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生态散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它是自然、社会、精神、文化、生态意识与思想和文学审美相融共生的文学。它既不同于传统文学，也有别于屠格涅夫、普里什文等作家的写景文学。整体考察生态学理论及当代生态散文，可从自然生态伦理；社会生态伦理；精神生态伦理；文化生态伦理四个层次建构生态散文伦理。生态散文还预示着这样一些新的价值诉求与走向，一是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文学的功能；二是拓展了文学的疆域；三是召唤文学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在当下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未来世界只有在文化多元、互补共生共荣的融合中，把生态问题变成一个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大命题，人类才能在解决危机四伏的自然生态的同时，迎来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整体平衡发展的生态文明的时代。

【关键词 】整体性视  生态散文  生态伦理

近年来在散文领域，出现了几股创作潮流：一是新文化大散文；二是非虚构写作；三是生态散文兴起并渐成气候。这三股散文潮流承接和替代了上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90年代的文化大散文；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新散文”的题材取向、思想内蕴和创新意识，使当代散文不仅再度活跃热闹，而且呈现出新的活力和精神质地。关于前两股散文潮流，笔者已有专文论析，本文重点考察生态散文这一散文潮流的兴起、发展趋势与存在问题，以及如何建构一个完整的生态散文伦理共同体。

一、生态散文的整体考察及概念辨析

要全面而准确地判断、把握一种文学潮流，离不开对它的兴起、流向、发展趋势做整体性的考察。

生态散文的兴起（为论述方便，本文将报告文学归入散文文体中），首先源于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疯狂地占有、使用与一味地征服，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对此，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对其进行了深刻批判。美国作家福克纳则以小说的方式，深刻揭示了人在失去土地和家园时的痛苦。其次，自二战以后，自然生态危机日益恶化，人类遭遇的各种问题：核大战、资源耗尽、环境污染、海啸和外星球撞击地球, 现代社会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物种锐减、垃圾围城、江河污染、大气毒化、海水升温、怪病频发、瘟疫流行，乃至社会竞争激烈、人文精神失落，道德文化沦丧，情感冷漠、物化与浅表化……这一切都告诉现代人一个严峻的事实：在“万物为我所用”的观念和科学技术祟拜，一味追求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已荡然无存，对中国古老哲学中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古老遗训已近乎遗忘。人类以为科技可以面对和改变一切，殊不知，当人类无视大自然的法则，大自然会反过来报复甚至毁灭人类。生态文学包括生态散文的兴起，正是对科学至上、技术主义，以及“优胜劣汰”、“丛林法则”、“人定胜天”、“改造自然”、“人为万物之灵长”等等观念法则的反拨和宣战。其次是现代消费社会中人的欲望无限膨胀所导致的人文精神生态危机的催生。当今时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进程无远弗届，而现代性扩张导致的东方各国的“全盘西化”浪潮, 已经被百年历史证明不是东方的福音, 而是人类单面化和异化的开始。现代性与全球化为人们承诺美好生活的同时,又带给当代社会和人类世界太多的问题：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正是面对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失衡和消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盛行的时代和现实，当代生态散文应运而生。生态散文是对受伤的大自然发出的深情呼告，是对无视自然法则的无知行为的规劝，也是对现代文明中泛滥的欲望化、物质化、科技崇拜和人类中心主义等倾向的反思与批判。它企盼通过对大自然的致描绘、对话、想象、亲和与致敬，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人与自然平等共生、物我同一，既具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循环之美，又具生态与社会发展平衡、物质与精神齐振共进的现代文明社会。

