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注定被铭刻于中国社会史与精神史脉络的转折点上，消费时代不期而至，商品经济惊涛拍岸，时代面目猝然变色，“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歇尔·鲍曼）。这种易逝的动荡让诗歌书写变得愈发艰难，抵抗性的书写似乎成为诗歌大规模迁徙的方向，坚定地回望田园诗意，抑或高蹈地缔造一个恒远的精神世界成为不少诗人对抗时代现实的重要法则。这类背向时代、逆流而上的抵抗固然悲壮而纯粹，却难免遁身于时代成为现实的失语者。

如陈超所批评的，“历史的错位似乎在一夜间造成巨大的缺口，尖锐紧张地契入当代生存的诗已不多见，代之以成批生产的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诗歌据此成为美文意义上的消费品，或精致的仿写工艺”^①。  而一个喧嚣、物质之时代的降临，在消解惯性诗意的同时，也呈现出它无与伦比的庞杂性与创造性，时代暴力不容置疑地将我们席卷其中，并毫不迟疑地向我们提出了它的要求。因为祛除了历史诗意惯性的这个时代，有着隶属于它本身的精神细节与内在诗意，并呼唤一种新的抒情方式来应对这个泥沙俱下的消费世界。基于类似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不少诗人开始回到时代现场，诗歌书写也开始以弥散的方式建立起个人与现实语境的关联。在诗人的集体转身中，杨克可谓先觉者。他自九十年代初便规模化书写的都市诗歌率先开启了对时代的命名与拆解，勇敢地刺入了都市消费的生存经验之圈，以精敏之词捕捉当代消费社会具有震颤性的符码与碎片，在对抗与包容之间生成了一种更具活力与穿透力的抒情方式，成为消费时代的一份诚实的证词、一个关于如何进行时代抒情的有效样本。

一、作为生存现实的都市生活

消费时代的空间表征之一便是现代都市大规模的绽放，汹涌的人流与充塞其间的各类消费符码，无不聚集于资本逻辑之下，成为新语境下一个庞大的人类文本，以具象的方式表征了商品经济以及从这种经济中生长出来的消费文化的内在活力，并持续不断地更新着现实与观念世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广州这座南方大城便作为试验的据点一直活跃于经济晴雨表的醒目位置，成为消费时代最为耀眼的标本，以加速度的姿态与内陆城市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拉开了距离。因此，九十年代初，杨克从山明水秀的广西来到消费经济最具范式意义的都市——广州，既是生存方式的转变，也是其诗歌创生的一个重要契机。

自广西壮族自治区至广州市，地理空间的转换转喻了社会空间的更迭，杨克脱离了传统的社会网络，进入一个新的意义生存空间，过去坚固的一切被推至空幻的远处，光怪陆离的消费社会成为诗人亟待处理的现实处境。“竹、温泉、家园，原有的人文背景变换了，原有的诗的语汇链条也随之断裂。我面对的是杂乱无章的城市符码：玻璃、警察、电话、指数，它们直接，准确，赤裸裸而没有丝毫隐喻。就像今天的月亮，只是一颗荒寂的星球。表达的焦虑让我受到挑战，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的诗将触及一些新的精神话题；从此我还将尽可能地运用当代鲜活的语汇写作，赋予那些伴随现代文明而诞生的事物以新的意蕴。”^②

这段独白不但触及了杨克心理机制的转折，也预告了他书写方式的嬗变。来广州前，杨克已在诗坛崭露头角，其诗歌书写惯于牧歌式抒情，并于彼时文化寻根的浩大合唱中标识了自身独特的音调。可以说，杨克在固有的抒情方向上已走得颇为顺畅，拥有了不少诗人梦寐以求的可供依赖的惯性路径。九十年代广州生活的猝然降临，却斩断了他固有的抒情链条，展现了一个传统诗意荒芜如月球般的生活场域，他不仅遭遇了心理的顿挫，也要面对“表达的焦虑”。然而，有意味的是，这一心灵与写作的断裂及重启并没有引发杨克长久的不适，反而成为他不言而喻、势在必行的选择，由此便有了上述那一自觉而理性的宣示。杨克意识到如果不愿意虚伪地面对现实，那么，他必须进入这一“杂乱无章”的城市场域，将历史变动的经验纳入自己写作中，“赋予那些伴随现代文明而诞生的事物以新的意蕴”。新的生活形式自然赋予新的诗歌能量，秉持这一理念，杨克于九十年代初迅速更新了固有的书写方式，写下了一批具有范式意义的当代都市诗作，如《在商品中散步》《天河城广场》《经过》等，它们从商品经济的泥淖间徐徐展开诗意之瓣，成为一道现象级的诗歌景观。

