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广州市作协副主席葛亮作品《飞发》获中篇小说奖，深圳市作协副主席蔡东作品《月光下》获短篇小说奖。此外，李兰妮作品《野地灵光》获报告文学奖提名、卢卫平作品《瓷上的火焰》获诗歌奖提名，创下了近十年来广东文学界参与鲁奖文学奖角逐的最好成绩。

其中，中篇小说《飞发》发表于《十月》（2020年第5期）。“飞发”为粤语，也即“理发”。小说围绕香港理发行业展开，文笔细腻，叙写考究，考证详实，通过描绘不同代际与流派的理发匠人对手艺的信仰与坚守，折射出传统行业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变迁，对香港的风云过往及其多元文化荟萃的独特城市魅力进行了生动还原。

短篇小说《月光下》发表于《青年文学》（2021年第12期），作者通过对女性关系的准确观察、记录、揭示了当代城市人正普遍经历的情感困境，同时以优雅又内敛的文笔，辅以大量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细节，勾勒出另一个别开生面的、文学意义上的深圳都市形象。

本期文艺评论特邀著名文艺评论家申霞艳、江冰教授，就两部获奖作品的艺术特色及作者一贯风格进行了精彩点评，敬请垂注。

多元文化交融的迷人光影

评葛亮中篇小说《飞发》

江冰

瓦伦蒂诺（Valentino）、披头士式（Executive）、花花公子（Play Boy）……葛亮获奖小说《飞发》中关于各式发型潮流的描绘，让香港的时尚之都氛围瞬间凸显；一旦转场到翟父发屋，朗朗上口的粤语，又让人迅速地回到了本土传统。开场楔子《“飞发”小考》立刻抓住我。感受作者如何将香港、广州、上海三地构成一个时代背景，三地本土文化的联系及其源流梳理，成为一种富有意义且饶有趣味的艺术传达路径。

葛亮近照。资料图片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不同的方言代表不同的地域本土文化。方言的呈现让我们知晓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是从哪里生发出来的，他们带着哪些城市的独特气息——蓬勃生动地来到我们面前。粤语如何进入文学？这个问题在广东文学界讨论多年，没料到后来者葛亮却上手很快，而且相当娴熟，甚至不惜使用注释。总体上看，小说中粤语的使用比较成功地烘托出粤港本土地域氛围。至于沪语的运用，江南文化的功底，使得作家更加游刃有余，其中由上海话传达出的特殊情调，与作家对上海文化的精粹把握已至相当纯熟的境界。比如文化“闭环”的命名，令人回味。

葛亮的作品向来具有怀旧色彩。叙述时常从现实返回历史，旧日时光场景常常是他作品中最动人之处。让我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大潮中的拔萃之作：苏州陆文夫的《美食家》、天津冯骥才的《神鞭》、北京邓友梅的《烟壶》、阿城的《棋王》等等。他们共同的特点：善于从现实回述历史，在文学中完成一个时代的叙述，并奇妙地点石成金、熠熠生辉。这种历史叙述的能力，葛亮得以承继并发扬光大。小说的人物刻划充满生活情趣，人物性格的成长与命运奇妙呼应。《飞发》中三个发屋、三种文化场景的呈现，以及“飞发”与“理发”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无不见出葛亮的文学功力与文化视野。尤其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颇有“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微妙隐约，几乎不可言状。但葛亮超越一般的非凡处在于：举重若轻、行云流水般地推演出流动轨迹，细腻生动的感性与自然生成的理性，两者交相辉映，成功接近了“老香港”的秘密，让你在审美体验中获取一种豁然开朗的快乐。

《飞发》被收入葛亮的小说集《瓦猫》。资料图片

葛亮的历史叙述中还有着“知识考古学”的影子。毫无疑问，葛亮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他的艺术表达总是衬托着一个巨大的知识背景。理发行业在他的叙述中，呈现出一个全景式的历史过程。有趣的地方在于：理发行业发展与广州、香港、上海血脉相通，构成一种古今交汇中西融合的流动光影。空间亦真亦幻的迷人光影令我产生恍惚、迷离、沉醉却又清晰、优美的文化感觉：既怀旧又新鲜，既包浆浑厚又时尚耀眼。出入于这些场景中的人物，毫无例外地拖着长长的时代影子。他们性格的冲突与时代的延展息息相关。这让我们在表层故事中，读到深邃内容，听到弦外之音，引人回味并沉入历史的河床。

无论从各种角度看待葛亮的《飞发》，他笔下的人物永远处在舞台的中心。历经香港繁华时代的父亲，迂腐而仁厚、身为语言学博士的长子，活脱融入当下、具有反叛气质的小儿子，以及坚执海派风范的庄师傅等。父子代际之间、翟庄派别之间的比较冲突，以及一号男主角翟师傅与两位女性之间的纠缠，均活化出一幅香港城市的图景。《飞发》的另一大亮点还在其人物性格的成长过程中打上了广府、香港、上海的文化烙印，不同源头的文化光影交错，粤语、沪语、英语的更替呈现，闪烁出异样的光芒。

《飞发》的下半部呈现出另一波澜。如果说前半部“孔雀旧人”支撑了翟师父成长，下半部的“上海理发”则直接挑战“香港飞发”。两种文化的冲突碰撞与融合，被葛亮用温婉文字以及生命体验的细致入微表达得曲折有致。从广府绵延香江，由全球浸染港湾，二者交汇孕育出的“香港时尚”，遇到了来自上海的“排场与尊严”的挑战。庄翟之间的隔阂与对抗，以及内心中某种不谋而合的情绪，在不同的发屋之间达到了一种融会贯通：微妙混沌、错综复杂，却又乱中有序、有迹可循。读者在此看到了“老香港”的沉浮跌宕和人世间的世故变化。同时，从字里行间窥见“老香港”这座城的前世今生及其成长秘密。这是小说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是作家葛亮在他不同寻常的艺术表达中寻找的都市轨迹。

《飞发》中人物群像的背后，有来自岭南的广府文化，有来自十里洋场的海派文化。岭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汇合，也是葛亮在近作——长篇小说《燕食记》中着力探索之处。所谓“食在广州”，其背后悠久的历史渊源：岭南江南交汇，穗港沪空前紧密，香港更被置于枢纽位置，令我想到“开关”——近代岭南崛起的开关，百年历史长卷由此徐徐铺开。“民以食为天”瞬间连接古今、贯通形而上与烟火气。揾食揾食，广府方言早就预言，一如宿命，却由湾区人、新广州人葛亮藉由文字领悟并揭示。以粤港澳大湾区的视角观察，葛亮生于南京，在香港工作生活，两地教育与生活背景，让他有可能对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沟通、交流、融合进行个人化的探讨，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开辟具有创新意义的有效路径，也让我们对中国文学呈现多种地域文化交流的盛大图景，多了一份信心与期待。

（作者系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