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化风物”与文学的关系其来有自。古代诗文里的“岭南”，是苏轼被贬时所感慨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的岭南，也是韩愈饱含悲怆的“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岭南。在这样的诗句中，岭南既是盛产名果（荔枝）的乐土，又是瘴气横行的蛮荒之地。然而，诗句中的“岭南”（南方）在千百年的吟诵中早已固化凝结为某种“意象”，其背后活生生的文化地理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相比诗文，小说在叙述和表现地方文化风物上更有优势。在近年兴起的“新南方写作”中，地方“风物”是如何进入小说的？又如何成为“新南方写作”的标识物？

“风物”，语出陶渊明《游斜川》诗序“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顾名思义，指的是一个地方的地理风貌、自然风光以及饮食、特产、物品等。风物进入现代小说叙事，肇始于清末民初的文学启蒙思潮，具体体现在“五四”时期“乡土文学”（或“乡土小说”）中。正是在这一时期，现代小说对风物的叙述得以成型，影响了其后百年的文学。

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1935年）所写的《导言》中谈及：“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侨寓文学的作者”暗合了这样的判断——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等新文学作家对故乡（风土人情）的叙述端赖于一种紧张对立的审美距离。换言之，只有借助“他者”的目光，风物才能进入小说。鲁迅小说中的未庄、鲁镇、S城等，无不是在这样的认知结构中被凝视和书写的。但此时的“风物”无疑是启蒙的产物，是带着寓言性质的文学地理空间——譬如《风波》开篇对“临河土场”的描写，呈现的是迟滞、凝固的乡村风景，其意图，在于写出底层百姓对政权更迭（“张勋复辟”）的畏惧和孤陋寡闻。

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1936年）中一语道破了乡土文学和“风物”的关系：“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茅盾用的虽是“风土人情”，但不妨碍我们在其界定中理解“风物”之于小说的意义。风物只有和“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联系起来才具有普遍性，否则只会沦为满足读者“好奇心”、缺乏生命力的“异域图画”。鲁迅和茅盾的论述，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小说中渲染和描写的风景不只是单纯的地理和自然概念，而是一种“认识论装置”（见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自然风景常常作为时间、季候的标志附着于整体文本，疏离于叙述者和人物的主体意识；直到“五四”时期，经过新文学作家对地方风俗和乡村风景的刻画，“风景”才因叙述主体审美意识的注入而具有独立性。

对“风物”的描写，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解放区，以及华北、东北沦陷区的小说及其讨论中，逐渐从鲁迅所强调的作家和叙述对象的距离，转变为对乡土和地方性这一特定客体的描写。而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笼罩在国家计划经济所支撑的“工业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等文学话语之下。新时期以降，在汪曾祺、阿城、韩少功、莫言等人笔下，风物得以“翻身”，成为新的启蒙解放精神映照下的“活物”。

梳理“风物”与现代小说的关系，是为了在文学史的脉络里审视“新南方写作”。“新南方写作”召唤的是一种对“南方”（岭南、粤港澳大湾区、海南乃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洋”国家、地区）现实经验的新的想象和叙述，也是对旧的文学秩序打破和重塑（林培源：《“新南方写作”的经典如何可能——关于黎紫书〈流俗地〉》）。杨庆祥以“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四点来界定“新南方写作”（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而其中的地方文化风物，不啻为除了文学语言以外，最值得关注的元素。

以“粤港”（或粤方言）为例子，葛亮新近关于粤港茶楼文化史的长篇《燕食记》以及书写“古籍修复师”和“粤式理发师”的《书匠》《飞发》等小说中，“风物”与“技艺”（厨艺、古籍修复、“飞发”）有机融合，构筑了生动丰富的“小说地方志”，更是通过对人物心史、记忆的挖掘，写出了粤港一带的历史变迁、世相流变。此时的“风物”，更多带有文化史和精神史的意味；和葛亮《燕食记》同期问世的林棹长篇小说《潮汐图》，走的是一条魔幻现实的道路，在粤方言的狂欢、变形和再造中，虚构了一只雌性巨蛙游历十三行、珠三角和澳门等地的传奇，将“风物”以亦真亦幻的方式，融合在小说叙事的河流中。

