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最显著的视角特征，是以回溯家庭状况来展开个人小史，家庭出身成为作者最重要的分析范畴。这种视角既赋予作品特殊的深度，又构成其内在局限。黄灯扩大了文学书写的版图，但也因视角的限制而将资本市场和教育问题推回类型化的乡村家庭叙事，未能激发家庭和产业化教育、“关系”和资本这组“矛盾”可能带来的思辨；学生的作文和自述又因代际的隔膜和审慎的沉浸，而失去了在知识与经验、理性与情感的交相转译中纵横的气魄。黄灯领受又逃离了非虚构文学经济的开放允诺，亦未能进退自如地规避杠杆的风险。宽阔和疏离的不足、对接连讲述经验的流连，使原本具备的问题意识无法聚焦。

● 关键词

黄灯；家庭史；关系资本；非虚构

一、“乌云”的皱褶：书写轮回和轮回的书写

在一篇名为《我悲哀地看着这个时代》的作文中，黄灯的一位沉默寡言的学生黄庆伟写道：“乌云已酝酿着危机，雷鸣电闪而人们视而不见，暴雨将至，没人能幸免于难。”这末世论的断言腔调，作为叛逆青春身姿的罕见例证，在《我的二本学生》中一闪而过，但又似乎凝聚着黄灯整部著作的忧思。何谓乌云，何谓暴雨？跟这个时代许多其他的隐秘和沉疴一样，黄庆伟和黄灯察觉到的危机折进了信息洪流和虚浮表象的深皱，隔绝于被日常生活割据的视野。能否打开皱褶见出乌云，能否把对危机的忧思推向对酝酿危机之底层结构的洞察，将决定黄灯这部著作的分量。

黄灯是善发现皱褶也善打开皱褶的有心人。匆匆行色间，唯她思量同一条地铁ABCD不同出口，导向的是迥然相异的居住风景，“轻轻跨过一条街，就进入了另一个阶层”。跨过街道的人若是也跨过阶层和意识的拦截，连接起不同区块色彩各异的故事，自然能拨开皱褶，切近城市的复杂面貌和区隔的细腻纹理。但黄灯以大学教师的身份视角，为我们打开的其实是课堂的皱褶：那些本如流水过营盘、心事各自揣的二本学子，其命运的印迹经由黄灯的笔触得以呈现；每个人风雨兼程的成长旅途，在人类学式的调研和个人小传式的记录中得到珍重。这些“八五后”“九〇后”被宏大历史话语和精英主义话语遮盖的面目及其飘摇和困惑，由此浮出地表。而黄灯的学生身在开放前哨的广东，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富代表性的参与者，也是借以认识中国未来发展的视窗。通过观察这样一群学生，黄灯的确可以如她所期望的那样，写出世界的宏大转身在年轻生命和细枝末节中的渗入，写出时代烙在个体身上的“锥心至痛”。

黄灯承认她的“喋喋不休”，其用意是尽可能地倾听，尽可能用声音的在场稀释成见，以观察和直觉抵御整体性结论的粗率。为打开皱褶，这种选择不失明智，尤其当我们像人类学家那样考虑到“受交染的多样性是拒绝被‘总结’的，而‘总结’已成为现代知识的特点”，因遭遇而变化的个体不应为整体而被计作某种成本、收益或功能。但是，当这样的“喋喋不休”推动着多样性之下同一类故事的轮转，当对阅读耐性的考验落脚在对同一种命运或重复性情节的忍耐，我们就不得不去追问黄灯打开皱褶的那个特殊角度，去探查那些反复叙说中使我们感到枯燥同时又警醒的同一性模式。换言之，黄灯的“喋喋不休”更像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强制重复，体现了她切入观察对象的一贯眼光，并由此见出二本学生共处的困局。作为雷鸣闪电之结构母体的“乌云”既已现身，也就诱使着作者和读者去加以勾勒。

