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冯娜善于在诗中书写物象和风景。从云南藏区的边地风物到南北迥异的自然风光，从植物禽兽的呐喊与生长到器物技艺的触摸与共鸣。冯娜以一种冷静与理性，有时甚至冷峻的风格，在物象和风景的回眸与观照中，进行客观的抒情——以一种超越于个体、私人而日常的情感，对生命与存在进行叩问与质询。

冯娜从小生长于云南丽江这一少数民族杂居区域，童年的经历与少年的成长，使这片神奇的土地及其信仰早已深深地烙刻在她的心灵深处，成为她诗人天赋的重要养分。她诗中独特的边地风物意象及其对物象、风景的独特想象力正得益于这一养分的滋养。云南丽江的山水赋予冯娜一种“万物有灵”的诗性视域。她以一种平等、敬畏的方式面对其他生命形式，去悉心谛听自然万物包含的诸多教诲、智慧、奥妙和启示。

在她的诗中，天空在赶海谣歌者的喉咙中被焐暖，来自非洲的乐器姆比拉在弹奏者的指头下“叩出矿石的裂缝”与“雌狮咀嚼骨头的声音”；来自异国的洛克在她热爱的丽江“逐渐长出属于高原的舌头”。冯娜善于用“焐暖”“叩出”“长出”等精确的动词来汇通不同的物象与世界，让不同的意象与词语在她的笔下像大自然的秩序那样自然而放肆生长，跨越生命与物象界限。她更擅长通过物象的表层纹路召唤出内在的年轮与生命、曾经的热烈与激情，从而在抒情主体与物象之间建立一种私人的、悄悄的交流。

比如她在山西的黑煤与抒情主体的内心找到了生命的秘密，“在山西，一块块煤将自己按在卡车上/它们像我一样，害怕西口的大风/仔细藏掖过的心，一走神/就会自燃”。又比如透过一只釉质木碗的生命感应，她重新发现了自我的性别与经验，“如果我突然变成母兽，那是炽烈的窑变/如果我身上有了裂纹，那是你在火中的忍耐/大多数时候，我着迷于做一只一声不吭的容器/你用整个大洋清洗过我还不够”。

在她的诗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她与自然万物之间在生命体悟层面上的对话，“她在属于我的祷告中拆除庙宇/在我未完成的诗句中丢下种子/我在给她看我的目光——/那凝固的、舞者的雕像”，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来自诗人内心的诉说，而是舞者与“我”的相互端详与意外馈赠，是一种万物与“我”的相互启悟。冯娜诗歌中多首以你与我、你与她等所建立起来的对话结构，正是这样一个双向的、生命交汇与理解的启发空间。

对诗歌的使命，冯娜有着一份确定的自觉。她将诗歌写作隐喻为诗人以微妙之光在黑暗中“摸索着世界的开关”。语言发展、科技进步与商业发达的同时，也带来个体对世界存在经验的疏离。在她看来，诗是对世界的澄明与去蔽，是对人类文明与现代社会的反思，“无论身处哪个时代，诗人都有必要保持警醒，审度和甄别时代的趣味，理解每个时代的真实和镜像”。在《猎户座》中，她反思了天文学对星座的命名所带来的视景的“聋盲”，《鸽子》则写出了物质主义对生命意识的损害。面对科技、城市的发展，她塑造着一个人与城经由精密的汽车仪器而被连接的独特意象，“每一秒钟的燃烧和消耗，都让你偏离或靠近/你的身体是一件仪器/它的走神和误差，它的昏聩和精密/被一条限速的大道记录，这琶洲/这城市、这所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都在调校你……”

人们习惯于从少数民族的身份来解读冯娜的诗歌。然而，少数民族的身份或者云南藏区边地的“原乡”，与其说是冯娜诗歌的身份，倒不如说成就了冯娜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位置。这既使她在此后的漂泊中，获得了“从高山辨认平原”的眼界，也使她在他乡异地不断经由“人们总想我提起我的出生地”的反观，而获得重新发明故乡的契机。这种原乡与异乡、他乡与故乡不断流转的视角，使冯娜拥有一种进入物象、风景的心灵视野，得以展开原始自然与科技生活、传统经验与现代感受之间的对话。

（作者：郑焕钊，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