在潮汕题材方面，厚圃（《拖神》）、陈崇正（《半步村叙事》）、陈再见（《出花园记》）、陈楸帆（《荒潮》）、林培源（《小镇生活指南》）等潮汕小说家，以潮汕地理空间和方言为依托，关注地方的近代、当代生活，不管是《拖神》中的樟树埠（樟林港）、《半步村叙事》中的“半步村”（潮州市庵埠县），还是《出花园记》中的县城（汕尾/海陆丰一带）、《荒潮》中的“硅屿”（汕头潮阳区贵屿镇）、《小镇生活指南》中的“清平街（镇）”（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都是作者故乡的虚构对应物——在这种意义上，这批潮汕作家对故乡的书写，和“五四”时期鲁迅所界定的“侨寓者”文学异曲同工。区别在于，百年后的这批作家，面对的乡土世界不同，其笔下的“风物”更多围绕人物的塑造而生，潮汕平原的风俗（如“营老爷”“出花园”“普度”等）并非满足读者“好奇心”的“异域图画”，而是反思族群命运、历史变迁（《拖神》），书写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小镇生活指南》）、青春往事和精神成长（《出花园记》）、批判工业文明和环境污染（《荒潮》），以及绘制乡镇文学地理（《半步村叙事》）的媒介。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厚圃的长篇小说《拖神》（作家出版社，2022年）。《拖神》中的“樟树埠”原型樟林港为近代海运史上重要的港口。作为“红头船”的出海口，樟林港虽然没落，却成为“红头船”精神的发源地。在这部六十万字的长篇中，作者厚圃以一种史诗性的笔法，叙述了陈鹤寿在蛮荒之地白手起家的传奇，也将港口的历史兴衰铺衍得气势恢宏，荡气回肠。“巨舟”“沉船”与“风禽命”的意象和隐喻，串联起这位草莽英雄的一生；同时，将三个族群（畲族、疍家和樟树村人）及其信仰（三山国王、天妃娘娘与水流神）之间的抵牾、融合写得跌宕起伏——“拖神”只是幌子，真正的着力点在于俗世复杂流变的人心。更为难得的是，小说另辟蹊径，将故事背景放置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民俗、历史掌故、民间信仰、商贸、海运知识俯拾皆是，真正做到了以百科全书式的笔法，书写了潮汕历史文化风物。在铺陈情节、塑造人物的同时，风物的出现为小说增色不少。

如果说《出花园记》《荒潮》《半步村叙事》《小镇生活指南》对潮汕风物的书写还停留在“浅写”，那么《拖神》则以大体量和复杂、曲折的情节，注重在风物的书写中，突出地方的历史变迁，东西方的文化冲击（本地民间信仰与西方天主教的传播）、新旧传统的扞格（旧式船运、针路图与洋船大炮的对峙）及地方士绅商贾（顺丰船行老板、闽南商人林昂）和草莽英雄（陈鹤寿）的权力争夺。可以说，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风物的“深描”，为人物的命运、精神成长，乃至以“樟树埠”为中心的潮汕平原的近代史增光添彩，却丝毫没有喧宾夺主。在《拖神》中，读者也领略到源自明清白话章回体小说（《金瓶梅》《红楼梦》）的流风余绪。

“新南方写作”当然不唯上述列举的粤港、潮汕文学，广西（林白、东西、朱山坡等人的小说）、海南（林森的海洋题材）、闽南（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乃至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黄锦树、黎紫书的小说），多有渲染地方风物的优秀之作。关键在于，“新南方写作”必须以现代的、带有反思和批判性的目光重审地方风物，在启蒙退潮、国家叙事退居幕后的当代历史中，赓续小说“说小”和“写史”的传统与优势，淬炼出“新南方写作”独具一格的审美品质。

 （刊发于《广州文艺》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