《我的二本学生》最显著的视角特征，是以回溯家庭状况来展开个人小史，书中个人史的集结实则是一部部家庭史的集结。这使得《我的二本学生》像极黄灯前作《大地上的亲人》的续篇，二者本身存在记录时间的重叠，而她作为乡村儿媳对传统家庭结构的深刻体认，又潜伏在了她对学生生命历程的叙写中。久经淬炼的家庭史体察方式，让黄灯从非血缘的师生之情切入学生的血缘网格，精准地感知其性情、际遇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家庭出身成为她最重要的分析范畴，一次又一次，黄灯述及家庭的“瘀伤”或“溢出效应”，揭示超生罚款、“下岗潮”等父辈波折所造成的家庭困难对学生的决定性影响，而这越来越难以通过大学教育得到破解。然而，也正是在与前作的比照中，《我的二本学生》显出其单薄、匮乏甚至不自足。其单薄处，在于欠缺前作在亲情纽带下咀嚼“天聋地哑”式家庭悲剧的情感浓度，以及那种在揭疮疤的痛楚中坚持书写的张力。其匮乏处，在于它的讨论不如前作那般，能圆转调动手头的知识材料和思想资源，增进对现象的把握。其不自足处，则不仅在于家庭肌理剖析这一既往思路的延续使新作不“新”，更在于《我的二本学生》中隐伏的动机和未澄清的解答恰恰在前作才有较张扬而透彻的分辨，使我们往往要后退一步，才能朝前思索。应当说，对家庭“瘀伤”的洞察既赋予了黄灯这部新作特殊的深度，又构成其内在局限。

从《我的二本学生》折回《大地上的亲人》，不难发现黄灯一直揪心扼腕的，乃是家庭境遇的轮回和社会阶层的固化，即所谓“不可逆转的生存劣势”的“代际传递”。轮回的不可逆转，是因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城市化的高歌猛进，“农二代”们别无选择，唯有背负着擦不去的农民身份和沿袭而来的生存劣势，流散为城市的打工“蚁族”，卡入一种既无法支付当代的消费幻象，更难以“咸鱼翻身”的结构性困境。《我的二本学生》的书写对象自然不限于“农二代”，但其轴心仍是翻演不休的轮回戏剧；二本学生们出身寒门者众，高考和大学教育曾使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贫寒子弟有望出人头地、转换阶层，如今却难以为“先天不足”者注入足够的转换资本，平衡社会竞争的起跑线。黄灯于是不得不在书写二本学生时书写轮回，书写阶层处境的家庭传递，又因她对家庭皱褶的聚焦而把这种书写变成了一种轮回的书写，一种在《大地上的亲人》里已多次上演的雷同故事的揪心重复。但是，轮回的书写所书写的轮回虽理清了学生的家庭“来路”，却远不足以敞明他们的“此在”和“出路”。他们的“此在”是在教育资源和体制里、在教育改革风头中的所处，而他们的“出路”是在全球资本流动和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颠簸。恰恰是后两个方面，黄灯所给予的关注还未能生成富有支撑力的思想图谱，未能将城乡二元大结构下二本学生的危机生态充分语境化。尽管我们有理由欣赏她倚托于直观和个体经验的审慎，警惕现代知识的“总结”热望，却也会在阅读中实际地遭遇家庭、阶层、教育、市场和资本连成一片的丛簇，渴望一种关联交染的纵深而不满足于“乌云”的现而又匿。

在教学工作中，黄灯意识到“两组词语之间的鸿沟”，一组是她博士期间所翻炒的学术热词，从“现代性”“叙事学”到“启蒙”“民族国家”等，不一而足；另一组是她在工作中必须掌握的“报告、请示、命令”等直截了当的功能性语汇。前者的逻辑抽象性使人虚空，后者的功利交易性亦使人厌倦。而在学院的知识等级中，操练着后一组词语的现实生活经验似乎“失去了平等的讨论资格”。黄灯预感到她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这两组词语间的沟通，或许这才是她选择“喋喋不休”叙说方式的真正原因。但是，开掘现实经验的矿藏固然有纠偏的意义，仅埋头一端却无法带来有效的沟通，只会加剧经验的轮回。要建筑鸿沟之上的桥梁，恰需克服偏倒的逃遁，在不同话语间大胆尝试和不断转译。就此而言，沉浸于感性认知和家庭叙事的《我的二本学生》，应当说尚未完成黄灯自设的挑战。近似的挑战也内在于“非虚构”命名的提案中，我将留待本文最后一节阐明，由《人民文学》2010年“非虚构”专栏推到台前的新分类法和写作实践，自发轫时便包含着对跨越传统文类秩序、调节文学场之正典化（canonization）机制的期待，包含着对文学之宽阔性的核心诉求。也只有当文体混杂流动，话语穿梭沟通，虚构似是而非，才能让文学有可能超越现实。正是这种混杂使许多非虚构作品展现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风貌，而黄灯和其他耕耘“田野”的作者面临的更大挑战还在于，如何让文学家写出的“民族志”不逊色于人类学家既善刻画又善剖解的“非虚构”。不妨说，黄灯是发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邀请，当批评者在学院话语体系中把她投身的现实经验重新导回理知领域，其间自会发生轮回中增殖的交染，发生朗西埃所谓可感性的重新分配，让二本学生的故事超出单一话语和一本书的体制范畴而继续书写。