就历史书写谱系而言，杨克的都市诗歌可谓是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观念的悠远呼应。逾半个世纪前，围绕《现代》杂志而聚集的一批上海文人发现了“上海—摩登都市”这一新的诗意渊薮。突兀而起的摩登上海标识了现代性都市的物质构成和灵魂元素，带来了新的诗歌经验，催生了最早一批中国现代都市抒情诗，如施蛰存《桃色的云》、陈江帆《都会的版图》、徐迟的诗集《二十岁人》等。然而，他们的诗歌实践来不及深入，很快就被转道的历史有力中断，由此弦散。九十年代初，面临现代技术与商品消费所构筑的都市空间，杨克再度接通了现代派诗歌的观念电流，赓续了都市诗歌的历史书写。俨然，重新被商品消费所激活的都市空间在呼唤新的抒情方式的到来，摩天大楼、商场、霓虹灯与广告、明星与咖啡厅、庞大的商品流与人流，诸如此类构成了现代都市野蛮生长的空间形态，都市的庞杂、无序、茂盛被本雅明诗意地比喻为枝蔓缠绕的热带雨林。这是新的抒情空间的创生。都市氤氲的人群迷雾与商品洪流如恣肆的荒野丛林，诱惑着诗人的进驻与歌唱。

只是，面临相同的诱惑，由于时代的分化、语境的变迁、个体能力的区隔等，相隔半个世纪的诗人在都市他者与主体自我之间构建了不同的交互模式。就“现代派”诗人群体而言，他们多出生于乡绅抑或地主家庭，与传统的乡土社会有着难以割舍的羁绊，其都市抒情多在乡土田园的映照下被动性展开，他们既有对上海这一新兴现代都市的惊羡，也保留了内心深刻的拒绝，如吴晓东所言：“现代派诗人大多是这种都市中的陌生人，他们从眼花缭乱的都市的表象中最初获得的是‘震惊’的体验。强烈地刺激他们的诸种感官的，是爵士乐的‘颤栗的旋律’‘年红’灯的扑朔迷离，舞厅中女人的‘肉味的檀色’以及绅士们的烟斗和‘黑色的晚服’。诗人们应接不暇的，正是这视与听的感官印象，借助这些感官印象，诗人得以合成都市的外在表征，而内心深处，则是无法投入的疏离感。”^③在乡土与都市的相互参照、彼此渗透的张力关系中，“现代派”诗人作为都市陌生人始终徘徊于疏离的边缘。

而“现代派”的震惊感与疏离意识，在杨克诗中却难觅踪迹，虽然其夫子自道曾提及过“焦虑”，但很快，杨克自觉发展出了一种思考能力，即在商业化与技术化的都市文明中，诗歌如何成为可能，诗人如何直面。比较而言，“现代派”刚挣脱于乡土社会，他们面对都市这样一个巨大的异质的他者，止步于震惊、不适于陌生、沉迷于刺激性的感官印象；相形之下，杨克与都市的关系是内嵌式的，都市不再是陌生的他者，而是当代人无法逃逸的存在之所，嵌入其中的诗人需要的是“无愧”与“不逃避”，要以投入的方式来揭示时代的噬心主题 ：“今天的诗人要无愧于后代，必须通过一代人的共同努力，让当下诸多缺乏情感色彩的词汇——商品、交易、石油、钢铁、警察、政治、税单、指令、软件等等，最终体现出新时代里的文化内涵来……纯正的诗歌是真诚关注生存现实的诗歌，它不逃避社会和商品的双重暴力，戳穿让诗回到诗本身的虚构和幻觉，因为生存之外无诗。”^④

杨克的思考有着从原有的诗意范畴与文化系统全面挣脱的果敢，他呼唤从非田园诗的消费时代创造诗意、从惯性诗意的荒芜处开垦诗歌、从经验表象中打捞文化意蕴，这份坚强的书写意志自然让人想起波德莱尔式的现代英雄主义，诗人纵身跃入都市的存在之渊，全面敞开诗歌的感觉结构，从时代的泥泞深处展开歌喉。杨克的“生存之外无诗”的体认及其诗歌实践让他淘尽了“现代派”诗人现代性受难的历史冗余，得以以更自觉、自在的姿态步入作为存在语境的消费时代。

