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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明 | 现实主义精神纵横谈

更新时间:2022-07-21 作者:周思明来源:广东文学评论






置身多元文化时代,不少写作者受消费主义思潮影响而心气浮躁,不愿或不屑于现实主义文学写作,也不再像传统作家那样脚踏实地进行从生活到艺术的规范创作。有人索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窝在秘室凭借多媒体从新闻报道、网络段子等间接渠道搜罗创作资源,然后凭借个体自我想象力发挥,进入多、快、省的作品炮制流水线生产。因为水平在那,所以发表不愁,甚至仍能收获点赞,乃至参评领奖。简缩时代,他们不再信奉“十年磨一剑”“拈断数根须”的工匠精神,而依仗自己多年历练的写作技巧、功夫,仍可在文坛放马驰骋、潇洒闯荡。这样的写作,文化自觉匮乏,文化自信盲目;没有生活,不见情怀,作品看似光鲜,其实色厉内荏,如同秫秸秆打狼——两头不靠。这就是何以我们的文坛看似繁荣其实泡沫,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主因。写作者要实现创作的美好愿景,其“现实”的姿态与“主义”的坚守非常重要。

在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精神越来越稀缺。很多写作者自觉不自觉地疏远火热的时代、纷繁的生活;内心充满“表意的焦虑”,于是透支“想象力”,挥霍“感受力”,滥用“表现力”,甚至以集结各种有卖点、有看点的素材、桥段、技巧等等为能事,其作品普遍缺乏对现实的关切,从中看不到接地气的典型人物形象、生动可感的生活细节和精彩独特的文学语言。现在,“生活高于艺术”“生活比艺术精彩”“生活是最伟大的作家”的观点信奉者不在少数,这些人不具备胡风力倡的“主观战斗精神”,而让自我跟着生活走,跟着网络走,跟着感觉走。不少写作者干脆玩起照抄新闻、照抄网络、照抄段子;复制、改写、戏说前辈经典的把戏;用非文学手段,满足自我的名利心理期待。

不少作家创作生命力正在迅速萎缩,创作资源单一,内容多有重复,形式诡谲古怪,玩起文字游戏。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不少以商业利润为动力的网络文学小说作者,以可读性为创作标准,以日写万字的速度,成批制造大量文化快餐。科技的进步,网络的发达,使得传统创作模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如果说阅读积累、素材研究、阅历采风等曾经是作家绕不开的必修功课,如今的网络作家只需在电脑前便可尽知天下。可想而知,每天要更新近万字的网络写手,其作品质量该是怎样的粗鄙。网络小说写作的模式化,显然是与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风马牛不相及的。

何谓现实主义精神?简单说,现实主义精神要求作家将历史与现实的艰难、困苦、磨砺转化为奋争、理想、信念,用充满“心灵辩证法”与美学张力的文学作品来还原、升华现实人生,从而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具备崇高的悲剧意识,获得强烈的艺术效果。90年代以来文学的“向内转”,使得文学成了某些作家手中的橡皮泥,丧失了它的美学本义,蜕变成“贴着地面走”“到处是生活”“下半身写作”“杯水风波”“穿越玄幻”,等等。这与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与精神,相去甚远。现在,不少作家仍沾沾自喜于凭空杜撰、“合理想象”,其作品普遍缺乏对现实的关切、真相的揭示、理想的描绘,人们从中看不到鲜活典型的人物形象、生动可感的生活细节和精彩独特的文学语言。不少作家的创作生命力在不断萎缩,题材狭窄单调,内容彼此重复。

卢卡奇说过,现实主义的实质是伟大作家对真理的渴望,他对现实的狂热追求——或者,用伦理学术语讲,就是作家的真诚与正直。现实主义作家一定是具有人性悲悯的创作者,他面对自己的良知写作,由于这种良知而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生活,由于这种良知而拒绝各种外在利益的蛊惑。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初学绘画者的照葫芦画瓢,它需要作家不辞劳苦地深入生活、搜尽奇峰,然后在数倍、数十倍于作品分量的原材料中进行甄别与提炼,还要不辞劳苦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极为推崇的海明威的这句话,参透了文学创作这种看似带神秘色彩其实乃是愚人事业的文化玄机。作家所寻找的“句子”,乃是创作个体对历史和现实事象深刻思考以后的独特体验,既是作家独自发现的体验,又是作品表达民众心声的真言。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是时代与生活最深刻的思想家。作为“深刻思想家”的作家,只有对他所描述的时代与生活有了“同情之理解”,才能将之内化为思想,外化为笔墨,并用一种尽可能完美的语言形式为生活现实赋形。