二、教育的“性价比”：家庭和资本之间

《我的二本学生》在严格意义上，也并不是关于整个社会阶层流动和分布的文学报告。这些从二本大学流入社会岗位的学生，极少能实现巨大的阶层跨越，书中的他们因而只能显露为某一阶层的典范，而无法直接指示社会各阶层的固化或流动状况。家庭对于黄灯来说，是比阶层准确得多的定位。正是通过家庭史，我们看到中下层在代际的位移中如何被再次生产为结构的中低部，从而窥见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规则。也是通过家庭史，我们才发现，就连中下阶层的内部，固化的情况也相当堪忧：在那些彼此阶层差距甚微的二本毕业生中，家境较优者具备更高的市场适应力和就业空间，家境较差者即使能养家糊口，也少了许多从容。也就是说，你在某一社会阶层中那个狭小的特定位置，也已几乎被家境提前预定。且不说移动阶层，就连移动那个座位，也“难”字当头。大学教育因而越来越像是一张卖相尴尬又不可或缺的入场券，一番知识与技能的洗礼后，拿得文凭的各路英雄还是沿着原生家庭的延长线各归其位，他们经济位置的相对上升其实是基于家境的整体平移。虽然黄灯并未囊括全局，但经由寓言式的折射，我们仍可想见当下年轻人在其社会-经济位置上的处境，有如患上约翰·巴思《路的尽头》中那种当代拉奥孔式的僵固症。

教育本应打破僵固，黄灯却发现而今它丧失了较高的“性价比”。在黄灯读大学的1990年代初，公有制下的工作分配制度中，大学生皆是“天之骄子”，是受到眷顾的少数精英，出身贫贱者亦可跳过“龙门”，毕业后被认定为“干部”身份。其时家庭固然施加着潜在的影响，教育却可在家庭之上形成自主运行的区间，打破沿袭而来的经济支配，用国家分配机制减弱身份的历史差值。但在市场化铺开的大众教育时代，家庭的教育投资不再能确保可靠的回报，那些二本学生毕业时，“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劳务派遣’，可以说，刚刚卸下高考的重负，就绷上了找工作的弦，整个大学过程，不过教育产业化后被学校锻造为专业‘流水线’上的一个规整产品，并被冠以‘人力资源’的工具化表述”。伴随教育产业化的进程，黄灯对高考制度的信心也在变化。在她做062111班的班主任时，还能为“夹缝中的光芒”而庆幸，那些“八五后”学子好歹还能获得立足社会的根基。即便如此，她的叙述也透露出，“85后”的这种“立足”并非坚挺，且是以梦想的集体塌落为代价，他们一直在为上一代的困境买单，并制造着下一代的困境。到了满是“90后”的1516045班，“光芒”已难寻觅，距离062111班不过九年，如今“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理直气壮地和我说起要待在大城市，更没有一个孩子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买得起一个安居之所，能够在流光溢彩的城市立下足”。