论及生态散文，自然无法绕开国外“生态主义散文”对中国当代生态散文的影响。特别是美国的三部作品：梭罗的《瓦尔登湖》，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这几部作品几乎成为中国当代生态散文作家的经典。除此之外，奥斯汀的《少雨的土地》 ，利奥波德的《一只鸽子的纪念碑》，艾比的《大漠孤行》 ，迪拉德的《汀克溪的朝圣者》，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等长篇散文或散文集，也大受中国读者和散文家的欢迎。还应看到，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一些生态书籍如《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的国家公园》、《自然之死》等，也对中国当代生态散文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尽管我国从古代就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存，有着“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也曾经有像《诗经》、像王维、柳宗元及后来各代很多融入自然山水的诗文作品，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欢愉美妙情景，但我国生态散文的起步却是晚近的事情。大致来说，中国生态思潮的真正兴起要比西方晚20年到30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界才开始出现生态文学。较早的代表性作品是徐刚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守望家园》、《大森林》，徐刚的这些作品，可视为中国生态散文的先声。此后，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那山那水》，哲夫的《水土中国》 ，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皇皇都城》，麦天枢的《挽汾河》，乔迈的《中国：水危机》，刘贵贤的《生命之源的危机》，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王治安的《人类生存三部曲》，李青松的《遥远的虎啸》，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梁衡的《树梢上的中国》，古岳的《冻土笔记》，陈启文的《命脉》、《大河上下》等报告文学作品，不断为“生态散文”增色添彩。散文创作方面，较早且影响较大的生态代表作，是苇岸的长篇散文《大地上的事情》。苇岸的生态散文，显然受到《瓦尔登湖》和外国生态散文思潮的影响。他的《大地上的事情》以独特的生态叙事视角，赞美大自然的朴素、简单和纯净。他在享受悠闲简单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倡扬一种与万物共荣共生的生态观，同时传递出对一切生物悲悯的情怀。虽然作为生态散文滥觞时期的散文家，苇岸的作品不多，他的生态意识也谈不上十分自觉，但因他的作品凸显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加之他的文笔自然朴素、简洁优美，因而《大地上的事情》出版后，便一直受到追捧，深受读者喜爱。苇岸之后，当代的生态散文便蓬勃发展起来。尤期进入新世纪，生态散文更呈现井喷之势。这时期优秀的生态散文作家作品有李存葆的《绿色天书》、《鲸殇》、《净土上的狼毒花》，王兆胜的《天地人心》、《逍遥的境界》、《负道抱器》，冯秋子的《塞上》，杨文丰的《自然书》、《病盆景》，詹克明的《独钓寒江》，李青松的《穿山甲》，刘亮程的《长成一棵大槐树》，胡冬林的《狐狸的微笑》，王族的《狼界》、《狼苍穹》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当代生态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时期，西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思想和生态文学作品，已经由最初零散的翻译变为有规模、有系统的译介,中国生态文学作家的生态意识逐渐变得自觉,他们纷纷从西方、中国古代、现代寻找生态精神资源,并创作出了一大批有明确生态意识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如报告文学作家徐刚、李青松、胡平、王治安等人，有意识地拓展生态报告文学的疆域；小说家韩少功、张炜等出版了生态散文《山南水北》、《融入野地》；散文家王充闾、梁衡、周晓枫、王兆胜、杨文丰、马丽华、王族等，更是不断推出新的生态散文。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国内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研究也开始起步。1994年前后,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应是较早以生态美学为题发表的学术文章。此后二十多余年来,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研究因其新颖性、陌生化和广阔的学术前景，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和加入，并出现了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精神守望》，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程相占的《生生美学论集——从文艺美学到生态美学》、《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徐恒醇的《生态美学》，皇甫积庆的《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等一批优秀的生态文学研究论著。综观之,尽管上述论著侧重生态美学研究，且以西方宏观理论研究为主，较少涉及国内的生态文学创作。但不可否认，这些研究对于推动和深化生态散文创作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生态美学研究重镇的山东大学，从2012年开始，曾繁仁、鲁枢元两教授共同创办了《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通讯》（曾繁仁、鲁枢元教授共同创办，程相占担任执行主编），为传递生态信息，联络海内外生态研究学者，促进生态学学科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研究渐入佳境，新世纪以来，山东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还举办了"中国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生态时代与文学艺术--田野考察及学术交流会议"等多场生态文学研讨会，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此外，1995年11月，海峡两岸文学家在山东威海举办“人与大自然——生态文学研讨会”；2019年10月，河南黄柏山召开全国“生态散文研讨会”；广东观音山则从2014年起，连续举办了七届全国性的生态文学征文。随着生态意识的深入人心，报刋也积极配合。比如2020年初，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开设了“生态随笔”专栏；《人民文学》于2020年第5期开设了“自然文学辑”；《文学报》则开设了“生态文学新观察”；《广西文学》推出了系列“生态散文”专辑；《草原》文学月刊推出了“自然写作”。可见，生态散文勃兴和崛起，已然成为当今文坛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因为到了21世纪，国人对“生态”一词已经不再陌生,这一词语频繁地出现在学术刊物和各种媒体上,日渐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共产党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进行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它标志着中国对绿色生态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伦理和文化担当，也预示着一个生态文学包括生态散文的黄金时期可能到来。