要实现文学在现实主义精神浸透下对生活、对人物的理想赋形,不仅要懂得向前看,也要学会向后看,即回眸我们的来路,聆听文学大师们的教诲。放眼世界文坛,托尔斯泰可谓楷模。这位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虽已离开这个世界100多年,但他创造的经典文学今天对中国作家仍具巨大的引领启迪意义。他的经典文学创造实践昭示我们:离开现实存在的肥沃土壤,艺术就会被抽空为无决断的“审美冷淡”,艺术的超越之维也会蜕变为无聊的文字游戏;放弃“超越存在”的冲动与努力,艺术就会委顿为媚俗的狂欢,艺术的生命之源也会被风干为封闭的“实存”。可以说,将生活中的人和事上升到一种更宽阔的视域,以新的文学眼光历史地、审美地认识和理解之,使之化作自己的血肉和灵魂,将潜在的、丰厚的生活内蕴生动有效地开掘、表现出来;从真实抵达真相,从真相引申至理想。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托尔斯泰却讨厌莎翁。托尔斯泰在其《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一文中曾言,他读了50年的莎士比亚,依然觉得莎士比亚的戏剧不要说名著了,甚至连三流的剧作家都不如。实际上,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一定是推重的,不然也不会一读莎翁五十年。但他们的风格确实泾渭分明乃至尖锐对立:托尔斯泰是严格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推重的是荷马,他认为荷马很清澈,“清水、阳光与沙子”。相比起来,莎士比亚要华丽许多。在19世纪,莎士比亚已经被评论家指为“黑色浪漫主义”的起源之一,认为他的戏剧有相当哥特阴森的一面。早年托尔斯泰是很浪漫的,中年之后的托尔斯泰从浪漫主义转入现实主义。

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现实主义文学文学巨擘,托尔斯泰的卓异之处很多,比如他擅长挖掘人物内心,通过心理变化反映人的性格思想的变化。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是这种过程的形态和规律”,即有名的 “心灵辩证法”。托翁小说人物具有丰富性格,很少单一化和类型化,是典型的“圆形人物”。他很注意细节描写和人物肖像刻画,语言准确、朴素,描情写景富有生气,等等。但最重要在于,托翁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他在更高水平上充分挖掘文学真实性,他非常善于观察生活,并揭示出生活现象背后的本质。他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虽然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出发点,但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刻,描写事物本来面目的精准,思想内容所具有的强烈的暴露性和批判性,都是世界很多大作家所难以企及的。他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场面之浩大,人物之繁多,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复活》作为托尔斯泰另一部代表作品,也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列宁语)代表作。其主题思想严肃深沉,作家用自传手法表现其对道德、宗教、社会、人生归宿问题的探索。包括贵族青年的精神心理问题,农民和土地问题;政治制度、家庭婚姻、农村经济等等领域,涉及面甚广。

就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深度和作品的长度、精度而论,中国近代以来非常匮乏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贾平凹曾说:托尔斯泰是真正的巨人。托尔斯泰有自成系统的哲学与世界观,他的博大爱心与悲悯情怀感召人心。托尔斯泰是屈指可数的“圣人作家”之一,还因为他的伟大人格与高远梦想。他羞愧于自己的富裕生活,将财产分给穷人。 