教育屏障功能的弱化，使得家庭盘根错节的影响更被放大。教育投资回报率缩减，家庭实力显露为更可靠也贯穿始终的决定参数。这种情形，也许用布尔迪厄的术语能更好廓清。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布尔迪厄指出在资本最为常见的经济形式之外，还有文化和社会的形式，三者又能彼此转换。他进而区分出文化资本的三种状态：一是其内化于个人能力的“具身化状态”（embodiedstate）；二是其作为文化商品的“客观化状态”（ifiedstate）；三是其作为学术或受教育程度资格认定的“体制化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学历资格为现代主体灌注的文化资本具有相对自主性，它使具身化的技能资本只有在具备了制度化承认的前提下，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充分获得信任和发挥效能，它也抵制世袭传递性和可转让性，倾向于剥夺家庭的特权承继。但家庭仍进行着隐蔽的文化资本传递，它不但能够专门或潜移默化地授予某些技能（当然也有流失的风险），能够将经济资本转换为下一代受教育的条件和可消费的文化商品。家庭本身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越充足，越能保障孩子积累文化资本的时间；而“家底儿”越弱越容易浪费时间，即还得花费更多时间去纠正早期教育相对于劳动市场的不对路。黄灯忧心的“性价比”问题，以此看来，实则是家庭为教育做出的经济投资难于为孩子换取未来足以立身的文化资本，是大学教育对主体的资本赋予越来越从属于家庭资本条件的世袭。黄灯笔下有太多例子证实着寒门子弟是如何被劳作、留守、营养不良等情况牵制了时间或“错用”了时间。这些后来的二本学生，不但跟那些出身“‘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的精英学霸在文化资本上天渊悬隔，而且在群体内部也反复着家庭资本长线圈里的轮回。

在学生就业方面，家庭的能量更不容小觑。黄灯叙写家庭史，总不忘考察家境与学生毕业去向之间的牵连，其中至为重要的一条，是有没有关系和人脉。有这些，显然更容易定向流动、被正式雇佣或挤进体制，占尽竞争的先机；没有这些，则是大海捞针，找到的工作也欠缺稳定和正式保障，数年苦读似乎未增加太多筹码。黄灯的发现或有其洞察力，但也正是对中国式“关系”的这种强调让她陷入某种内在矛盾而不自觉。这一矛盾可能激发的思辨，亦因此止于黄灯过于平滑的“喋喋不休”中。

一方面，黄灯将当下学子的困局归咎于教育产业化时代人的工具化——人变成资本要素从家庭流入学校再批发给社会工厂，说到底是现代性的广泛深入让僵固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成为必然。但另一方面，黄灯又警觉着传统家庭人伦关系及其社会延伸，申说着中国讲情面攀关系的“民族特色”，仿佛在资本之下四通八达并起实质作用的是从家庭溢出的人情脉络，它才是在优势或劣势的代际传递中锁定个人社会-经济位置的关键。在一座以教育为中轴的天平上，若资本处于完全压倒性的一端，那么寒门子弟由于其历来投入的不足，自然是永难“逆袭”，除非凭借智力的偶然因素和时间精力的超常付出增大其自身的资本占比；而如果家庭及其人际关系推到极致，那教育就是失效的，是彻底形式化和被前定的，它仅仅提供进入社会的门槛，却不带来任何分配规则的改变。资本终究不会取消教育在劳动力再生产上的功效，家庭之社会辐射的决定论却会使教育全然虚无。相应的，假如资本是罪魁祸首，那么应对的方略应在于教育的去资本化和公平环境的维护，概言之，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拨或矫正；但若蛀坏堤坝的是传统亲情人伦结构及其扩展，那问题似乎还在于中国的不够现代，该引为利器的岂不应是启蒙呐喊和鲁迅式的民族性批判？

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里慨叹贫苦人家的孩子没有过硬关系时，并未凸显和处理资本与家庭人情脉络这对潜在的矛盾。相比之下，前作《大地上的亲人》那种人类学眼光或许更有必要。黄灯何尝不曾留意农民工依靠的“乡里乡亲的关系网”，又何尝不了然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家庭结构”和“在血缘基础上的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她还以亲人的经历讲述过现代市场环境中熟人社会和法理社会的交织和冲突，体会到熟人社会的经济承诺既需要在市场条件下履行又欠缺法律保护的脆弱。的确，资本和家庭或熟人结构不必是各持一端的矛盾项，而是在现代性情境中复杂交织；讲关系也未必意味着不现代，它恰恰可能是埋入中国现代性根底的社会网络机制，是被资本裹挟和重新功能化的传统因素。正如在文化资本之家庭传输的分析中已经显影出的，家庭并不自外于资本生长流动的系统，“关系”也不例外，该问的或许不是它和资本谁更成问题，而是它和资本如何制造了阶层和社会-经济位置固化。对“关系”的反思也因而必得超出单纯文化批判的范围。沿着这种思量，将会把我们引向一场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世纪之辩”，也或将让我们往前一步，靠近“雷鸣闪电”的源头，打开“乌云”的皱褶。遗憾的是，在新作《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放弃了在这一论题上引领我们向前推进的机会。

