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从来都是社会思潮的一种体现。在我的阅读和接受经历中，写大革命的《三家巷》，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闪闪的红星》，以及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的《小城春秋》《野火春风斗古城》《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等，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的《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它们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这些随时会被唤醒的记忆，也已经深深地嵌入个体以及同时代人的文化根脉之中。

2021年党的生日前夕，省作协推出了十部红色作品并召开研讨会，当时我们就看到，红色题材创作，已经吸引了众多作家投入，党史、新中国史，成为文学创作的巨大富矿。

并不是说，选择了红色题材，就有了创作上的优势或者找到了捷径。我个人最不能容忍的，是将红色题材作品的创作等同于通俗文学作品创作。红色题材作品创作，或许更需要作者有足够的准备，是否具备一个成熟作家的写作技能，艺术价值的认知和艺术观念是否有大的突破，作品思想、情感能否有震撼人的力量等等，都迅速成为对创作成果检验的指标。

红色题材作品具有激励人心、凝聚人心的作用，但是一部红色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这需要受众和时间的检验。能否让读者受到感染产生共情共鸣，是最基本的一个因素。而在信息丰富、大众审美能力普遍提高的当下，这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难的。

阅读是一个不断筛选和淘汰的过程，我们也看到，并非每一部红色题材作品都能获得专家与读者的一致认可，一些作品在史料准备、人物塑造、作品的文学性等方方面面，还有着需要完善和提升的空间。

如果止步于歌颂英雄、描摹苦难、重现历程、讲述传奇，那一定容易陷入平庸。作家要对历史有充分的学习研究和正确准确的认知，同时体现出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思考和价值取向，表达出对理想和信念感悟与追求。带着信仰去创作，和仅仅是讲一个特殊年代的故事，其创作实践走向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简单讲述历史，和生动还原历史、塑造历史中有个性的活生生形象，其作品艺术性的差异也是不言而喻的。

这又进一步考验作者，是否能有足够强大的创新能力。

我们看到广东作家也创作了不少好作品，比如《脚印——人民英雄麦贤得》《乌江引》等等。它们运用的是现代的艺术语言，摒弃了过去红色题材叙事简单固化的传统手法，回归人性，注重历史时间里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世界的真实，拓展了历史题材的表现空间，构建了受众能够具体感知的历史时空，从而展示出不凡的艺术气象，给我们带来情感的满足和精神的震撼，也带动了大众对创新的艺术形式的认同。

表现陌生领域内容从而满足读者“解密”的饥渴，也是作品取得很好艺术效果的途径之一。这方面，需要作者有历史知识和特殊专业知识的储备。《乌江引》是个重要的案例。

该小说基于准确可考的史实而创作，讲述四渡赤水历程中，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为破译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几乎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所有密码情报，成为红军一次次突破重围、绝处逢生的秘密所在，长征密电全新解密缔造了长征史诗的传奇。

四渡赤水是老幼皆知的历史，是无论文学、影视、音乐、舞台剧等各种艺术形式都充分演绎过的题材，而《乌江引》却讲述了另外一种史实，是与情报战交织的历史现实，其中丰富的细节真实，令读者不能不融入作家创造的历史语境。小说的讲述者是“我”、“我们”，叙事以现实主义和意识流交叠方式，语言则将口语和“电报文”融合。小说结构的循环往复，书名以及各章节名称，又有着古音乐中的某种特殊气质和审美寓意，呈现出作家庞贝古雅迷人的艺术趣味（这种趣味在他之前创作的《庄先生》等系列话剧中尤其饱满浓郁），给读者呈现出“在写法上、结构上、表现方法上都显示一种很新鲜的、是我们以前看其他小说没有的经验。”（著名作家刘斯奋语）。

总之，红色题材作品要感染人、感动人进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并随着时光推进而成为经典，它不一定是宏大叙事，但必须要能撼人心魄；不需要呈现历史的全部但一定要找到故事和情感、人性的高光时刻；不一定是全方位的，但一定要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蕴。

时间不断将现实变为历史和记忆，我们永远需要的是激荡人心和富有精神感召力的作品。当历史中的“小人物”被真实可感地刻写出来，比如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们，他们就成了我们心中永难抹去的真正的英雄，这些为信仰而存在而奋斗和牺牲的形象，就有了永恒的激发人心凝聚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