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蔡崇达长篇小说《命运》大湾区首发式暨分享会在广州珠江公园湾区书屋举办。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申霞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冰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伍方斐等专家与蔡崇达展开对谈。

前一天，蔡崇达还在广州购书中心与“读懂中国”文学院秘书长、诗人欧亚展开了对谈。

新作《命运》由果麦文化出品，浙江文艺出版社、广州出版社联合出版，以九十九岁的阿太一生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福建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人生故事、命运选择与时代浮沉。

这位“90后”女性，是蔡崇达母亲的外婆，《皮囊》里的那句“皮囊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正是出自阿太之口。

命运就像家乡的一条条河流

广州购书中心活动现场，蔡崇达表示，这部作品起心动念于三年前，也是对当时自己生命中遇到的诸多命题——故乡与远方、理想与现实等等的回答。

“家乡蕴藏着许多宝贵的生命秩序、精神秩序，它会带给我们坚定的力量。”他把命运比作家乡的一条条河流，只有站在终点才能看清它的流向与秩序。往回看得越远，对未来才能看得越透彻。

欧亚评价道，这是蔡崇达对“向死而生”的另一种诠释。“如果我在青春时代读了这本书，也许我的很多选择和努力会更释然和勇敢。”他感慨道。 

“我们终将生下自己的命运，我们终将是自己命运的父亲和母亲。”书中这句话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蔡崇达认为，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老人的力量——他们已经走过了认识命运，继而与命运相处、和解，最终“生下命运”的过程。如阿太一般年过耄耋的老人，他们已经“趟”过了自己的命运，也同样可以陪伴后代“趟”过他们的命运。

《命运》诉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继处女作《皮囊》之后，时隔八年，长篇小说《命运》才与读者们见面。蔡崇达直言，创作《命运》的过程确实并不容易。

16万字篇幅的《命运》中，开篇约占七千字，蔡崇达却写了足足27个版本，各个版本都写了近万字。谈及如此艰难的起笔，蔡崇达坦言，推动这条命运的厚重河流淌起来并非易事。“《命运》不是我来讲故事给你听，而是诉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他把小说创作比作构筑大楼，与传统小说不同的是，构筑《命运》这座大楼的钢筋水泥不是矛盾冲突，而是情感结点和人心命题，串联起具有人类共性的几十个人生命题。

它让读者在阅读时既感到审美快感，又很亲切。“长篇小说不需要用故事去娱乐读者，而是要呼唤出人心最深处无法表达的真诚。”

蔡崇达出生于福建泉州，但对于广州他并不陌生。可以说，他是从广州起步的作家。大学毕业后，蔡崇达的第一份工作便就职于广州的媒体。

此后，他获得的第一个奖项、第一次主编经历等等也都发生在这个城市。“广州给了我生命中很多个第一次，它是我的第二故乡。”

除了媒体工作，作家蔡崇达也在广州完成了内心写作文化的搭建。

在他眼里，广州务实、忠于本源，20年前，这座城市对年轻人生命力的珍惜，给了他一次次机会；20年后，这座城市对世间万物的珍惜，仍然使他心驰神往。“我喜欢广州的态度，它是我成长的沃土。”

从女性视角出发描摹闽南民间社会风貌

15岁时，阿太曾被预言命里“无子无孙无儿送终”。为了改写这个命运，她做了一个女性所能做的全部努力，包括孕育子女、收养孩子，与艰难且无常的生活抗争。

《命运》以阿太的视角“追忆似水年华”，书写了她长达99年的悠长人生，以及书中的阿母、神婆等别具一格的女性形象。

“《命运》塑造了很有力量、很典型的人物阿太，这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形象，能让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申霞艳动容地说，阿太让她想起了自己的老祖母，在中国的大地上，有一群默默无闻的的女性，她们也许只是普通的乡村妇女，却具有顽强的生命韧性、细腻的内心力量、饱满的人生智慧。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冰茹则注意到了《命运》中对生与死的书写方式，她指出，对于死亡，书中的人们不是采取恐惧、悲伤的态度，而是充分准备、尽力控制，这反而促动人们认真面对此一生的生存状态。

郭冰茹认为，每个人都有着“自我超越”的能力，只有当人们愿意直面某些人生命题时，才可能从各种行为、措施中寻求到解决方案。

“这是一部‘深者见其深，浅者见其浅’的作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伍方斐认为，《命运》从文学视角重新发现了闽南的民间社会，既让读者感受到在地文化的独特性，又把某种具有共性的中国文化精神、日常生活经验抽象、传递出来，具有丰富的文学、哲学意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各地的习俗、礼节，对于养育一方水土、陶冶一方风情，有着无形而巨大的力量。今时今日，无论是书写新农村建设风貌，还是书写民间社会故事，都将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支撑，重新发现全国各地的民俗文化、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