三、结构性困境：“关系”资本和新自由 主体之“丧”

在《中国的社会联系：“关系”的体制、文化和变迁本质》一书中，社会学家曾对中国的“关系”展开过一番承前启后的探讨。这场讨论切口虽小，却关乎中国社会网织、经济活动、人伦结构和“交往理性”的核心，并被学者们认为承载着文化根性和时代变迁的关键信息，展露出“世纪之辩”的大气魄。如编者在导言中指出，一个最常见的预设是，“关系”是中国独有的社会事实，是深具“中国性”的现象。而“关系”作为“民族特色”的独异性在于，它首先是一套基于互惠的礼物经济，不但是有意识地在被生产、培育和维持，而且有它所遵从的仪式和规则，有由彼此受惠和亏欠转换成的义务和无时限的偿还；但同时，若隐若现的工具性之上它又有着情感和文化心理的要素，有着“人情”制造的温暖和“脸面”带来的尊严与名望。然而，亦有学者认为“关系”不过是一个普遍现象的中国表达，是换个说法来指称人际网络、社会资本和广泛存在的礼物经济。基于这种认知，他们把“关系”视为对社会体制结构的应时而变的策略回应，而非岿然不动的文化基因或运转如一的古老装置。

一个折中的态度大概是最富生产性的，亦即在承认文化特殊性的同时，悬置本质主义的定性，去窥探“关系”实践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模态。距离那场讨论二十年后，黄灯的著作对“关系”的屡屡重提，让我们感觉当年部分学者对法理社会和市场经济将祛除“关系”的预期恐怕太过乐观和片面。更值得重视的，是那些主张“关系”与市场、人情与法理、义务与效率可能同谋共事的观点。如皮特曼·波特（Pitman Potter）就认为，作为非正式协调机制的“关系”不是法律体系的对立而是与其互补，通过协同运转，“关系”也“成为了一种资产，能够被储蓄和调用，来服务于持有者在一个更大的体制系统中的利益”。边燕杰也指出“‘关系’资本”或曰“社会网络资本”与工作流动成正比，而桥接社会网络的活动能力本身也是“关系”资本的量度或组成部分。

黄灯亦曾在《大地上的亲人》中评说，熟人社会的“关系”，关乎城乡强烈冲撞中“维持社会弹性的可能”。“关系”不全是负面和腐朽的，它既是生存基础薄弱者联合互助抵挡风险的必需手段，也是体制环境下中性的非正式调节机制。事实上，社会也需要一个弹性区间，善于见缝插针的“关系”，便也总能因其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组织中的根深蒂固而轮回转世，由前世迈入今生。黄灯对二本学生就业情况的考察，再次确证了“关系”的“今生”。但由于她未能在新作中接续对“关系”和“社会弹性”的反思，又未能意识到在谈论家庭和产业化教育、“关系”和资本时可能陷入的矛盾逻辑，所以自然也错失了进一步打通对立两端、做出融贯理解的可能。

社会学家对“关系”资本或社会网络资本的界定实则受益于布尔迪厄的思想遗产。亦是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布尔迪厄定义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外的“社会资本”：它是大家公认的“体制性关系的持久网络”所带来的资源积累，这种网络使个体具备了在一个团体中的成员身份，并因此获得集体资本的支撑和信任担保；而特定主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额，则“取决于他所能有效调动的联系网络和接入其中的每一个人自身持有的（经济、文化和象征的）资本的规模”。现代社会的关系连接总在突破着家庭的限定，但布尔迪厄指出，家庭仍能在不逾越自由放任的逻辑前提下施加控制，通过创造偶然——诸如提供场合、选择场所、举行活动等——来聚集同类。中国人的“关系”在许多方面，当然都契合布尔迪厄对社会资本的刻画；而不论其文化特性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在对学生就业和劳动市场的窥察中，将“关系”作为社会资本来理解，无疑是最为直切有力的。

