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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十月丨写作是我和这个世界对话的工具

更新时间:2022-07-19 作者:舒晋瑜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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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长篇科幻小说《如果末日无期》之前,王十月被定义为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展现了近三十年来普通打工者的生活。《如果末日无期》是由五个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子世界》想象生命是一串可以改写的代码,我们生活在计算机的虚拟世界,虚拟又会创造虚拟,于是爱情在中间穿梭,分不清前世今生。《我心永恒》写机器人有了情感,人工智能时代真正来临。《莫比乌斯时间带》写脑联网,蜂巢思维矩阵裁决生活,未来决定今天。《胜利日》写游戏战胜了现实,病毒统治了世界,芯片裸露了真相。《如果末日无期》写人类终于实现了永生的梦想,太阳都变黑了,月亮不再发光,但人还活着,站在末日世界的废墟上……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在“未来现实主义”的统照下,散发着光芒。对科幻而言,想象力、逻辑和人性,缺一不可;对王十月的科幻而言,这三者水乳交融,读起来让人思接千载,脑行万里。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你的经历,初中就出来打工了? 为什么那么早就离开家乡?

王十月:我家境不好,母亲去世得早,父亲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我就想着早点帮家里干活,帮父亲撑起这个家,所以没有心思读书,初中毕业就回家,什么重活苦活都干,农忙时干农活,冬天农闲了,就砍芦苇,做水利工,到建筑工地干活。后来打工潮兴起,村里一些大胆的年轻人去了深圳、东莞,每个月能往家寄钱,我就想着出门打工。那时不懂事,心里有一种莫明的崇高感,总想着有朝一日,不仅带领家族致富,还要带领全村人致富。我父亲不同意我到广东打工,说太远了,家里没人干活。后来有个初中同学约我一起干,父亲把家里的猪卖了,给我凑了三百块钱,我背个蛇皮袋出门了。我好像天生不会做生意,总是卖不出去,眼看坚持不下去了,同学决定回家养鱼,我就留在武汉找工作。就在山穷水尽之时,进了一家服装厂做手绘。

中华读书报: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作的?

王十月:十五六岁时想当郑板桥那样的画家,那时觉得郑板桥就是最厉害的。老师说郑板桥的诗也好啊,“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多好。于是跟老师学格律,老师夸我有天赋,将我的诗词拿到省内外的刊物发表。故乡县城有个老年大学,每周六上午开班讲格律,我骑自行车六十多里,风雨无阻去学诗词。后来还拿了个老年大学的结业证。我那时爱好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根雕,背着锄头到处挖树根。画画,我叔叔说我画的茶壶好,“敲得响”。也给人画过招牌,修电视机的商店,给画个电视机,卖肉的店,就给画一头肥猪。再就是读书,只要一有空闲,放下农活就读书,放牛时读书,晚上也在读书。最初写作,就是在工厂、在车间里写,机器轰鸣,边写还要防着老板经理突然出现。晚上伏在铁架床上写。工友们就在身边大声吵闹。我的第一部长篇,是趴在厨房的案板上写出来的。

中华读书报:你写过一批乡村题材的小说,“烟村系列”“困兽系列”“野兽系列”,为什么这么命名?能否谈谈故乡对你创作的影响?

王十月:“烟村系列”是想写一种优美的、我记忆中的乡村生活。那是我的童年。故乡荆南水乡风景很美,只是我记忆中的童年又是贫穷的,我的烟村系列底色是悲凉的。到了“困兽系列”,童年的我长大了,那是我的少年。“烟村系列”中的乡村和“困兽系列”中的乡村,差别之所以大,不是乡村变了,是我长大了,我对乡村生活的书写,到《寻根团》,算是划上了句号。

中华读书报:你一向关注现实,为什么想写科幻题材?《如果末日无期》五个部分各是五个故事,能否谈谈你在结构方面的思考?

王十月:我是当成现实主义来写的,小说中的五个故事,是一个故事的很多个面。比如《胜利日》那一章,写的就是前面人物在另一个空间中,他们性格发展与之前截然对立的一面。因此这个小说,写的是同一伙人的前世今生与来世,是一个大的环形结构。看起来好似无迹可循,其实有一条主线,就是那个机器人小真。她在元世界,上穷碧落下黄泉,终于获得了肉身。她的后代,造制了子世界,然后有了0世界,但0世界又制造了元世界,于是,书中的人物互为祖先,互为后代。故事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模型里发展,也就是先有因还是先有果的问题,是意识主导行为,还是行为主导意识的问题。但在我这里,因即是果,果即是因,这是小说的哲学空间。有了这个空间,小说就很好理解了。机器人渴望拥有肉身,而人类渴望摆脱肉身的束缚。

中华读书报:《如果末日无期》是写“未来现实主义”,但也关乎现实生活,宇宙模型背后指向的,仍然是人性。

王十月:这部小说是我所有的作品中,我最满意的一部。它符合了我认为小说应该追求的东西,奇瑰,开阔,自由,深刻,尖锐,勇敢,反省,对面现实,也面向未来,我的写作设想都很好地完成了。写完后许多刊物和出版社约我写科幻,我都谢绝了,因为这种写法上的热情,在小说中得到了完全的释放,我应该再也不会写这类小说了。完成这部作品之后,我自信了许多。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你的文学追求?

王十月:我没有太大的文学追求,从来没想过进文学史之类的不切实际的问题,也不去想拿奖的事。写作就是表达的需要,是我和这个世界对话的工具。我只是在表达,去探索完全不同的风格和题材,我喜欢将这表达的过程做得更加有趣一些。这就是我的文学观。

《中华读书报》( 2022年7月6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