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开始用原名“陈崇正”写作。在此之前，我尝试过诸多笔名，其实可以理解为网名；所谓网名，就是怎么容易让人记住就怎么来。那时候管互联网叫上网冲浪，每个人都是弄潮儿。不过“80后”这一代作家，最初的确是被“校园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这三波接踵而至的浪潮给卷起来的，还没睡醒就被包装成为明星推到镜头前面。2013年立春，我应邀去参加新概念作文十五周年的庆典，郭敬明走进会场，台下新概念的作者多还是中学生，都站了起来张望，人群骚动。如果没记错，当时正在台上讲话的是作家孙甘露，他刚讲完第二点准备展开第三点，见此情景，孙老师笑着说，那我就不讲了，接下来让小四上台发言。

2015年我再到上海，又见到新概念作文大赛总干事李其纲老师，饭桌上他谈及青春文学的盛衰及刊物浮沉，酒入愁肠，性情中人不禁凝噎。我懂得其中的冷暖，好在多年以前，我已悄悄跟青春文学告别，明白校园里人手一册青春杂志的时光不可能再回来了。而也就是在2014年，我从教师行业转而进入出版行业，每天看稿子，改错字，研究知识付费，琢磨如何在新旧媒体融合的背景下让出版社能够站在风口盈利。国内文学期刊普遍迎来涨稿费的好日子，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在此之前文学期刊的稿费普遍很低，经营面临困难，连年都在低位；自2014年秋天开始，文学期刊迎来一波涨稿费的热潮，千字500差不多是行业稿酬金线，高于这条线文学编辑才能大大方方约稿。通过有严格筛选机制的文学期刊让作家多领一点稿费，确实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生长所需要的热力。如今回头看时，大概能明白一条属于文学生产的曲线就在这几年中悄然转向。

我向来认为，作家重视稿费从来不是什么庸俗的事，相反，假装自己不在乎稿费才是最庸俗的。与稿费的增长同步转变的，还有收稿费的方式。十年以前，多数稿费还是从邮局发放，绿色的取款通知单，为了不浪费时间，我都是凑足数量再一起到邮局去取。那时候在东莞，从市区到镇区，邮局常常人满为患，跟我一起排队的，是到广东来打工的外地人，有老有少，穿什么衣服的人都有，到了发薪的日子，或者重要节日，他们便来到邮局寄钱，寄包裹，队伍的移动很慢，柜台那边的工作人员反复询问地址，小心核对，因为写错地址就什么也收不到了。我挤在人群里，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他们是来寄钱的，而我是来取钱的。没有人喜欢排队，但如今想起那样火热的场景，却很怀念。

排队取稿费不容易，但投稿更是困难。那时候我经常被退稿，邮箱投稿每次都石沉大海。于是有个朋友告诉我一个秘诀，就是打印的稿子比较容易被刊物编辑看到，因为刊物编辑更喜欢看纸质稿件，在电脑上看稿子伤眼睛。故此有那么几年时间，我相信并执行了这个做法，认认真真打印稿子，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查阅了刊物的地址再到邮局寄出去，每一份投稿都郑重其事；如果没有回音，隔两个月再寄其他刊物。后来有了微信，与很多编辑也成了朋友，有一回我晒了一封《收获》的退稿信，作家甫跃辉跟我说，信封上的字是他写的，那时候他还是学生，在编辑部实习。现在大概只有几家比较老派的杂志还要求纸质投稿，大部分文学期刊都用邮箱收稿子。邮箱来稿确实十分杂乱，少了纸质稿件的郑重其事。但在一个凡事扫码的时代，信封和信纸是终将消逝的事物。

2012年我29岁，在东莞松山湖边一所中学里教书。那一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和语文科组的同事们一起商量后，做了好几张海报张贴到学校的宣传栏，介绍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那天晚上明月当空，我们喝着小酒谈着文学，大家越说越激动，我也很激动。那些日子，数理化的老师知道我也在写小说，不知道为什么也对我客气了一些，好像我和诺贝尔文学奖之间，就只隔着一个莫言。可惜不久之后我就被分配到一个成绩很差的班级，在班级平均分的计算中，是没有任何修辞手法的。我开始反观这种安逸而又危机四伏的生活，然后在2014年从东莞来到广州，开启了一条更为奔波的路途。也许更多年月之后，岁月的流逝会带走生活的沟壑，但具体到在一时一地生活的人来说，我们只能在沟壑中过日子，并无法凭空跃升。那时，我生活中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家人生病之类的事让人疲惫不堪，最后我咬咬牙，铆足劲，告诉自己如果加法运算不行，那就运行人生的乘法。谁也不想活成一个励志故事，但生活总是身不由己。

