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兰妮写过《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时隔14年，她再推出新著《野地灵光》。与此前所作同为纪实文学，而后者是她在广州和北京先后两次因忧郁症住院的经历和见闻。作者披肝沥血，显露真相，揭开了为公众所不熟悉的“另一个世界”的日常状态。两本纪实文学合在一起，恰是李兰妮同类题材写作的双璧。

我不愿意因为题材极其罕见而用“另类”一词形容她的写作。在她看来，这种常人难以理解或即使看到也尽力回避的生活正是她的日常状态，再正常不过了。她的日常实际上离这边的世界也并不遥远，只不过我们通常抱了不愿正视或者只是猎奇的心态敬而远之罢了。我特别佩服李兰妮，她是中国作家群里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她有一支“解剖自己”的妙笔，意志顽强，与忧郁症有时搏斗，有时和解，坚持了那么多年。正如当年鲁迅解释自己写小说的缘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一样，她凭着无比的爱心和勇气，引我们走进精神病患者奇特的世界，让更多的人关注罹患的边缘人群，助益我国的精神卫生事业。写这样的书，她要不时唤起症发的难受，回忆起她自己痛苦的经验，甚至再次经历曾经的噩梦。书里每一行她写下的句子，都是她心里的一滴血，她愿受此煎熬而写作。人群里，作家占少数；作家里，得忧郁症的占少数；得过忧郁症而又能直面煎熬、揭出病苦的作家，少之又少。于是，李兰妮的纪实写作成为了罕见而珍贵的读本，为我们了解、预防和关怀受类似的精神疾病困扰的人群提供了别出一格的经验，我自己也是从中学了很多。都说开卷有益，李兰妮的这本新著是名副其实的开卷有益，值得向公众大力推荐。儒家论诗，谓诗有“兴观群怨”四用，李兰妮的《野地灵光》就占了“观”和“群”两用，“观”就是认知，“群”就是乐利有益于社群。借助李兰妮提供的亲历与旁观，将遭受忽视的边缘人群的生理病患和精神困扰问题带回到公众关注的视野。

解决忧郁症和类似精神困扰症的困难之处在于患者与公众的双向回避习惯，由此而存在高度隐蔽性。这种隐蔽性当然来源于患者和公众的无知。公众因无知而歧视，患者除遭受生理折磨之外，又多一重精神压力，于是问题就更加难以暴露和解决。《野地灵光》里记录的住院病例有五六岁的孩子，有中学生和研究生，大叔大婶就更多了。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皆有可能。现代社会里，尤其是大都市，包括忧郁症在内的精神困扰问题不容忽视，患者需要正视，公众需要改变。忧郁症和精神困扰症的严重和紧迫正是《野地灵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李兰妮写《野地灵光》，看得出来她有一个明确的诉求，就是要让读者明白忧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旦自己罹患或身边有人得了应该如何应对。不过她的书毕竟又不是有关病理的医学陈述，也不是心理和精神分析的小册子，她采用了纪实文学的写法，感性呈现，这是她的高明之处。纪实题材，换言之当属第三者观察报告。然而她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第一人称实地记录见闻。以自身求医访道的经历和所见案例现身说法，不仅文笔亲切，饱含深情，而且呈现实况，促人思考。凡病都涉及私隐，尤其是这种被普遍误解的疾病，动不动被说“黐线”“发神经”的病，要以身“试法”需要很大勇气。叙事人称的选择通常被认为只是修辞手法的问题，殊不知它也是一个作家的胆识和勇气问题。文学要感人、入心，修辞手法背后体现的正是作家的道德勇气和坦诚。事实上，忧郁症固然有生理性的一面，但也有精神性的一面。也是由于其精神性的一面，导致了不足为外人道的顾忌。然而患者若能突破此心理顾忌，坦诚面对，也一定有益于治疗康复。李兰妮的现身说法正是一个可以效法的楷模。她的做法也为被相同病症折磨的人树立起重新出发的标杆，她不但克服了病痛的折磨，也由此取得了文学的功业。坏事变成好事，造福了读者大众。

李兰妮既是作家，也是患者。在她漫长的病史中，也一定见过异样甚至歧视的目光，一定遭遇过不那么人性化的对待。李兰妮明白自己作为作家的责任，用手中笔，纠正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偏见，让他们得到更加人性化的关怀，从而推动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正是出于这崇高的关怀和爱心，她选择了与一般纪实文学不一样的修辞。我是读了李兰妮的书才知道“芳村”一词真正的由来。它指代的是我国第一所收治精神病患的医院，由晚清传教士嘉约翰于戊戌变法之年建立于广州白鹅潭对面的芳村，初名惠爱医院。李兰妮的跨文体写作使得《野地灵光》起到发蒙启智的作用，让公众建立起对精神病患健康、文明、人性的正确观念。

文明不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只让人享受它的成果，人们在享受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在付出代价。只不过这代价不是所有社会成员均等地付出，而是由于某种我们所不清楚的原因更重地落在了一些社会成员身上，文明的代价由他们来承担了。从这种认知出发，精神疾病就不仅仅是患者本人的问题，它也是全社会的问题。那些把病患看作纯粹的“异类”，以粗暴的方法对待病患，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由农耕形态向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形态的急剧转型，都市化迅速扩展，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庭、家园和故土，离开原来赖以生存的资源支援系统来到陌生的城市。人的生活形态加速原子化，这导致都市个体的生存压力大增，精神健康的问题日渐突出。忧郁症等精神困扰频繁地出现在我们身边，成为触目可见的存在。在此情形之下，患者本人的诊断、治疗是一方面，至于另一面的预防和康复则更多地是全社会的责任。双方需要同舟共济。专业的诊断和治疗肯定能起到止抑的作用，但爱心、关怀、人间温暖对预防和康复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国有句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或许被轻蔑地看成心灵鸡汤。然而李兰妮本人的写作实践就是活的样板。精神忧郁也不纯粹是生命负面的因素，一旦你能以强大的生命意志加上药物治疗度过一波精神忧郁的潮汐，也许就能焕发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创造力。古今中外，有不少艺术家都曾罹患过不同程度的精神忧郁症，如托尔斯泰、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梵高、柴可夫斯基等，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出一长串，但他们的生命都激发出让人震惊的精神创造力。我当然不是论证他们的精神忧郁与艺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神秘的精神创造力与此种被认为反常的精神状态之间存在联系，则是不能否认的。“艰难困苦”亦必存在，成为日后的“成”神秘的助益因素，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道理。李兰妮的两本书反复出现旷野和废墟的意象，孤独的折磨和对孤独的抗争，构成了她生命的常态。当然事实也证明，她是对抗精神忧郁的强者，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