整体考察当代生态散文，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几类，也可以说是它的几重主题指向：

其一，表现人与自然性的关系。这方面的散文较多，特别是生态散文兴起的初期，基本上都是这一类作品。表现人与自然性的关系的作品又可分为几小类：一是通过描绘大自然的纯净美、朴素美、恬淡美，以及壮丽美、雄奇美、苍凉美等等，着力展示客观自然的原态美。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就属于这一类。二是有固定的生态落脚点。如李青松、胡冬林的“绿色森林系列”，梁衡的“人文古树系别”。三是王族等的“动物系列”。在这类作品中，作家对各种自然生命怀有深切的生态同情，他们细致入微地描摹多姿多彩的生命姿态，并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局限。而且，这一类作者一般都有一种对自然的朝圣情结，他们反复强调这样一种理念：人是自然的居民，是自然之子，而不仅仅是社会的一员。因此，人不仅要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要保护自然，使自然不受外力破坏。这种近乎忘我、朝圣般的生态意识，使这类作品在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对话中，具有一种简单、纯净、和谐的诗性品格，以及灵与肉寄寓自然而后升腾起来的泛神论意味。

其二，强烈而自觉的生态危机忧患意识。生态散文在表现人与大自然的主题时，十分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生态散文作家对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对自然的扩张、掠夺、损毁与污染深恶痛绝，对人类未来能否可持续发展充满忧虑。徐刚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对我国的森林、江河、湖海、土地等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均有涉及。他忧愤深广，广泛涉猎，视野宏阔，激情澎湃，在生态散文创作中坚守自己的绿色情怀: 守望家园，拯救大地，对自然生态持续关注。他的“守望家园系列”，将新闻报道的敏锐，富于哲思的议论和诗性的笔触相结合，为生态散文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哲夫的生态散文，同样目光遥远，站位很高。他立足于“中国生态报告”，其旨是“资源匮乏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将成为致命的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瓶颈”这一全人类的难题。他的“生态危机系列”，如“江河三部曲”《世纪之痒》、《长江生态报告》、《水土——中国水土生态报告》对这一主题有着鲜明突出的表现。尤其在《水土》中，哲夫具体记录了他从新疆、西藏、黄土高原，到湖南、湖北的洞庭湖与鄱阳湖，再到北京与深圳等大中城市，系统考察全国水土生态环保的历史、现实、见闻与感受等。可以说，哲夫的生态纪实系列，创造了一种散文与新闻、调查报告相结合的新文体——“报告体”。还有陈启文的《漂泊与岸》等散文和报告文学，作者立足于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主义”立场，反思和预警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带来的生态危机和现实危险，表达出对自然与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以及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概言之，在这类生态散文中，我们一方面看到强烈而自觉的生态危机忧患意识；另方面又感受到一种浓厚的对自然的护卫意识。这无疑是生态散文的光荣，也是他们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社会责任感和人类意识的自觉体现。

其三，关注文化生态和人类普遍的精神生态。这是生态散文的拓展和深化。考察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生态散文，我们看到，这一散文潮流从开始的单纯礼赞大自然，到具备强烈的生态危机忧患意识，再发展到关注文化生态和人类普遍的精神生态，生态散文的疆域在不断开拓，思考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入。比如在韩少功、张炜、迟子建、梁衡、李青松、王兆胜、郭文斌、杨文丰、胡冬林、王族等为代表的生态散文里，作家将自然生态作为一个需要整体观照的人类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生态，他们本着温暖的人文主义情怀，从不同的立场、视角和方法出发，无论是描写大自然，叙事记人还是抒情议论，都能将笔触深入到人类文化和精神的内部，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关注自然生态，直到走入人类内心，并对人类社会的生态问题进行理性的剖析、沉思与反省，并努力探寻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可能与出路。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角度看，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是生态散文的未来。