从文学经典化的角度讲,像托翁那样的作家可谓高山仰止。我们许多打着“写实”旗号的作家,缺乏的正是托翁那种与社会现实对话的诚意和能力,他们往往被一时的、时尚的、表层的、虚荣的、浮华的东西遮蔽了看世界的眼睛,弄晕了思考现实的头脑,许多作家为功名利禄写作。在他们心中,文学不再神圣,“文化搭台”为“经济唱戏”,文学写作为追名逐利。一些人笔下的文学,只看到浮华表象,看不到生活真实;或看到部分真实,看不到生活本质;很多写作者只讲生存,不思超越,活在当下,理想缺席;或看到部分真实,看不到生活本质。一些貌似的“文化贵族”,骨子里没有精神,只有物质;没有傲骨,只有媚骨;没有星空,只有地面。不少文学作品,都是华丽模仿而非沥血原创,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不少“聪明”的作家,往往省略了深入生活、提炼生活这些绕不开的环节。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矛盾、缺憾等等,他们往往视而不见,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惜挖空心思走捷径、赶时尚。而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滞后,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原点问题的判断模糊,文学批评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导致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文学现象滋生蔓延,愈演愈烈。这对于我们的文学创作,已经产生了极为不利的消极影响。

苏联作家高尔基也是一位可敬的现实主义文学创造者。高尔基的《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无数读者和众多批评家的一致好评。作为一位来自底层的无产阶级作家,自从其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问世以后,“玛克西姆·高尔基”这个名字就在他的祖国广泛传扬开来。他对于提高民族精神文化素质问题的忧心关注,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他关于政治与文化之关系的卓越见解,对民族文化心理条件、道德水准与民族命运之关系的深邃思考,对于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矛盾的特殊性、规律性的深刻洞察,等等,都为以《静静的顿河》《切文古尔镇》《日瓦戈医生》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那些揭示历史复杂性的扛鼎之作提供了思想上、认识上的准备。

文学理论家秦兆阳的长篇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发表于1956年第9期《人民文学》,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原则和标准,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文章对5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质疑和反思,在文艺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他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现实的未必都是合理的,现实中往往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因此,重视“问题导向”,张扬“问题意识”,是秦兆阳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重点与亮点。为此,他力推呈现现实之作。至今很多人还认为,这篇关于现实主义发展的文章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仍然具有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

长篇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镇。对于长篇小说创作而言,现在最为匮乏的,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现在的长篇小说创作,存在三个突出的问题:一是与现实对话能力的丧失。大量小说热衷于小叙事、微叙事,聚焦杯水风波、小情小调,缺少表现时代大变革的气度、气魄和气势。作家缺乏介入生活、介入时代的热情和使命感,也缺乏一种总体性把握历史和现实的能力。二是思想表达能力的弱化。大量的长篇小说只热衷于讲一个传奇故事,表达一些流行观念,缺乏独立思考和深刻批判;作品不会表现思想,甚至不敢直接描写思想的交锋,基本看不到列夫·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思想表达。三是对人物、事物的细致描写能力的退化。很多作家丧失了对自然界变化的敏感性和精细观察能力,现在的小说中很少看到细致入微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描写,尤其缺少对后工业文明时代具有“速度”特性的风景栩栩如生的描写,很少看到直接描写经济生活、金融资本运作的作品,而这恰恰是当下人类最重要的活动,最能揭示人性和时代本质。

进入21世纪,我国每年出版上千部长篇小说,这还不包括网络长篇小说。然而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寥寥无几。创作速度太快、粗制滥造是主要原因。德国汉学家顾彬对此有过尖锐批评。值得关注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了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花了4年多的时间,采访了100多位幸存者,作品极具现场感和震撼力。《我还是想你,妈妈》,写了100个在战争时6到12岁的孩子,口述他们在战争中看到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如何被德国人杀死的惨景,震撼人心。阿列克谢耶维奇可谓用生命写作进行,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主导下的文学写作,这才是真正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良心写作,它决不含有半点功名利禄的杂质和世俗之心。反观我们的不少作家,几个月就能完成一部长篇,快速写作的结果,虽然速度惊人,往往质量不精,难免捉襟见肘。