二、在商品中散步：热爱，而不迷惑

九十年代初的杨克凭借其敏感与洞见，重新赓续了中断半个世纪的都市书写谱系。重续的同时，亦有力改造了前人“无法投入”的窘迫，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切入时代的适当姿态：“散步”。《在商品中散步》可谓作者形塑时代文本的一个总体隐喻，也是从这首诗开始，“散步”作为当代的一个重要的抒情姿态被加以确立。

“散步”这个词始终萦绕着一股闲适而松弛的气息，作为一种行动姿态，它自然淘洗了外来者的陌生感与疏离情绪，得以以亲切的方式介入商品世界，“在商品中散步嘈嘈盈耳/生命本身也是一种消费”，诗人作为观看主体，没有自外于作为对象的商品，反而将生命与商品以同构的方式置于“消费”这一视域之内，自我与他者曲径通幽，达成了和谐的一致，主体由此产生了微醺的快感。“我心境光明 浑身散发吉祥／感官在享受中舒张／以纯银的触觉抚摸城市的高度”，诗人恍然沉浸于商品所触发的诗情画意间，物我相融的欢愉不经意接通了传统诗论的“物感”说。《诗品》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林泉草木、风花雪月因摇荡人心而引发审美主体的情感涟漪，由此感物吟志、触物起情，传统抒情诗得以定形显身。有意味的是，杨克这首诗使用了与传统感物诗类似的感觉结构与情感模式，但所感之物却将自然的林泉改换为消费时代的商品，物感的内部意涵被予以现代性的重新改造，在承续与置换间，消费时代的诗意形态被重新发明。

“散步”的抒情方式释放了诗人的现代感受力，也造就了杨克诗歌庞大的异己包容性，他于散步间左顾右盼、随物赋形，以扫描的方式将都市内部的各类符码一一纳入诗歌文本。《经过》宛如都市驳杂的世相图：时髦少女与不修边幅的打工仔、古老的骑楼与升起的玻璃幕墙、服装小贩与惑人的广告，它们以穿插拼贴的方式共置了一个多重语境的杂乱空间，然而这种庞杂性的纳入也恰如其分地表述了当代都市的复杂性，并有力地进行自我消化。“像中山大学与毗邻的康乐布料市场／其乐融融，从未构成过敌意”（《经过》），都市镜像的展开成为自然生物类的铺展，它们以必然的方式一一接受散步者的注视，拼凑为这个时代确定的存在实体。这一都市空间的自然纳入不同于现代派诗人笔下让人战栗的感官印象之集合，也有别于波德莱尔所凝视的颓败都市之残骸，杨克诗歌内部浮现的都市符码亲切、日常，是平常的生活风景，它的复调性对应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客观生存现实。

散步者以泛化的感官知觉与情感体验放射式吞纳都市的同时，作为行动的主体，亦具有内在的包裹性，这一存在形态如费瑟斯通笔下的漫游者，“漫游于陈列的商品之间，只是观看但并不抢劫，只是偶尔挪动一下步子却又不阻碍川流不息的人群，控制着激情和疲倦地凝视、观察他人而不被发现，容忍身体的相互接近或接触而并不感到恐惧。此外，它还需要具有在激情参与和距离审美之间保持平衡的能力”^⑤。 与之类似，商品间的散步作为一种自足性的行走，在面向现实敞开的同时，仍保留了主体强大的自控力，与外在世界始终保持适当的距离。它俨然表征了杨克对于这个消费时代的基本态度：加入其中而又维护精神独立性。

杨克固然以先锋的敏感率先见证了乍来的商品经济与都市文化，但并没有陷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激情泥淖，有限度的切入与自足性的保持使得杨克于消费的迷狂氛围中葆有了难得的警觉与清醒。“工业玫瑰 我深深热爱，却不迷惑”，“不迷惑”的理智意味着诗人清明理性的始终在场。在大幅度地容纳、清点都市符码的同时，杨克的理性触须伸向了消费时代淤积的底部，他以下定义的方式对各类消费符号进行解码，意图暴露其历史“本质”，譬如“传奇故事的女主角 她备受名声伤害／现代文明的一件超级大摆设”（《戴安娜》）、“今天石油的运动就是人的运动／石油写下的历史比墨更黑”（《石油》）、“再大的城市 都不是灵魂的／庇护所，飞翔的金属，不是鹰”（《真实的风景》）。诸如此类定义型的语句有着对消费符码的虚幻性加以揭示的努力，它们试图在失序的现实内部寻求可追溯的历史线索，格言化诗句的缔造不经意泄露了杨克意图为一个时代进行定义的野心。