从《花城》的作者到成为编辑，我无疑是幸运的，在花城出版社的那几年，我的生活奔波忙碌，没有松山湖边的闲适，但文学编辑的经历让我更好地看清楚文学生产的所有角落。虽然文坛的段子知道得越多，对很多人和事就会喜欢不起来，但是文学始终还是好的，它是一扇对着月空的窗户，给每一个追寻意义的人以希望。我喜欢一切新奇事物，看到《花城》新媒体发生“从0到1”的转变也十分开心，从无到有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只是我为此付出了许多本来应该属于创作的时间，用我朋友的话说就是：“不要天天鼓捣你那个破网站，多写两篇小说。”但那时我想，这么大一个出版社，少一个文学编辑无关紧要，但多一个网络平台可能会多一个突围的希望。所以来到《广州文艺》之后，我对期刊数字化的方向从不怀疑，只是对待很多事情更为理性。毕竟，写作之为志业，与编辑之为职业，又是两码事了。

确实，如果回到写作的出发地，我就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无妨更为务实一些。或者说，我与当年在邮局里排队的打工者从来也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在流水线上努力工作希望获得认可。如果要说有任何不同，那么作家可能更倾向于占领时间，越过生活的沟壑，去完成为虚构真实命名的野心。是的，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占领时间的野心，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况且我身处粤港澳大湾区，它不断在召唤新的文学可能。2018年，许多人的目光看向南方以南，赞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开始反思在经济腾飞的背景下，文学的坐标却是倾斜的。一些评论家提出，南方以南的文学存在重新被评估的可能性。大家很快形成共识，重新思考南方以南文学何为，思考南方以南的文学的存量和增量，有哪些特质和共性。所以“新南方写作”提法最初就是为了去遮蔽，重新确立新坐标。长期以来，文学的南方往往到江南为止，南方以南自古以来都是荒芜之地，是文人被贬之地。改革开放40多年了，是时候刷新一下屏幕，重新看一看新南方的文学生态。如果把南海考虑进来，文化的坐标就不一样了。海洋在地图上看似乎一无所有，但在现实中它波涛汹涌，在历史上它充满了各种故事。比如我的故乡潮州，历史浩荡，多少潮州人在惊涛骇浪之中讨生活，红头船的远征代表了未知的维度。所以从这角度来看，整个岭南，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应该正好处于华语写作圈的地理中心，是文化的腹地，而不是一个边缘之地，更不应是一个流放之地。它不是旅程的结束，而是重新出发的开始。“新南方”的提出是希望更多的写作能够被重新看见，它试图告诉大家，在新时代，不应该用老眼光看待中国文学，而应该具有国际视野的大格局。新南方在中国最前沿，这里有最新的科技，有最新的生活方式，有蓬勃的经济体，有斑斓的文化景观，也有各种改革探索，有不同的人在这里生生死死。

在讨论新南方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样的概念也会反过来作用于作家的创作，比如对于海洋、岭南、科幻等题材，新南方作家逐渐有了新的自觉。也许认识很多事物都需要时间。比如说我自己，从对岭东巫风的书写开始转而凝视科技和未来，最近又对大海的故事充满了兴趣。写作确实如艰苦卓绝的远航，未知的题材具有某种魔力，诱惑着作家，又折磨着作家。过去十年，我虚构了碧河世界，从半步村到美人城，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片看不见的土地上生活，他们在深夜窃窃私语，他们的声音像深秋的蟋蟀，他们偶尔让我自信又常常让我忐忑，让我不断在自负与自卑之间震荡。

而转眼间，我已快40岁了。年少的时候曾经觉得40岁是一个老得不行的年龄。25岁那年，我在电脑里建了一个文件夹，叫“陈崇正四十岁”，准备用来装我此生必须完成的伟大作品。现在揣测当时的良苦用心，大概是担心自己的人生活成一个笑话，在一个心高气傲的青年人眼中，40岁理应完成一部巨著，然后事了拂衣去，像个大侠那样归隐山林。但现在，我正琢磨着应该在40岁生日那天，无耻地将这个文件夹重命名为“陈崇正五十岁”，好让自己有继续写作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