之外的人们而言，岭南的历史和文化都只能是一种属于地方的、他人的知识，而不能与自身的历史和传统形成关联。而北京、西安、南京等城市却不一样，它们的历史和文明直接就是属于全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和历史记忆，这种历史关联会自然而然地给人带来民族亲切感和文化认同感，如此这些城市的文化形象也可以非常清晰。而上海的文化形象则源自于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现代文化的向往心理，“上海”这两个字聚集了中国人关于现代化、“摩登化”的全部想象，自然也会有心理认同感。广州虽然于近代开始也意味着西方化、商业化，有着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物，但于历史上的形象依然是作为战场的、革命的城市。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后，广州等珠三角城市也只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南方商业城市，而文化、艺术方面的光芒全聚焦在港澳城市，广州只不过是个处于第一阵线的模仿者。

广州这座既古老又新鲜的大城市，其历史文化特征是无法改变的，或者说人们对于广州、岭南地区的文化印象不可能一时半刻得到改变。而且，这种“不可能”意义上的认知判断，在广州文学、文化人士的心目中已经持续了很久，以至于“不可能”已然衍变成了一种“无所谓”，为此1990年代以来，广东的作家，典型如张欣、张梅、艾云、筱敏等，并不与国内其他作家那般同步发展，而是有着自己独到的发展路径。不管是1990年代的都市文学、小女人散文，还是新世纪初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包括后来的网络文学等等，基本都是首先在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诞生并成长起来。尽管这几类题材或风格的创作很快就被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文学势力所“超越”、占尽风头，却也恰恰说明了生活在广州的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步伐与国内其他城市、地域的文学发展轨迹并不一致，往往只是在开创阶段有所贡献，最后“功成名就”却总是在别处。这种状况也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着广州的作家去寻求自己的发展路径，要么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不动摇，要么放下已有的功名开始尝试新的可能性，如此带来的广州文学格局逐渐呈现两种态势：一是像张欣、艾云等成名之后还继续在广州写作的作家一般，以坚持自己独特的风格而著称于文坛；二是不断有像当前的“80后”青年作家王威廉、陈崇正、郭爽、阿菩等人一般，积极开拓新的文学风格，力求在整个华语写作圈子内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份额和表达空间。至于处于第二种状况的青年作家，他们能否突破广州这座城市的地域局限，则是一个未知数。

知识分子层面的“无所谓”往往只是出于不得不，是理想破灭或受挫之后的人生选择，而广州市民文化意义上的“无所谓”却已经在漫长的历史轮回中淬炼成了一种生活哲学。对于后者，江冰有一段解释很可参考：“广东人的视野早就面向大海，广东人的足迹早就遍布世界，所以，他们不会将目光局限于故乡，不会纠结于一时一地的毁誉得失。明白了这点，也就不难明白广东人特有的从容与淡定。广东，离大海很近，离世界不远。”“广东文化不受中原重视，不受待见，而且主流文化下意识里有所排斥。文学在新时期最初几年与全国合拍，但1990年代以后，开始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发展节奏，这恰恰说明广东的文化有其自由个性和独到气场。”⁶江冰这是从广州城市与海洋文化的关系出发，来理解广州人生活态度上的从容与淡定。另外还有谢有顺则从日常、世俗生活层面来理解广州市民文化特征：“生活也是一种历史，一种活体的历史。纸上的历史是死的，博物馆里的历史也不过是一些物件而已，惟有源远流传的日常生活，才保存着最为丰富、活泼的历史细节。广州经年不改的饮茶，点心，家家煲汤的习惯，味道鲜美的粤菜，小巷里的乡音，空气里飘荡的番薯糖水或凉茶的气息，这些，延续了几百上千年了吧？到今天，它依然如此新鲜、迷人，这就是生活本身的魅力。”⁷

广州市民对日常生活的重视，主要表现为务实的生活态度，具体可体现为广州人对一日三餐要吃好特别在意。“吃”是人类最基础、最本能的一类需求，天天强调“吃”会被认为是原始的、荒芜的生活方式。用传统的文化目光来看，为“吃”的生活必然是不够理想、不够现代的。不管是古典时代还是现代以来，人们普遍都以为只有超越了吃饭问题、温饱解决了之后才有闲暇去从事文学艺术活动。而广州人过于看重“吃”，把时间都花在一日三餐上，如此也就不会重视文化生活，过得是太世俗化的日子。对此，谢有顺却指出，广州这种关心今天、注重当下、为现在而活着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一种文化。我们要认知到，并不是只有民族大事、国家伟业才是历史，人的日常生活本身也是历史。日常生活可以是最好的历史文本，它可以存留下最丰富、最生动同时也最真实、最具魅力的历史细节。广州人对日常生活的重视，无意间保留住了一些最传统、最古老的生活方式。对于今天这个一切都在求新求变、很多地方的传统事物早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时代而言，广州市民那种古老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最好的“文化遗产”，他们所讲究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最具文化内涵。那么，这种强调日常生活的市民文化对于文学而言意味着什么？谢有顺对此也有思考：“广东的务实与宽容，有效地抑制了诗人那种不着边际的幻觉，广东的诗人们聚在一起，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很实在地写作、表达、生活，这是一种更为健康的诗歌气氛，它使诗歌落到地面上来了。即便是那些外地来到广东定居的诗人，时间久了，也会慢慢融入到这种现实中来。”⁸这是“诗歌”层面的“落地”品质，小说创作也同样如此。张欣小说的日常生活叙述特征，这种品质背后的，恰恰就是广州这座城市的市民文化状况。张欣持续不断地写广州，其背后的一大缘由也是因为张欣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兴趣。张欣融入广州，是把自己当作地地道道的广州市民，去研究这里的一日三餐。在很多广州市民津津乐道的一日三餐背后，或许就是一些使人感慨唏嘘的人生故事。