“不迷惑”也意味着散步者在愉悦观看的同时，对观看对象与存在之所有着频频加以反观的警醒，杨克的不少抒情诗由此生成了一种二元并置的结构模型，诗体的前半部温情脉脉地抒写商品物质之魅，回旋着田园诗式的抒情语调，诗作的后半部则不加过渡地予以突然的转折，并与前面的田园情调构成对峙，形成了物质抒情与精神对抗的二元结构。如《时装模特和流行主题》起句为“与广告对视 迷花乱眼/野性。高贵。幻象中是豹子的光泽”，诗人仿佛迷醉于消费幻象中的狄奥尼索斯，物我交融、目迷五色，但诗作结尾却兀然升起阿波罗的理性：“工业的玫瑰，我深深热爱/又不为所惑”。与之类同，《1992年的广州交响乐之夜》《在物质的洪水中努力接近诗歌》等诗都交替出现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的对立身影。

杨克的“不迷惑”也常以反讽的形态出现，抒情与反讽的并置，变形了传统抒情诗的单音节形态，化合为一种更为混杂、内部相互辩驳的抒情声音。《在商品中散步》的最后一节，杨克挪用了基督教的宗教语汇进行了高强度的抒情：

现代伊甸园 拜物的

神殿 我愿望的安慰之所

聆听福音 感谢生活的赐予

我的道路是必由的道路

我由此返回物质 回到人类的根

从另一个意义上重新进入人生

怀着虔诚和敬畏 祈祷

为新世纪加冕

黄金的雨水中 灵魂再度受洗

上述具有圣歌气息的诗句作为全诗的收束，从“物感”的微醺中乍然起身，发出高亢的祈祷诗般的抒情音调，商品与技术构筑了新的神殿，它所带来的福音让诗人陷入宗教性的迷醉之中，势能升腾的诗歌表层俨然是一曲商品的礼赞。然而，作为修饰语的“现代”的被强调，以及“拜物”一词的引入，则制造了对这高势能抒情的阻碍，指向了悖论式的空洞内部，如弗里德里希所言，“自波德莱尔以来，抒情诗就转向了技术文明的现代性。这一转向始终具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可以是肯定性的，也可以是否定性的”^⑥。正是在否定性的障碍之词的指引下，诗中“虔诚”“敬畏”“受洗”等神圣的大词虽然构建了肯定性的强度抒情模型，但并没有带动诗歌朝向圣诗的飞腾，它们的光辉绚烂的词语能指反而暴露了其所指的空虚。作为实体的商品物质成为被蚀空的黑洞，其势能是反向下坠的，因此，诗歌肯定性的抒情躯壳与否定性的内部之间发生了悖论式的倒置与错位，针对商品拜物教的讥讽之声从过度抒情的声调背后响起，形成了既加冕又脱冕、既拥护又祛魅、既肯定又否定的反讽性的抒情形态。

杨克丰富而庞杂的诗作在试图吸收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性的同时，又适时对之予以反省与自嘲，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他的“散步”姿态在激情加入与审美距离之间优雅地保持住了费瑟斯通所言的“平衡能力”。

三、都市散步的时间诗学：速度与瞬间

杨克的“散步”在有分寸地融入都市空间的同时，也指认了主体的行动节奏，它并非疲于奔命的跑步，也非凝滞的伫望，它有着隶属于个体的时间逻辑，并于主体掌控下自由制造行走的速度。可以说，“散步”也是杨克诗歌时间诗学的有力表征。面临一骑绝尘、加速度朝消费经济狂奔的现实，杨克坚持“散步”的缓慢，流连于诗意的邂逅，坚决从集体跑步的迷狂中逃逸而出，发展了自身有关都市时间的批判性思考：如何在现代性暴力结构下保留符合现代人性的诗意时间。

