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诗意两个词在许多诗人和评论家那里常常被混用，在大众那里可能只剩下“诗意”一词了，用来指那些有意味的东西；辨析清楚一点的评论家可能会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诗性”一词，带有“诗”的属性的社会文本和书写文本都可以用“诗性”来描述。但在我的诗学范畴内，这两个词的使用是指向诗歌和诗的不同的领域的，诗歌对应的是诗性，诗对应的是诗意。

海德格尔对诗和诗歌有不同定义，对于“诗”的定义，他有着极高的要求，他说：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绝对不是任意的道说，而是那种让万物进入敞开的道说，我们进而就在日常语言中谈论和处理所有这些事物。在《人诗意地栖居》一文中，他意识到人已不可能永远地栖居于诗意之地，很大一部分诗人已经从诗意的筑造——作为存在世界推动者又是被推动者的工作——进入文学的行业，诗也就表现为文学。

我们今天的栖居也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迷惑惑。而如果说在今天的栖居中，人们也还为诗意留下了空间，省下了一些时间的话，那么，顶多也就是从事某种文艺性的活动，或者书面文艺，或者音视文艺。诗歌或者被当作玩物丧志的矫情和不着边际的空想而遭否弃，被当作遁世的梦幻而遭否定；或者，人们就把诗看作文学的一部分。

从诗和诗歌这两个词的不同定义，我们能意识到它们不同的维度和指向，“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是“让万物进入敞开的道说”；诗歌乃是文学活动的一个部分，是在向还留下空间的诗意不断靠近的文艺性活动。当然，诗人作为同样的被驱逐者并不甘于这种命运，他们的诗写依然还有一部分在努力地向诗意挺进。

但我们从这定义中辨析出诗性作为诗歌的范畴，它葆有诗意的属性，但已经趋向于弱化，它是关于存在的存在。在文学史中，我们可以把诗性定义为它既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又对诗意永怀着眺望的理想主义选择。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歌总体上是这一维度上的写作，他们既面对人类的历史生存和现实生存，又保持着对诗意——那宽阔的、有尊严的、充满爱的世界的追寻。这就决定了诗性对当下真实的现实生存的切入的重要性。幻觉般的生存并不能使诗性产生，甚至会陷入野蛮的状态。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的那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诗歌是野蛮的”，虽然有不同的解读路径，但它提示的苦难与诗歌的关系却是无法忽视的，历史和现实双重生存对于现代诗歌来讲，就像命运一般是无法逃避的，它就像根基一样要求诗歌必须把根深扎于这块土壤之中。

如果我们把荷尔德林的诗句改为“人，诗性地生存于大地”，这可能是现代的最低要求了，无法“诗性”地生存也就使人在万物中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人之为人的底线也就被彻底抽离了。

“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诗意乃是诗的范畴，诗意对应的是存在和万物之本质。每一时代都有其本质。从西方的历史经验看，在康德之前，虽然在启蒙运动之前赫拉克勒斯、狄奥尼索斯和耶稣基督这个“三位一体”的英雄和上帝的时代已经受到了动摇，但只有到了康德在理性上彻底宣告这个时代的结束；而在荷尔德林那里，由于“上帝的缺席”而宣告了世界黑夜的来临。夜晚来临意味着诗意的产生已经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显明确定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的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这就要求黑夜时代的诗人必须从黑夜的“深渊”里抢救出诗意。在荷尔德林的诗中，那就是为他终有一死的同类指出一条“归乡”的道路，回到依然留下神的踪迹的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诗意”一词在世界不再嵌合一体之后，“拯救”已成为获得诗意的唯一途径。但拯救必须从危险之处而来，不面对危险就没有拯救。

也许任何不是从危险所在之处而来的其他的拯救都还无救。用无论多么好的补救方法来进行的任何拯救，对于本质上遭受危害的人，从其命运的长远处看来，都是一种不耐久的假象。拯救必须从终有一死的人的本质攸关之处而来。

即是说，诗意必须面对时代生存的深渊，必须在最危险所在之处施加拯救。这就是时代的尊严时刻，诗立于其时代之上。这也就是诗意的神圣性，诗意是具有神圣性的，神圣性是指在危险所在之处对拯救的寻觅和施行，有如荷尔德林在贫困时代，在面对“深渊”之时，依然对诸神踪迹的寻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圣就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天地之间对存在（本真）的体验，必须是这些体验着神圣的诗人通过对远逝诸神的寻觅，才能在天空或大地的高处重获神性的照耀。这种寻觅必须先抵达“深渊”，才能在那里得到暗示和指引。

             （原文刊于《南方都市报》2022年6月12日A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