张欣笔下的很多广州人物故事，或许就是她在茶余饭后听来的，就像她从街头命理师那里听来的广州人“不辩不教”⁹式的文化哲学。“不辩不教”，这不一定是好的市民文化，但却是普遍存在于很多广州市民身上的一种生活哲学。即便我们不赞成这种生活理念，我们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们不会跟你“辩”，只会让你觉得你对他们的“教导”是对牛弹琴，最后只能败兴而归，而他们则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吃自己的早茶。你改变不了这种市民文化，无法教育别人，但你又生活在这里，这时候如果你还是一个职业作家，你的写作该如何是好？你的小说如果继续像大多数严肃小说那般不顾小说的趣味只注重技术和深度，那只会变得无人问津，起码你身边的广州人不会问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张欣的话，瞬间就明白她为何这样写小说了。

三、张欣小说的市民文化精神

广州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市民生活、务实精神，以及对人性的尊重。这是一个柔软的城市，是一个自由、松弛、能让你的身体彻底放松的城市，一个适合生活、但未必适合思考的城市。¹⁰

“市民生活、务实精神，以及对人性的尊重。”谢有顺对广州城市文化特点的概括，有着一种浓烈的“文学评论色彩”。这三个特征，用来评价张欣小说，似乎也毫无违和感。“市民生活”是张欣小说的内容特征，“务实精神”是张欣的日常生活叙述品质，“对人性的尊重”是张欣小说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内涵。

对人性的尊重，这是现代文学的精神根基，或者说是一种基本的文学伦理。西方历史中，浪漫主义以来的文学最强调的就是人性问题。作家不再在作品中刻意强调某种传统的宗教教义或道理规范，而是注重个体的内在情感的表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重启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重新强调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求自由和独立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性要求，当这种需求遇到1990年代全面铺开的市场经济时，又面临着金钱和物质层面的需求。这两种需求都是人性的内容，这时候，写都市故事、写城市生活的作家该如何处理这两种需求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1990年代开始，张欣之所以和其他城市文学创作者逐渐“分道扬镳”，就是于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裂隙。

求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和独立，这是现代以来的作家们基本都不会否定的人性思想。但对于商业时代的物质和金钱需求，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作家该取何种姿态？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1990年代以来一大批写城市、写当下生活的作家那里，要么是很明确地拒绝被商业化的、利欲化的东西所渗透，重新确立了资本、欲望作为文学应该抵抗的对象，以维持一种现代文学所需要的精英意识和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也有一大批作家开始转变身份立场和写作姿态，以拥抱欲望、接受资本化的方式呈现出现代人的生活渴望。张欣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状态。张欣笔下的都市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处理都市人的欲望问题。她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是非常物质的形象，都很看重金钱、不跟钱过不去。但同时，她笔下的广州市民，也不会为了钱、为了满足一点欲望而变得多么面目可憎，而是为他们保留一种作为平凡人的基本品格。所以在张欣很多小说中，主要人物都是能屈能伸的，发达了、致富了不会财大气粗得令人生厌，生意失败了、生活落魄了也不至于卑贱得失去生活尊严。

直面欲望，而不是简单地排斥或张扬，这是张欣处理商业时代人性问题的基本方式。在张欣的都市小说里，“直面欲望”就是尊重人性。人性并不是一个理想化的观念性的东西，而是一个包裹着善良与美丽、丑陋与邪恶的复杂体。城市人的人性，自然也有着爱财富、爱美女帅哥、爱一切美好事物的基本内容。城市普通人面对金钱和美女时，他会心动、容易犯错误，但也有基本的尊严和追求，这都属于人性的可能性范畴。对于这些内容，张欣的小说处理得特别“市民化”。像《星星派对》里，对于人物京京通过下嫁老头来移民美国的选择，小说其实给了同情式的理解。还如小说《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小说透过遵义的心理可以看到作家的态度：“传统美德，无论多么为人称道，无论怎样被人们反复咏叹，终是像进化论一样，将在现代人身上消失得荡然无存。”¹¹这个小说，作家并没有真正谴责谁，我们读后也并不会对其中的人物有何种憎恶感。无论是智雄的出轨，还是商晓燕务实的爱情观念，包括遵义最后对智雄的接纳和包容，这些人物的情感遭遇和生活选择都特别真实，也很可理解。或许，我们能够对这些小说人物产生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这种阅读效果本身就是作家“尊重人性”的一种文学体现。