一九八九年，经济提速的声音尚未全面启动，杨克已灵敏地倾听到时间暴力的呼啸声：“车提前开走/少女提前成熟/插在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提前吹灭/精心策划的谋杀案/白刀子提前进去/红刀子提前出来……一个个目瞪口呆/时间是公正的么？”（《夏时制》）“提前”是技术理性对自然时间的粗暴干涉，是对过程的有计划的扼杀。急功近利的超速前进在高速接近目标的同时，也蚀空乃至消解了行动的意义。诗人的尖锐质疑让“提前”淡出了进步的光晕，暴露了时间深处的阴影，这不禁让人想起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时间的恐惧：“哦！是的，时间又出现了；时间现在以至尊的身份进行统治；随着这位丑陋的老爷，他那些恶魔般的跟班：回忆、悔恨、痉挛、恐惧、惊慌、恶梦、愤怒和神经症也全都回来了。”理性专制下的现代时间在不断规划人的自然生活同时，也加固了对于人的贬损与奴役，这或许是敏感的现代诗人面临现代时间装置的共同感受。

现代性时间力量的集约性呈现非速度莫属，较之静穆、恒定的乡村时间模式，无限追逐资本繁殖的都市文明对速度有着本能的迷恋，消费时代的全面降临更进一步加持了速度神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速度崇拜成为时代的亢奋剂，快消品的畅销、高速公路的蔓延、高楼大厦的速成、你追我赶的竞赛，加速度的时间逻辑不断更新着当代都市生活，制造了一切高速向前、无限进化的幻觉。置身于速度风暴之中，杨克却要用“缓慢”之矛挑战高速旋转的时代风车，他要从席卷一切的速度迷障内脱离出来，以一己之力挽留那被无情遗弃的“缓慢的感觉”：

汽车蝗虫般漫过大街

我的身体象只大跳蚤在城市的皮肤蹦跶

忙这条疯狗

一再追咬我的脚跟

这个年头有谁不象一只野兔

其实我想让内心的钟摆慢下来

慢下来

我真想握住什么

……

我奔跑只因为所有人在奔跑

骤然停下的片刻

红满天的太阳呯然坠落

掉进酒沫四溢的夜生活

“我喜欢缓慢的感觉”

退缩后最松弛的时分

我听见有个声音在说

我多么欢愉

像一只被丢弃在路边的跑鞋

——杨克《缓慢的感觉》

“缓慢”是诗人对速度的祛魅方法，也是面对时代快车的一次主动脱轨。作为抒情主体，杨克对速度席卷性的暴力统治有着本能的反感，当速度与进化、乌托邦等幻象相连接，它便生成为时代合法的观念机器，拥有了生产与规训的权力，并以未来允诺的方式挟持着人类生活，“忙这条疯狗/一再追咬我的脚跟/这个年头有谁不象一只野兔 ”。速度携带着不容置疑的公共力量，规训着当代人的生活形态，人被速度所挟持、所异化。法国理论家保罗·维希留指出速度暴力不只是对两点之间时间与空间的清除，也是对经验世界的清除，加速度的“忙”清除了个人的时空向度，也是对有质感、有细节的个人经验世界的蛮横掠夺，所以杨克感慨，“其实我想让内心的钟摆慢下来/慢下来/我真想握住什么”。这与其说是诗人对于内心时间的渴望，不如说是对于人性化生活的吁求。他敏锐地感到速度观念一旦启动，惯性的力量便足以消灭个人的行动意志，“我奔跑因为所有的人在奔跑”。匿名化的集体奔跑消蚀了个人行为，个体被卷入速度的洪流而丧失其主体性，成为被工具理性所规定的他者之物；而缓慢，则意味着不合作，意味着将个体从速度的幻觉与暴力中解放出来，回到个人的时间之流，“我多么欢愉/像一只被丢弃在路边的跑鞋”。放弃了集体性的奔跑，诗人从缓慢的自我散步中获得了内心的节奏，以心灵为向度的内心时间构成了抒情诗的圣地，让其对压迫性的时间符码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杨克从速度的眩晕中脱离出来，绝对的自我依循主体节奏漫步于都市空间，他左顾右盼，瞥见各类碎片化的影像纷至沓来、幽灵般浮现，瞬息之美此起彼伏地绽放。这些即逝之物锻炼了诗人的快速捕捉能力，亦发展了他有关现代都市时间的瞬间诗学：