从上面对30多年来生态散文现象的整体考察，可以看出：生态散文写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它既不同于传统文学，也有别于屠格涅夫、普里什文等作家的写景文学。在屠格涅夫、普里什文的作品中，大自然只是背景，处于中心位置的还是人。所以，只能说屠格涅夫等的作品是描绘自然的文学，而不是生态文学或生态散文。因为生态散文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它是自然、社会、生态意识与思想和文学审美相融，崇尚“天人合一”的一种新兴文学。

生态散文把自然作为抒写对象，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与担当。除此之外，生态散文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还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并在此前提下更深入地思考全人类的生存问题。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或Ecological literature)是一个合成词,很明显,尽管它仍然是文学之一种,但是其中渗透了许多生态学的思想。其中最具价值的一点，就是用文学的形式对生态危机发出预警。卡逊《寂静的春天》就是如此。它一问世,就引发了强烈的争议。书中有关农药危害人类，导致许多虫鸟死亡消失，使本该生动热闹的春天变得寂静而哀伤的预警，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的危言耸听，卡逊本人甚至因此遭遇了有些人的否定攻击乃至谩骂。但是,卡逊的观点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和支持。比如，时任副总统的阿尔·戈尔为《寂静的春天》所写的前言就这样评价:“《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进程。”蕾切尔·卡逊所“揭示的真理、她唤醒的科学和研究，不仅是对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有力论争，也是对个体所能做出的不凡之举的有力证明”。是的，《寂静的春天》永远不会寂静。它不仅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而且是生态文学的一座丰碑。它惊醒的不只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

二、整体性视域下的生态散文伦理

生态散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它是自然、社会、精神、文化、生态意识与思想和文学审美相融共生的文学。因此，研究生态散文，必须有一种整体观，而不能执于一端。关于生态文学的整体观问题，国内生态文艺学的开创者鲁枢元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所阐释，2000年他出版了《生态文艺学》 一书。在这本具有开创性、建构性的生态学论著中，鲁枢元认为在地球生物圈内，除了“自然生态”之外， 还应该存在着“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他将其称为生态学的“生态三重性”，或生态学的“三分法”，即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面。

显然，鲁枢元的“生态三重性”，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生态散文的认识，而且丰富了整个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研究的内涵。因为在早期生态学者们的认知里，生态学被定义为“研究生物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其中的“生物体”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环境即物理环境与生物环境。与这种认知相关联，他们只承认地球上存在着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而忽略了人也是生物。可见，在早期生态学者那里，生态学仅仅指自然生态，它只是一门严谨的自然科学，与社会、人和精神无关。而实际上，除了上面各种自然生态圈外，地球上还应存在一个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圈”，比如“社会圈”“技术圈”“智能圈”，特别是存在着一个“精神圈”。所以说，鲁枢元的“生态三层次说”既为生态学注进了社会和精神内涵，也给予笔者诸多的启示。但生态文艺学主要以西方生态文学研究为参照，且偏重于文艺理论方面，结合国内的文学创作实际，尤其是当代生态散文的创作实际较少。此外，“生态三层次说”集中于考察和论述精神生态，对文化生态与生态文明建设关注不够。因此我们认为，整体性视域下的生态散文伦理，还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

根据鲁枢元的理论路径，从整体性生态观出发，笔者以为生态散文伦理可划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自然生态伦理。在这一层面，生态散文不仅要写出自然的属性，着力展示客观自然的原态美，而且要揭示大自然作为一个大生态系统的联系和发展规律，普及生态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以及增强人们对自然的护卫意识。比如告诉人们每一种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它们既互相牵制，又互相补充，谁也离不开谁，整个大自然就这样循环往复；再比如，揭示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来路与去向的规律，此外自然界天然地有一种排它性、排异性原则，等等。同时，在进行生态散文写作时，要放低姿态，拉近与大自然的距离，与大自然平得对话，以理解自然的心态来观察、体验自然，真正去倾听和融入大自然。