另一个典型的故事如张欣出版于2009年的长篇小说《对面是何人》，这是一个发生在广州老城区多宝路镇水街一带的故事，主要人物如一是个最普通的广州市民。如一是个假发厂职工，她的生活很简单，除开工作，其余就是完成一日三餐，养着一个沉醉在武侠梦里、一直不醒来的丈夫李希特。本来日子非常简单，不会有什么故事，但如一中大奖之后，一切变得有故事起来。如一中大奖之后，不小心告诉了丈夫李希特。李希特要拿钱去拍武侠电影，完成梦想，最后以离婚的方式要来了一半。李希特花完钱后，电影还没拍出来，为完成它，想方设法向如一借，最后是以抢劫的方式把如一的钱“借”走的。面对要钱变得疯魔了的李希特，如一突然想明白了：“白来的钱都是烫手的山芋，吃不到嘴里去，反正它莫名其妙地来就一定会莫名其妙地走，我想留也是留不住的。”¹²对于金钱，如一当然是看重的，但她也很清楚自己就是个穷人。如一的形象，或许最可以代表张欣理解的广州市民心态，他们不会拒绝金钱，可以为了赚钱养家去“走鬼”，可以不惧各种辛苦去抢购几袋超市促销的米，但面对意外得来的钱财时，也能够接受它们的意外散去。包括李希特这个男性形象，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广州市民精神的一种概括。李希特的武侠梦虽然很不务实、很不广州，但这武侠梦跟很多广州市民的致富梦也有一致性。为了致富，广州人往往也是投下巨资去做生意。这巨资包括时间精力和钱财成本，但生意未必就一定会做成功、会有大回报，大部分的生意其实都是失败的。如李希特的武侠电影梦一样，做生意也是需要不断地投入，一次失败可能还想着再来一次，最后可能是血本无归。只有彻底失败之后，李希特们才会回到平凡中来。

处理生活困难的方式有很多种，张欣的小说选择了尊重人性这一种。“尊重人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叙事模式或故事结局，而是可以用每一个小说本身的逻辑，尤其是小说中人物性格逻辑去演绎。《对面是何人》中的如一，她对意外之财的处理方式，以及对丈夫李希特的态度变化，都是将其作为一个观念很传统、生活很简单的城市妇女角色来刻画的，而且首先是遵循个体角色的性格特征来塑造，然后才是将她作为广州老城区、老街道的普通妇女来写。她处理生活困难的方式，像当年把回城名额让给项春成，项春成却一去不再联系她，这无疑是巨大打击，还有李希特突然不工作而是回到家沉迷于武侠梦，包括自己中奖的钱全被李希特耗尽，以及李希特还用着她的钱找了别的女人等等，这些困难、羞辱对于如一而言，肯定会伤心难过，但并不至于哭天嚎地，而是悲叹过后坦然受之，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自己作为一个平凡人的心态去过日子。项春成说如一能给他带来“踏实”的感觉，总是希望见到她。如一给人的这种“踏实”感，在张欣笔下，或许就是广州市民文化精神中“务实”感的一种文学转化。

尊重人性，并非只是尊重欲望或者尊重某种理想的人性观念，而是作家要尊重笔下文学人物的人性可能性。作家笔下人物的人性，自然会粘连着人物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张欣城市小说的“尊重人性”，这“人性”不是从理念出发的都市人性，这“尊重”也并非从知识层面来理解的需要尊重,而是把人物放在环境中，把故事放在城市中，从人与城市的紧密关系出发来塑造小说人物的人性内容，从人物和小说的内在关联中确立何为真正的“尊重人性”。或许，张欣对“人性内容”以及“何谓尊重人性”这两个问题的独特理解，正是导致其广州城市小说与其他作家的城市小说相比而言差异甚大的一种原因。张欣的城市小说，不是与文学史对话，不是与某种知识理论对话，也不是与其他作家对话，而是和她生活其中的这座城市，尤其是与这座城市里活生生的市民的对话。简而言之，在张欣那里，小说创作中的城市市民文化精神，只与这种城市以及这座城市的人有关，与其他无关。

[本文为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共建课题“文学期刊与广州城市文化精神研究”（项目编号：2020GZJ5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白烨：《当代作家研究的拓新性成果》，《都市先锋：张欣创作研究专集》，江冰等著，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序一第3页。

2 张欣：《星星派对》，《张欣文集》，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3 张欣：《伴你到黎明》，《中国作家》1993年第3期。

4 张欣：《访问城市》，《小说界》1994年第6期。

5 倪锡英：《广州》，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6 江冰等：《都市先锋：张欣创作研究专辑》，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7 谢有顺：《活在当下的广州》，腾讯网https://new.qq.com/omn/20180619/20180619A0QTJB.html?pc。

8 10 谢有顺：《认识一个文学岭南》，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1220/c404034-29718434.html。

9 张欣：《不辩不教》，《时代发现》2014年第7期。

11 张欣：《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张欣文集》，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12 张欣：《对面是何人》，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