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讨论开始热闹起来。这当然是好事。不过，有关它的释义和阐述，似乎更多是理论工作者的事情，作为写作者，虽然偶尔也登台当一回“配角”，多数时候扮演的却是旁观者。既是旁观者（声称是旁观者，其实也是故作矫情了。就像一张大大的渔网罩下来，选择置身渔网之内还是之外，这是鱼所能决定的么？那么，姑且，就自觉地站在渔网之下，老老实实地当一个新南方写作者吧），一些话题的提出和议论，便多少有些“事不关己”之感。真要硬着头皮说点什么，从自身的角度出发，通常又会显得狭隘和实用主义，听起来就难免有些俗气和缺乏高度。

身份的认证无法更改，就像对故土的选择永远是被动的一样，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既然走上写作这条路，就必须承受来自身边的不“理解”，以及来自外界的不“接纳”。这么说多少有些言重了，事实也相差无几。如果说每个作家都有其原产地，那么多数有实际抱负的作家应该不会选择岭南粤地，或者说，当它作为一个作家的原产地时，多少有些贫瘠和不自信。

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岭南似乎一直是“局外人”，这里的写作者要么不入（主）流，要么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即便有过那么几次社会改革的机缘巧合，把这里的人推上了风口浪尖，顶多也是热热闹闹一阵风，再依存某种权威之力施舍式地推举一两个代表，而底下的大多数说难听点是泡沫，说更难听点就是炮灰……热闹过好些年的“打工文学”“新城市文学”等，无不如是，大同小异、殊途同归。这里面可能存在内在的逻辑和辩证，但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文学运动，如果只想推举代表，只想对其“盖棺定论”，离“烂尾”也就不远，即便看起来是多么的成功。

尽管如此，我对“新南方写作”的提出者还是心存敬意，他似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却也不明说，并且正尝试着“咸鱼翻身”式的努力。退一步讲，就算是一种地理上的文学圈地运动，“咸鱼”们也应该团结一致，共襄盛举，哪怕到头来还是被一个“等”字囊括。

相比而言，我觉得“新南方写作”的提法有其新颖和鲜活之处，带着一种汁水丰沛的潮湿感，能让人联想起南方热带的绿色植被，同时也会想起滴水淋漓的“南风天”。它区别于其他文学流派的地方，依我看来，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新”，新南方当然是相对于“江南”而言，既有区别，也算是延续——所谓“南方以南”，即为“新南方”，比之“岭南”，文学地理上有所拓展，囊括和包容了更多省域。严格意义上讲，“南方以南”也是一个伪命题，地域本来就是一个可以无限切割下去的概念，再小的地方都有南北之分，细究之下，其差异还很明显，例如广东的广府、客家和潮汕（即便是潮汕地区，我的家乡海陆丰和潮州、汕头、揭阳三地又有不同），虽然同属粤地，在外人看来却像是三个省份的文化。当然，这些具体而细微的差异可以暂且不论，从大局观看，新南方自然要有大格局和大气象——这是前提；二是“新南方写作”突出的是“写作”二字，而非“文学”，这看似没什么变化，实则细究之下，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写作”更具有在场感和行进性，注重体验和过程，而“文学”更多是指结果，是可以“定论”的东西——显然，“写作”比“文学”更具鲜活样貌和探索精神。

基于此，我更愿意把“新南方写作”简化为两个关键词：地域和状态。

对作家而言，地域性的不可避免和重要性已无须赘言，几乎任何作家都跳脱不了它的限制和定义，从福克纳到马尔克斯，再到我国的莫言、余华、苏童、阎连科，都充满了地域的特色和魅惑。去年，南京师范大学何平教授曾以“地方的幻觉”为主题，把我和其他两位潮汕籍作家组合在一起，在《花城》杂志的“花城关注”栏目集体亮相。何平教授在《导言》里对地方性的“幻象”和“真象”做了一番深刻而透彻的阐述，所谓“写作即文化还乡”，似乎已是亘古不变的信条。所以说，新南方写作群体首先是地域上的趋同，继而才是文化调性上的方向构建。以岭南为例，这里一直是文学的富矿，之所以没被充分发掘和表达，一方面是历史和地理的局限，更多则是缺乏自身的文化觉醒和外力的激发。近些年，当潮汕地区以“文艺复兴”式的架势涌现出不少年轻作家时，就曾被视为一种文学现象。他们也许并非最优秀的，却有着天然的地方题材的陌生化书写，让读者耳目一新，像是撕开了一道口子，外人终于透过缝隙看到了潮汕文化的斑斓与博大——目前还只是一道口子，需要更多的后继之力，把裂开的墙体挣脱，界限的屏蔽才能彻底打开。