迎面走来戴大口罩的姑娘

她的呼吸被空气呛住喉咙

被咳嗽堵住

我窥见那美的前额

白皙如弯月

把昏黄的白昼照彻

——杨克《灰霾》

这一刻太阳正照在高楼顶端

如日晷的指针切开光亮和阴影

投射到她头上把她分成两半

她的笑在灿烂和羞涩之间的黄金分割点上

马路上大河滔滔汽车卷起小小的浪尖

她的长发随波浪起伏

笑声在她脚下翻滚

有风声从斑马线穿过

她手舞足蹈的姿势

她开怀大笑的样子

使马路这边的我成了欢乐相随的影子

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生命刹那的相通一生中只是瞬间

转身她就隐匿于人海

我惆怅着逆流而去

太阳依旧停留在原来的位置

——杨克《马路对面的女孩》

《灰霾》中的“我”自迎面的瞬间窥见了“白皙如弯月”的前额，这洁净如月光的美恰从一片灰霾处乍然凸显，不由得让人忆起庞德的《在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意象的叠加与快速闪现交织为一个辐射状的诗意旋涡，对观看者造成了即时的震惊效果。而《马路对面的女孩》则着意对瞬间之美进行深描，“这一刻”被精确的细节所雕刻、所膨胀，大笑的女孩宛然停驻于时间原点之上。显然，诗人渴望努力留住这昙花一现的刹那，想为过眼烟云之物立一块时间纪念碑，如哈贝马斯所说：“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⑦ 但杨克并未停留于渴望的乌托邦幻境，他随即展示了这瞬间之美的幻灭，“生命刹那的相通一生中只是瞬间/转身她就隐匿于人海/我惆怅着逆流而去/太阳依旧停留在原来的位置”，迷宫般盘旋、海洋般丰富的都市时空内，邂逅之美瞬息即逝，而一旦被捕捉入文字，便成为艺术化的永恒瞬间，昭示了现代境遇下不变的人性之基部。“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⑧ 杨克对瞬间美的陶醉与幻灭，对获得与失去的领悟，也让我们恍然望见了波德莱尔《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一诗的魅影。他们都有能力从动荡的都市内部打捞诗意的微火，都渴望从现代都市的碎片化漂浮中握住永恒，但是，杨克在发展波德莱尔诗学的同时也注入了创作主体的灵韵。波德莱尔是从死亡、忧愁等消极之物中制造迷人的瞬间诗意；而杨克的诗意支点纯净而透明，是有关人性积极之美的舒展，大笑的街头少女与高悬的阳光构成了明快的抒情色调，少女的消失在制造幻灭的同时也留下了绵长的人性暖意。显然，与波德莱尔将都市视为恶之渊薮不同，杨克接纳了都市全部的异己性，在拆解与发难间仍保留了都市文明的明亮底色，呈现了他作为当代诗人的巨大综合能力。

扎加耶夫斯基评论米沃什的时候谈道：“才能较小的人，蜗牛，他一般倾向于在一间棚屋或空壳中寻求避难所，以此逃避逆面而来的风，逃避相反的观点，创造小小的缩影。然而，作为诗人和思想家，米沃什选择勇敢地投入战场，测试自己应对敌人的能力，似乎他要告诉自己，我要吸收这个年代的一切以图活下去。”^⑨ 在我看来，杨克也有着米沃什式“勇敢地投入”的才能，他从智识阶层与消费时代的激情对峙下挣脱，跃出了有关精英启蒙、士大夫情致的话语装置，改造了单向度的、闭抑的抒情主体，以敞开的方式广泛地占有时代内部鲜活的生存现实，深入发掘当代话语的全部复杂性，并勇猛地吸收这个时代的一切而发明诗意。

*本文章属于如下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GD19LN04，教育部项目17YJA751020。

注释：

①陈超：《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

②杨克：《对城市符码的解读与命名——关于〈电话及其它〉》，《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杨克卷》，漓江出版社，2004年。

③吴晓东：《中国现代派诗歌中的“乡土与都市”主题意象》，《北京大学学报》，2015（7）。

④杨克、温远辉：《在一千种鸣声中梳理诗的羽毛》，《山花》，1996（9）。

⑤[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

⑥[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

⑦[德]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现代性基本读本》，丁君君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⑧[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⑨[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理性与玫瑰》，《捍卫热情》，李以亮译，花城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