第二层次，社会生态伦理。鉴于当前社会生态的恶化，人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与污染，这一层次特别要求生态散文作家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在这方面，杨文丰的生态散文或可供借鉴。近年来，杨文丰不仅在理论上大力倡扬，且创作了大量生态伦理散文。《雾霾批判书》便是介入当下，直面现实，富于时代气息的生态伦理散文。面对整个社会陷入“雾霾恐怖场”和生存环境的坍塌，作为一个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生态散文作家，杨文丰觉得有责任、有必要从自然科学审美视角来探讨雾霾产生的原因。于是，他从“空”与“气”的含义入手，介绍大气圈的功能、结构，追寻造成雾霾的根源。接下来，通过对“中国农业社会里的雾”，“工业革命以前的雾”与“今天的雾”的比较，描述分析“雾霾”何以是“对美纯空气的反动”。而后，他又指出“雾霾颇具欺骗性”，但这种欺骗性又符合“自然律”，因而人类在“喜雾，爱雾，自恋赏雾”的传统文化中中毒而不自知。正因雾霾是人类“宠养”的病态生物体，而且隐天蔽日，无处不在，人在雾霾下无处可逃。所以作者认为有必要重建“人与空气关系的道德伦理——‘空气伦理’。空气伦理倡导人与空气属于同一整体，互相尊重，互为依赖，互相爱护，空气以洁净养人，人的行为以不污染空气为基本前提，时刻善待空气。”在《海殇后的沉思》中，杨文丰将人类在接受科学洗礼前后对自然的敬畏，分别定义为“旧敬畏”和“新敬畏”。“旧敬畏”是人类在接受科学洗礼前存在的对自然的敬畏，而在现代科技背景下，人类应该建立起对大自然的新型敬畏，所谓的“新敬畏”，“是一种复合型的敬畏，是人类对自然之‘灵’——自然万物的科学本质和规律，对沧桑正道，不但能尊重，而且能顺应的敬畏；是能通过预警机制，自觉避让自然父性殃害的敬畏；是将技术的阴影扫出自然的敬畏；是不但不再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主宰’，而且建立对自然的感恩之心的敬畏。” 尤其是新近发表于《北京文学》的《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 可谓 一篇难得的贴近时代现实的生态文学作品 。在作品中，杨文丰指出眼下这场“新冠”瘟疫，首先是自然生态失衡。其次是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关系“异位”乃至“断裂”，于是病毒的报复性钥匙插开人类之锁，殃祸人身。第三是社会群体的盲从与无知，使病毒有机可乘。以往，我们的生态文学视域下，虽有一定的批判、反思和诘问，却极少像杨文丰这样，深入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层面进行省思，这是杨文丰生态散文的可贵和价值之所在。

第三层次，精神生态伦理。如众所知，当前的生态危机已透过生态的自然层面、社会层面渗入人类的精神领域。其表征是，在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存的天平上，重经济而轻文化，重物质而轻精神，重技术而轻感情，从而导致人的物化、人的类型化、单一化、表浅化，以及意义和深度的丧失，精神的堕落，情感的冷漠和人格的沦丧。面对着社会和精神的失衡，生态散文作家要以高度的历史感与使命感，关注人类普遍的精神生态。一是要促进个人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精神取向的协调与平衡；二是要把精神因素引进人类的整体生态系统中来，重新调整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拯救全球日趋恶化的生态危机。总之，拯救地球和人类，必须从改善人类的精神状况开始。生态散文应当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灵世界，开发人的精神资源，调集人的精神能量，高扬人的精神价值，促进人类健康良好的精神循环，给困顿于池塘中的鱼儿插上精神的翅膀，帮助身处世纪末的人类完成划时代的转换。