现实主义精神是以其所凸显的现实感为根本标志的。基于文学体式的特殊考究,长篇小说往往是以现实题材为主要写作资源。现实主义精神是一个很大的命题。这种体裁要想得到社会的关注,人们的认可,作家一定要抓到时代的疼处,挠到社会的痒处,触摸到老百姓的心灵深处。当然,更要在艺术上与时俱进,美学上更加考究。中国当代文学走到今日,变与不变有其自在的规律。对此,作家应有清醒的认知。正如有的作家所言,变化的是表述形式,不变的是文学主旨。值此信息过载时代,有很多来自西方的写作手法、模仿现代媒介惯用的碎片式表达、引自网红以及社会愤青常用的调侃式的东西大量充斥在作家们的小说创作当中,我们对此并不排斥,但也不能随波逐流。

现实主义精神提醒作家,要写出好的作品,不能懒惰。躲在秘室,凭借网络,向壁虚构,是最伤害文学的懒汉作风,唯有积极投身火热生活才能进入真正的创作。作家理当艺术地反映国家、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变化。我们提倡和呼唤现实主义精神主导的文学创作,就要注重和改进创作态度,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坚守,要有塑造民族整体人格的雄心,要有真正深入浩瀚生活海洋中心的勇气与毅力。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在目前商品社会的形势和环境中,很多题材看上去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却被人为变形,围绕商业利益的需要、单纯迎合读者的口味,表现在题材资源上,就是匮乏生活的质感,满足于描绘虚无缥缈的时尚生活,对普通市民的生活视而不见。这样的写作态度和创作指向,是与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

对于长篇小说这个热门文体来说,其现实主义精神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文学性上,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要有史料呈现上。作品要引起人们阅读的现实感、时代感、历史感和在场感,而不是凌空蹈虚、天马行空。这与作家的叙述经验、叙事策略有着密切关系。事实上,即便是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也需要慧眼的发现。历史上,不乏一些好作品曾受到冷落的例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经历了这样的曲折和坎坷。小说第一部在1986年出版后,并未在评论界乃至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当时各种文学新思潮风起云涌,现代派、意识流等文学观念风靡一时,文学创作在形式和技巧上的求变求新令人目不暇接。与此相反,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却受到“冷落”。甚至曾有批评家认为,路遥获得巨大成功的中篇小说《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落伍的。在这一背景下,是否继续以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来结构《平凡的世界》的确让路遥感到过疑惑。但是,经过痛苦的思考,他还是坚守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果然,《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出版时,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实践证明,文学终归是要回到现实的大地。在现实主义精神和魅力的巨大感召和吸引下,越来越多的作家也回归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旗帜下。

现实主义精神是文学的血液与灵魂,它对作家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就是对文学的真实性负责。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真实和思想感情,才会有生命力,也才会有审美价值。检视我们的文艺创作,这些年反映战争历史的影视剧之所以饱受观众非议,最突出的弊病就是假大空和胡编乱造。在利益的驱使下,许多经典文学改编的影视剧,只顾追求收视率、上座率、票房和利润,但对是否符合历史、时代、现实的基本要求,是否尊重历史、从生活出发,则完全不在创作者考虑的范畴之内。作为一个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要有自己的立场,应该重视历史,重视自己出生的土地,重视自己的所见所闻,不能出于某种目的而随意丑化、虚化,甚至解构和颠覆历史,堕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泥淖而浑然不觉,甚至还以为自己是在“创新”。

令人欣慰的是,新时期以来,路遥、陈忠实、莫言、铁凝、余华、贾平凹、阿来、苏童等作家的创作,就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写作的蓬勃生命力。尽管这些作家在方法上并非定于一尊,但他们对于现实的关切、理想的追寻却是没有二致的。路遥的扛鼎之作《人生》《平凡的世界》,是他对于自己所处时代城乡变化的深切体察,对于地域文化中人与事的融合再造,对于转型期的人们的审视。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书写渭河平原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统治权而明争暗斗,上演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史诗大剧,展示了一幅中国农村斑斓多彩的历史画卷。《白鹿原》最深刻处,就是它从正面反映和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且是把它放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中去反映和表现。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小说充满现实主义精神,他是中国当代文坛成功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第一人,其作品讴歌了中国人的反抗精神与生命原始爆发力。《红高粱》作为莫言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其中所蕴含的蛮野生命精神,让人感受到民族躯体中顽强的生命力和昂扬向上的热情,以及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小说从叙述视角﹑人物形象﹑语言特色﹑叙述方式等方面对当代中国文学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解构与重构。他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紧紧扣住“高密东北乡”创作根据地,极力开掘自我的童年记忆,以及他的丰沛感觉和想像,在这片充满野性活力的土地上叙述先人的生活,《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枯河》等,似乎与前者构成一种对比,暗含对人的怯懦、孱弱的批判。