挣脱和自证的过程，也就是“新南方写作”的行进状态，它是流动的、未知的，拥有无限的可塑性和可能性。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不确定，才是它真正存在的意义。奥登有一首诗叫《小说家》，里面有一句诗句我特别喜欢，他说“无人看重时要学会和自己相处”，“新南方写作”的处境应该也差不多，就像贝克特在小说《被驱逐的人》里写的，“一个警察拦住我说，马路给车辆，人行道给行人。”“新南方写作”就是被马路“驱逐”的行人，它是主流之外的旁支，是热闹边上的孤独，貌似劣势，却也是最大的优势，因为越是边缘化，越能锻造其个性，以退为进，恰恰是最好的出击和亮相方式。这让我想起家乡人经常提及的词汇——“省尾国角”，小时不太明白，以为是一个特指的名称，后来才知道，所谓“省尾国角”，其实就是那个被主流遗忘的角落，以我们海陆丰为例，更是“省尾国角”中的“尾角”，边缘再边缘，地域和文化，皆是如此。当我们自称是“省尾国角”时，除了有哀怨委屈之感，更多则是一种自嘲心理，有豁达之意，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所畏惧。

前些年，我有意将写作重点从深圳挪移回老家，在一个叫东海的小县城，相继写了一系列县城题材的作品。这一系列作品，目前仍是我较为满意的，愿意和敢于拿出来分享的。有些编辑和读者在读过之后，意犹未尽，尝试用一个词来形容它们，我直接跟他们说“省尾国角”，他们都作恍然状，表示很精准。我想这种文学气质上的趋同，在每一个岭南作家身上都有所体现，进一步讲，整个“新南方”乃至“大湾区”，都有这种主动边缘化的避让心理。

然而，正是这种主动边缘化的心理，才更为接近文学的本质。省尾国角固然落后、荒蛮，同时它也山高皇帝远，自有桀骜不驯的一面，原始质朴的一面，另起炉灶的一面……这些未经开化的自由的特质，不正是当下中国文学所缺失的，或者正在式微的珍稀之物么？诚然，作为一种文学样板，自认其边缘就很难成为主流，但至少也是极具鲜明个性的存在。在此之前，像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其实都给我们提供过精彩的文本，那些直面“南方以南”，热带亚热带，植被茂盛、水分充沛，湿漉漉的南方意象和表达，我们在不少小说和电影里都能感受到。作为一种表达意识和欲望，其实早就被唤醒，只是还处于初醒阶段，需要更多的参与和深化，像潮汕籍作家林培源，在我看来就是比较成熟的“新南方”写作者，开阔的文学视野和理论基础让他能从世界文学的高度观望家乡，同时又能敏感地捕捉到地域的独特况味和气息。

五条人乐队在首张专辑《县城记》里，有一句宣传语也说得颇有深意——立足世界，放眼海丰。这种文学性的觉醒，使它一开始就打上了浓郁的文学烙印。所以，五条人的起步、存在和走红，甚至可视为“新南方写作”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或者说“出圈”的路径。几年前，我开始关注五条人时，他们还很地下，很边缘，和他们歌曲里的海丰县城一样，充满噪音、隔阂和塑料感。换句话说，五条人的歌唱样式并不具备走红的优势，过于地方化和个性化，并不符合一般听众，尤其是没有经受同一片地域浸染过的异乡人的审美趣味。但事实上，他们确实红了，被广泛地接受了，这里面既有网络传播的“蝴蝶效应”，也说明大众对来自偏僻处和小众化的事物有了接纳的欲望，而仁科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则不仅仅来自音乐本身，更多是文化（文学）的“粉饰”。

林培源笔下的潮汕也好，五条人歌里的海丰也好，还有我陆续创作中的县城系列，作为“新南方写作”客观范畴里的文学表达，我们目前写出来的，或者说能写出来的，其实都很有限。对深厚的地域而言，它的存在是当地人上千年历史沿革和生活点滴的积累，不是为了文学而存在，更不是为了写作者而存在，反倒是文学和写作者是因它们而存在，就像作家不能因文学流派而存在，得是文学流派因作家群体而存在……当我们有如此清醒的认知后，对待赖以生存和书写的土地便有了敬畏之感，不妄自僭越，这是其一；其二，也是更为实际的东西，我们在才能和视野上的局限，其实是可以原谅的，要相信一个作家只能写出一点，只是一点点。换句话说，一个写作者只能在进行的路上，而且永远在路上……也许这才是“新南方写作”的要旨，拒绝被虚妄地定义，却容许不断地被注释。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南方写作”的提出不是一次粗笨的命名和鼓动，更不是圈子化的代名词，而是对一种写作状态和格调的认同，同时团结和收集散落的文学支流和碎片，不做自以为是的指引，不做自以为是的干预——事实证明也是徒劳——却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整个地域的文学事业，客观上有了继续行进的凝聚力和驱动力。若干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新南方写作”，既能看到一个个被识别出来的“个体”，更能目睹一个以文学之名而存在的蔚然壮观的“群体”。

（刊发于《广州文艺》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