黄灯虽然最终未能开启“关系”资本这一命题，但结合布尔迪厄的洞见，她的家庭史剖析却能带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提示：家庭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际关系的终端，“关系”从血缘出发、再由亲属关系横向扩散至乡里乡亲和其他维度，资本利润和人际资源被导回给子女（前提是他们也需具有接下赠予和维系关系的能力），由此形成一个纵横交织的网络。这一终端的资源聚合和轮回圆转并未被现代性反世袭的一面所摧折，而是作为资本积累、流通和转换的“后台”，在持续创造着事关下一代未来的必然的偶然。于此，我们终于可以尝试去澄清黄灯一直忧虑却又难言究竟的“结构性困境”具体为何。二本学生遭遇的困境是沿袭自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关系”资本的三重贫乏。往往因为这三重贫乏，他们才是二本学生而非高配学霸，也缺少在就业市场中比拼的凭借，只能将有限的文化资本和关系资本转换为难以立身的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这也使得更为隐秘的资本的家庭传递，成为了社会结构和个体社会位置再生产的决定因素，成为了二本学生群体内也需较量的砝码。

尚待说明的，还有多数二本学生“关系”资本贫乏的缘由。这些缘由，大多能从黄灯的叙说中提取出来，并且总脱不开农村家庭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处境。首先，这些孩子所拥有的“关系”与更优越的家庭相比，不但更狭窄，而且也是效用更局限的弱关系，他们也短缺促使“关系”生产的其他资本。其次，农村家庭原本依赖的宗法亲情伦理结构在现代市场面前彷徨无主，熟人结构的传统“关系”丧失了基于乡情和信任的人情味，也就实际上丧失了集体资源的担保支撑，便也自然没有了与其他强关系或转世更生的现代关系抗衡的力量。再次，农村的非独生子女和城市多见的独生子女在综合资本的配给和“关系”缔结的能力上相差甚远，而后者也是“关系”资本的内在组成。伯娜丁·徐在《锦衣玉食，压力饱尝：北京的独生子女》一文中指出，独生子女从小就被鼓励培养发展“关系”的能力。相较而言，农村非独生子女则在兄弟姐妹的天然环绕中“浪费”了积累“关系”资本的时间。最后，二本学生“关系”资本的瓶颈或许还源于超出家庭的校园横纵关系网络的贫弱。由于黄灯主要是一对一地进行个人史和家庭史的纵向挖掘，我们很难更多窥探出学生之间横向交互的情况，或和校友及其他上方资源对接情况。但可揣测的是，在职业教育中，二本学生恐怕没有名牌大学的同龄人那样在众多社团、组织和活动中去建立和革新关系网络的机会。

文化资本也好，“关系”资本也罢，如黄灯所说，最终都是要把那些已经在高考竞争中裁剪得规规整整的学生，再经由大学教育变成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源”，教育的目标已成为培养“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它关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市场的竞争秩序和国家在此秩序中的崛起目标。安·安纳格纳斯特（Ann Anagnost）于《在中国想象全球未来：儿童作为价值符号》一文中认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从曾经服务于集体的意味变成了在市场中栖身、不沦为剩余劳动力的期许，自儿童开始的教育都在致力于打造具有就业潜能且适应竞争的“新自由主体”，他们“素质”的提升不仅有利于个人饭碗的解决，而且也确保着国家在全球知识与人才竞争中的获胜。黄灯笔下的二本学生不怕吃苦、习惯应试、接受竞争，却又在进入大学的一阵迷茫后，迅速进入那个被轮回所束缚、将掏空其青春特质的市场坑位。黄灯明白，他们的“丧”或“佛系”其实都是面对结构困境、面对那一纸“劳务派遣”和高企房价的反讽性自处，是在资本制约的紧箍咒中奋起挣扎又倍感无力时潜入虚拟网络的“扮酷”。如同今日，所有叫嚷着“躺平”的人其实也大都含辛茹苦地“内卷”着。