第四层次，文化生态伦理。生态散文伦理除了以上几个层次，还应涵有文化的意蕴，即是说，生态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哪个部门的管理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深层的文化问题。这就要求，生态文学必须回到本源去——进入人的内心和文化的深层。故而，生态散文的提升与深化，一方面要增强文化意识；另方面要吸收民族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营养，同时注重西方环境文化的借鉴融会，并在此基础上，努力为推进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看到，近十年来，以徐刚、梁衡、哲夫、郭文斌、李青松、王兆胜、杨文丰为代表的广大生态散文作家，立足于整体观照和现代生态观，将生态写作纳入人类的文化视域，他们本着“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理念，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关注自然生态，批判现代化的轻率和功利，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把生态文明的种子播入每个人的内心。作家们本着人文主义立场和普世价值观，对人类社会的生态问题进行了理性而深刻的省察与文化反思，并努力注入文化的因素，将笔触深入到人类文化的基底，探寻提升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品质，以及人类如何走出生态困境的可能与出路。

应该说，以上的生态散文“四层次说”，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生态文学理论框架，也是一种新的现代生态伦理观。这种现代生态伦理意识，是在当下科学技术至上，同时又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从而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背景下确立起来的，它的中心词，或核心要义就是重建生态整体观。所谓生态整体观，就是要认识到自然界万事万物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每一个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存在主次等级之分，共同构成地球上的生态系统。从整体主义生态观来看，这个生态系统的内涵包括：一、将人的存在划分为生物性存在，社会性存在，精神性存在，文化性存在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既密切相关联，却又不等同，更不能相互取代。二、生态整体观主张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因为生态灾难的恶果和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生态散文家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态危机。关于这方面，《沙乡年鉴》的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早就意识到。在这部与《瓦尔登湖》双峰并列的世界生态文学经典中，利奥波德提出了划时代的生态伦理——“土地伦理”：“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土地共同体“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试想，如果这部书不含伟大的“大地共同体”思想，能有今天这样的高度和影响吗？三、生态整体观还提醒我们要认识到，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问题，它没有国界，也没有民族之分。在当下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今天的人类已经不可能回到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历史之中，未来世界只有在文化多元、互补共生共荣的融合中，把生态问题变成了一个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大问题，人类如何才能在解决危机四伏的自然生态的同时，迎来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整体平衡发展的生态文明的时代。

总之，“生态散文既需‘宋人小品’，更须有‘清明上河图’。‘宋人小品’式生态散文类似于宋画‘马一角’，所涉及的 只是较单纯、较简单的人与自然问题，思考的广度深度、信息的新度浓度，情感的层级和关联度，即便可隐化，也还是局限在较窄小的层面，对自然生态与人的精神生态深入相对不够，对社会生态的聚焦愈加不够。而‘清明上河图’式的生态散文，其视域、思想和面对的题材无疑是大而复杂的，笔墨更是可隐显兼备，艺术手法更可丰富多彩，对作者的认知深度、思辨力和艺术表现力都必将会构成考验而超越。”笔者以为，生态散文作家杨文丰的“宋人小品”与“清明上河图”的比喻十分到位，是对于整体性生态伦理的形象化概括。

三、生态散文的价值诉求与走向

从整体性生态伦理的视角出发，还可拓宽延展生态散文的价值和精神空间。尽管上面关于生态散文生态伦理的阐发，已包涵了生态散文的价值取向，但从文体的品类和当代散文创作的发展着眼，生态散文还预示着这样一些新的价值诉求与走向。

价值之一：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文学的功能。关于文学的功能，中外古今有各种各样的认识和阐述。柏拉图在《文艺对话录》中，认为优秀文学作品能引起人们的“快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悲剧的“陶冶”说；在《政治学》中，又提出音乐有“教育”“净化”（即陶冶）、“精神享受”的功用。而我国的先哲孔子，则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把文学看成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是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纵观中西文论，虽然对文学的功能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在生态研究出现之前，文学的生态功能并没有得到重视。现在，随着社会对生态关注度的提升，随着普遍性的生态意识的不断增强，可以预见，文学的生态功能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生态散文，它一方面形式不拘、自由自在，可以任心由性贴近自然，与自然展开各种各样的对话；另方面，生态散文是比其他散文“真实度”更高的写作。它不只强调个体体验，真实记录和描写大自然，传达大地上各种生灵的信息，引导人类向真向善向美；它还引入科学视角，客观真实地介绍各种科学知识，探寻科学规律或自然律等最本质、最纯粹的物事之真，以及美化和护卫自然环境之道。因此，生态散文的文学教育作用在当下不仅不应被忽视，而且显得特别地重要。因为生态散文一是可以帮助人们建立一种“绿色思维”，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提高人的环保意识。二是帮助人们热爱并欣赏自然美，懂得自然的美学价值。三是净化人的心灵，简化和静化人的生活方式，让现代人躁动不宁的心绪得以安顿。特别在当前，国家正着力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所以生态散文的文学功能将进一步彰显。