铁凝从对自然、纯美、和谐人性的赞美到对异化、卑琐、丑恶人性的批判,再到对人性善恶交织并存的冷静审视,一直在不断地超越自我、突破自我,在热情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的同时,为探索建构一条现代健全和谐的人性之路而孜孜不倦。铁凝对人性探索的书写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成名较早的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中饱含鲜明时代特征,他关注城市发展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嬗变及其对后者的重大影响,其早期的中短篇小说《满月儿》《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反映陕西农村变革的风云变幻,他用手中的笔展开对城乡变化的描写,寄予作家深厚的乡土情思,构建心灵故事,其朴实丰富的语言艺术,也给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写作增加了美学价值。但是,《废都》以降,贾平凹的文学写作便开始走向“内卷”,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乃至招致批评。

余华的小说《活着》堪称其代表作,他关注人生苦难及苦难中生命个体生存意义。他的小说价值已然延展到整个人类生存意义,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美学价值,当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人生观照。

阿来作为一名藏族作家,其《尘埃落定》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这部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扛鼎之作,凝聚了作家对藏区、藏民族和藏文化问题的深刻思考,其作品既有对本土藏文化特殊性的观照,同时也写出了现代社会的许多挑战。

苏童的小说写作也颇具现实主义精神,他被誉为是中国当代先锋派新写实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但考察其作品特点,乃是一种追求以客观平静的笔调叙述故事,文本中尽量不带主观情感,骨子里还是透着一种现实主义精神。比如他的小说《妻妾成群》《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罂粟之家》《米》《1943年的逃亡》《我的帝王生涯》等。

分析上述当代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群体,尽管他们的创作方法各有不同,但其骨子里透出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共通的,其文本是对现实生活的有机摄取与审美表现。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作家们要抵达理想的文学愿景,取得辉煌的创作成果,就应以现实主义精神观照个体自我,将目光扩展到对历史现实生活现场的更大视野上来,让思考的线索维系在家国热土,让情感的脉络连通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让笔墨忠诚记录时代动态发展的轨迹。这里,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们,不但要“身”入,而且要“心”入。只有以这样的姿态投入创作,才有可能遇见风光无限的文学愿景。现实主义文学要求作家一定要沉下去、接地气,以自己的独特笔触,写出具有深邃丰满的思想与精美卓异的艺术形式的精品力作。

现实主义精神要求作家面对自己的良知而写作。作家应该是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他们对所描述的时代要有“同情之理解”,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此时,正是作家们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的大好时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伟大实践必将给作家的创作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四个讲清楚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根本理论纲领。铁凝曾说:“仅仅三十年前,中国作家还曾经为'走向世界'而焦虑。那时候,'世界'仿佛在我们之外,在遥远的远方,我们必须奋力跋涉才能走过去。但今天,一切都不同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他们从改革开放的宏伟实践中,从祖国和人民的迅猛前进中获得力量、获得新的视野,变得更加自信从容。对当今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世界在远方,世界更在脚下,我们深刻意识到,越是全球化,越需要坚持民族文化的根性和本位,越需要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而越具有文化自信,我们也就越加开放和包容,更强烈地认识到中国作家艺术家对全世界、全人类的文化责任。”据此,作家们应以自觉的现实主义精神,宽阔的胸襟和敏锐的眼界,站在民族历史的高度,深刻认识中国经验,深刻认识我国时代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方向,深刻认识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和对世界的贡献,深刻认识中国人民的精神追求和人类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就一定能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将中国当代文学不断推向高峰!

(原载《中国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