四、文学的宽阔与微贱：非虚构的杠杆机理和“超越”可能

上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观照黄灯著作中的问题图谱，并不是倡导理性知识的凌越，而是黄灯口中那两组词语的必要沟通。通过批评的中介，逻辑演绎和生活经验、知识的法理性秩序和现实交往的经济、西方话语和中国实践，才能在转译和交染中彼此激发和共同增值。也可以说我在拉一场“关系”，以摄取两套词语网络背后更大的资源，而中国式的智慧也已启示我们，知识的理性秩序也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它一定需要经验与习俗的互补和转导，哪怕世界朝前一个方向狂奔而去。但“关系”要想拉成功，需要手法的微妙，需要遵守双方都接纳的仪式，并虑及对方的所处给出礼物的赠予。若理知和现实彼此心会地赠予，那么非虚构或批评，都或许是最好的礼物。非虚构之“非”，也同样可以说是拉了一场“关系”，一场虚构与其对立面的非关系的关系。

交染和转译的雄心内在于“非虚构”兴起于中国的文学场动力学。2010年2月，《人民文学》创始“非虚构”栏目并发出“集结令”，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反响热烈的非虚构作品，也使得这源自美国的新文类概念和新分类法广受瞩目，并事实上扎根在了图书市场的分类习惯中。在当期“留言”中，编者自解道：“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非虚构旗帜鲜明地诉求着文学的宽阔，立意用一种对抗细分的“一揽子”分类方案，来促使一个含混的、以素材真实性为基准的大文类下不同体式、不同写作样态和话语风格的转译和交染，让文学性不再被文学场的既有体制和正典化势能所局限。用调查填补空洞，用个体经验避免浮泛，用深入翔实代替抒情套子，这些对“真实”的返归或争夺，首先都要立足在一个使随笔、书信、演讲、博客、短信、学问文章等通通都能纳入和混生的“散文无疆”。几乎所有学者都注意到非虚构模糊文类、跨越文体的解放性，但这种叙事解放性的底部，更是不同语言和关切的可流通性，与其说非虚构必定要触及被“话语”裹住的一手经验，不如说要首先实现话语的沟通融解。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敬泽说得最为巧妙，即面对一些不好归类的文学作品，“中药抽屉不够用了”，索性塞进“非虚构”这个“乾坤袋”。抽屉固然总可以再增加，但“乾坤袋”的妙用，是海纳甚至鼓励无数的“四不像”，是让非此非彼的交染试探非法之法，也是任由其内多元而难测的化学反应喷发可能的文学能量。

“非虚构”的命名法和分类法作用于文学场的机制，在我看来类似经济学中的杠杆原理。“非虚构”的文学经济也运用着这种能使现有的文学场扩容以博得更高红利的杠杆，它以“乾坤袋”囊括了小说在内的许多传统文类，也吸纳被文学正典化机制排除、不太“像”文学的日常书写，并有计划地支持行动者的调查和记录，由此“借”到了更多文本和经验来丰富“资金池”。它或将增大文学场获益的空间，促使话语流通和不同以往的杰作的诞生，但也面临刺激效应带来的风险，即混杂类属和降低门槛后文学性的贬值或文学本真性的流散。这种杠杆下，文学之宽阔和微贱的两端实则相辅相成：只有纳入遍布现实世界各个角落的经验碎片、喃喃话语和微贱叙事，文学才能宽阔；亦只有不惮借贷并承担风险的宽阔襟怀，才能发现和催动紧贴地面的微贱经验的表现。宽阔和微贱要对抗的，不只是纯粹虚构（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先锋小说那种为了虚构的虚构）超离于现实经验的晦暗玄奥，而且是虚构对现实所常常进行着的过度戏剧化的处理方式和对所谓“素材”的筛选机制。这一点，黄灯的丈夫在给她的邮件中曾做过说明，即中国农民的苦不必是“像余华、鬼子写的，要用那么多的死亡、卖血、犯罪等悲剧事件去填充，好像没有这些悲剧性的事件、这些人的生之悲苦就不复存在”。非虚构杠杆的意义，因此也就更在于打破虚构戏剧的筛选，打破象征冲动和书写体制的预期，为文学的“资金池”借来更大的可表现域。那些广大而卑微的悲苦动荡，其皱褶打开之时，亦必有震慑人心之处，因为那也是我们所同享和共振的。