价值之二：拓展了文学的疆域。必须承认,生态散文创作和研究的兴起发展，已经显现出跨文化的趋势,这个朝气蓬勃的文学思潮无疑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由于生态散文创作涉及到文学、生态学、自然科学、哲学美学、社会政治学、自然哲学、伦理学、人类学、信息学等多个层面，所以生态散文的创作和研究应是立体和多元的。它的题材选择、描写内容、审视的对象、思考的问题，其广度和深度，是任何其他文学类型所不能比美的。正是因此，我们说当代的生态散文创作拓宽了文学的题材领域和审美疆界,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新型的视角与新型的价值框架。不仅如此，它还扩展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空间，为全球化语境下建构平等的、和谐的文化提供了可能。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许多人对生态文学包括生态散文的认识，还停留于爱默生、梭罗时期那种比较纯粹、纯净的自然的层面，对生态文学的博大内涵、巨大多样的功能和当代的文化意义尚未充分地认识。为此，笔者以为未来的生态散文创作和研究，应吿别仅仅停留于表现大自然层面的“小生态散文”，而应立足于表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大生态散文”。惟此，生态散文才能匹配和回答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中为新的和谐文化建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并获得“人类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价值之三：召唤文学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如众所知，当代文学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和消费社会的到来，理想主义的丧失和崇高感的消解，文学已不再神圣，同时文学变得暧昧和多元。开始是由雅到俗，从纯到杂，从崇高到日常，而后是互联网的兴起，资本流量的野蛮介入。至此，全民进入了“娱乐至死”的狂欢时代，文学的神圣感、敬畏感已荡然无存。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生态文学特别是生态散文出现了。生态散文有一个最为可贵的品质，就是每一位生态散文作家，都有着对自然的朝圣情结，也有对文学足够的神圣感和敬畏感。他们一方面充满忧患意识，富于批判精神；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理解、尊重和敬畏自然，并以谦卑的姿态，以和善仁心和悲悯情怀与自然平等对话。不仅如此，他们还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物无贵贱”“用物以度”等等古代哲学思想，十分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态文学的精神资源。与此相联系，他们认为生态散文既然是文学，文学性必然要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生态散文不仅有人文精神的坚守，有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有作者全部生命的投入，而且情理交融、形神兼备，加之注重修辞，文字表达优美且富于诗性，因此在审美上具有独特的艺术勉力。在我们看来，像这类生态意识与文学的审美性完美融合的生态散文，的确能够启人心智，给人以美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唤起人们对文学的神圣感和敬畏感。

生态问题催生了生态散文，但生态散文的使命却是为了改善甚至消除生态问题。尽管严峻的生态危机不是文学所能解决，但生态散文可以预警，可以反思，可以质疑和批判，呼吁人们关注生态问题，提醒人们改变思维和观念，以及改变生活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散文的作用又是巨大的，是不容忽视的一股文学潮流。是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无国界，漂浮在太空中的地球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个所有生命的共同体。可以预见，当生态问题日渐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当生态思维和观念日渐成为当代人整体性的哲学观念时，中国的理论话语和文学创作也会发生某些结构性的转变，甚至有可能结朿唯西方马首是瞻，全盘西化的局面。因为在全球化生态危机的特定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可能成为构建当代世界生态文化理论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所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人类毕竟存在于同一个时代，生活于同一个想像和生命的共同体中。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散文文化与当代文化建设”（18BZW1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鹭,文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传学院讲师；陈剑晖，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资深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

[1]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  李长生译，第9、19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2]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3] 杨文丰：《雾霾批判书》，《北京文学》2013年第7期。

[4]杨文丰：《海殇后的沉思》，《散文海外版》2005年第4期。

[5]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第193、194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6] 杨文丰：《生态文学的审美与科学精神的审视——杨文丰访谈录》，《中国生态文明》2021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