在非虚构的宏观文学经济之下，藏在心理暗室的叙述主体也有着微观的杠杆机理。他既需在行动和在场中趋近某种零度以让现实浮现，又需不时冒出头来，以诸种借来的话语和不失为虚构的想象开展广泛交染的言说。正是这一杠杆的灵活施用，使得非虚构可以高于新闻报道的客观冷静，又免于陷入传统报告文学热衷议论的口舌之快。尽管隐匿声音的隐形掌控或零度状态似乎更受褒扬，但非虚构的文学杠杆实际上肯定着叙述主体在宽阔的体式选择、想象延展和话语转换中处理现实经验的前提。只有技艺高超的叙述杠杆调节，才能让作者的现实表达逼近又疏离现实，抵达历史和结构的深层。对此，李洱的提醒很是应时，他认为在非虚构语境中作为“他者”的虚构，正是那“异于现实的美学”，才能在对体制化现实的疏离中使我们认清和介入现实。李洱自然是在为虚构正名，但是，他的说法也暗示出，非虚构的现实书写若要深化，就不能只落实到现实经验上，而是同样需要它内部兼容虚构和理性话语的宽阔，需要超出现实的一种疏离，就如同阿甘本认定的成为“同时代人”所需的那种疏离。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所欠缺的也正是这一点，她调节叙述主体之杠杆的技艺也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她已的确从对微贱的确信出发，扩大了文学书写的版图，但也因视角限制而将资本市场和教育问题推回类型化的乡村家庭叙事；她已通过文本内部的杠杆经济纳入学生的作文和自述等等，催迫文学史接纳对二本学生的书写和他们或许亦将从事的文学书写，但又因代际的隔膜和审慎的沉浸，而失去了《大地上的亲人》那般在知识与经验、理性与情感的交相转译中纵横的气魄。黄灯领受又逃离了非虚构的开放允诺，亦未能进退自如地规避杠杆经济的风险。宽阔和疏离的不足，对接连讲述经验的流连，也使原本具备的问题意识无法聚焦。

非虚构需要对现实的疏离，还更是因为，当下的现实或那个非虚构文学经济背后的文化经济，将非虚构作为仿真后现代性的对立补充而组织进了一个二元结构中。卢永和早在2011年就指出：“社会上各种虚构或虚假的故事已远远超出文学的虚构与想象能力。同时，虚构故事的泛滥致使虚构本身的魅力日渐褪色，尤其是网上那些无厘头的穿越更让虚构变得不再神秘。置身于此，文学似乎不再需要虚构的念头，因为与媒体炮制的那种伸手可触的虚构的真实相比，文学虚构反倒意味着与真实生活的某种疏离和逃避。绚烂之至归为平淡，文学不得不返璞归真，追求另一种言述表达方式。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讲述、名人传记、旅游散记、个人回忆录等非虚构文类也具有一种‘超越’社会的文学功能。”换言之，置身于后现代处处虚构的仿真现实中，返璞归真的非虚构反而能够逆向地超越。亦有学者将非虚构的兴起类比于当代艺术场对琐碎之物、消费商品、以即兴表演等活动构成的反作品（anti-work）的体制性纳入——西药抽屉大约也早就不够用了。这些都提示着，非虚构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是写实精神的简单回归，而且是一个后现代文学现象。或者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现实主义文学在仿真后现代性中的轮回，它和后现代的虚拟本体论和文学元叙事结成一个同享的二元结构。正因如此，单纯从理知走向经验，从虚构化的仿真现实走向另一端的非虚构，实际上无法真正完成对此结构的超越，而仅仅是经验乃至于这个结构的轮回。所以，当我们批评虚构疏离现实或被消费时，又必须领会，非虚构也会被“投喂”给倦于虚拟或经验贫瘠的人们（包括批评家和学者）。非虚构也恰恰只有疏离，只有在现实经验中纳入想象和理性的转译，跟进而非逃离拟像世界和实在世界时刻发生的交染和话语转换，才能激发它在仿真后现代性中的潜能，触摸到现实中的幻象结构和幻象中的现实结构，亦才能由轮回走向具有解放意义的差异性重复。所幸黄灯并不会遇到一些非虚构作家实践浅尝辄止、写作不可延续的问题。一日为师，她对学生的探视就不会终止，《我的二本学生》刻录下的印痕，仍会在今后的回望中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