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向着现代性、全球化大步迈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梦”已成为最为激动人心，响彻中国和影响世界的时代强音；而“小康梦”作为“中国梦”的具体实践和最引人奋进的动力，作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时代主题，自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建设“小康”的概念后，经过40年的筚路蓝缕，现已基本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更是浓墨重彩，先人一步实现了“小康梦”。由张培忠任总撰稿、广东12位作家参与撰写、花城出版社近期隆重推出的四卷本、百万字的《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下称《奋斗与辉煌》），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史志式记录小康工程的壮丽华章，也是广东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小康“创业史”。作品主题重大，场面开阔，结构宏大，叙事多变，人物众多，史志结合，堪称气象恢宏的人民史诗。具体来说，《奋斗与辉煌》的独特性、探索性与开拓性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国家叙事”与问题意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记录与讴歌追梦小康路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无疑是当下文学的主旋律，也是一种宏大的“国家叙事”，这不仅是国家的需要，同时也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的体现。不过在肯定这类作品的同时，也应看到，目前在大量的“国家叙事”报告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有歌颂，缺乏问题意识，加之审美欠缺，文学性稀薄，这样的报告文学，自然也就没有力量，不可能感动读者。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之所以能够上升为“时代的文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因为那时的报告文学，既有歌颂，也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这样的报告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揭示也就更全面、更深刻，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奋斗与辉煌》的可贵和独到之处，在于它一方面心系民族复兴伟业，坚守人民立场，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人事物，体现出“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的大历史观与大时代观；另一方面又富有问题意识与独立思辨色彩。它没有回避问题，而是直面历史现实。不仅思考和追问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追梦小康，而且真实地展现了实现小康路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遇到的种种阻碍。举例来说，作品第一卷“百端待举”开篇，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暮色四合、月黑风高之夜，宝安县布吉公社南岭村村民集体逃港，这是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事情。作品从大逃港、从改革开放前社会面临的问题写起，是大有深意的。其一是穷则思逃，其二是观念的转变。因为穷，所以要逃港；同样因为穷，所以思变、思改革，并且敢于冲破樊篱，勇往直行。所以，当“坚冰已经打破”，航路一旦打通，广东率先启航，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问题意识与独立思考的体现，也是这部宏阔的人民史诗的写作逻辑和写作基础。

《奋斗与辉煌》还写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资本凶猛”，写了劳资纠纷、工厂倒闭、工人罢工等“负面事件”。作品秉持客观、公允、准确的态度，不仅忠实于历史，而且敢于直面现实，同时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真实地记录广东奔小康途中的各种问题、各种矛盾。中国的小康建设走到今天，并没有那么容易，更不是一帆风顺，其间经历了各种问题和矛盾。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问题和矛盾，实际上也就忽视了奋斗的艰难和挫折，如此报告文学也就会变得不可信，变成偏于表扬、歌颂的“风雅颂”类作品。《奋斗与辉煌》之所以值得称道，在于它承续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那种既充满思辨色彩，又有很强的问题意识的写作传统，它没有一味唱赞歌，而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理性看待广东奔小康途中的阵痛和问题，所以它才显得真实可信。《奋斗与辉煌》的成功启示我们：作为时代的文体，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一方面必须具有丰富鲜活的时代生活，引人奋进的主题和令人心动的旋律；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有问题意识、人文关怀和精神维度，有真实、客观、科学的写作态度，以及文学性和思想性的高度融合。唯此报告文学才有可能成为“信史”。

宏大结构与微观叙事

作为一部体量超大、内容综合广博，融合了脱贫小康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大历史展现的叙事作品，同时也是一部书写对象具备史诗性和文本叙事的史诗性相统一的纪实之作，《奋斗与辉煌》有着史诗般的宏大结构。作品纵横捭阖、气魄雄阔，紧扣国家命运的走向，以广东为主要叙事点，通过一系列重要而翔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的再现，阐释了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必然，揭示了中国崛起与世界发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辩证关系，为新时代的报告文学和构建具有岭南特色的文学话语、叙事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

从作品结构和叙事手法看，《奋斗与辉煌》借鉴了《史记》“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优良写作传统，作品采取编年史和纪传体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创作框架。所谓编年史，就是以时间为经、以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纬。从时间轴线上讲，作品从1978年写起，结束于2020年，时间跨度长达40多年。整部作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线，全书分为四卷。第一卷“百端待举”（1978—1991），第二卷“风生水起”（1992—2001），第三卷“攻坚克难”（2002—2011），第四卷“逐梦飞扬”（2012—2020）。各卷的内容虽各有侧重，但总体上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方面展开。所谓纪传体，就是讲老百姓的故事，为小人物立传。《奋斗与辉煌》共记录了600多个故事，写了1000多个人物，通过这些故事和人物，将普通人的奋斗精神融入时代的旋律中，从而反映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非凡历程。

由于结构上采取编年史和纪传体相结合的方式，《奋斗与辉煌》在经纬结合的时间纵轴上建立起一个纵横共生、点面结合、重点突出、结构均衡的庞大而有机的叙事结构，这种结构框架的长处是叙事灵活机动，富于弹性，不仅可以有效地集纳广博丰赡的写作内容，客观展示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又可以微观叙述历史的细部和刻画人物。这部作品不仅重视作品结构的史诗性整体设置，而且对结构局部细节的安排也十分用心。如卷与卷之间的对接与起承转合，开头与结尾结构上的呼应等等，这些结构局部细节的精心处理，既凸显和强化了作品史诗性的内涵，又使作品的开篇和尾声在基调和蕴含等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有效地增强了叙事故事性、戏剧性和传奇性的张力。

与宏大结构相对应，在叙事上，系列丛书主要采用微观叙事的方式，即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以微观叙事反映大时代。《奋斗与辉煌》微观叙事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写老百姓的生活。也就是说，作品主要围绕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通过“平凡人”的故事折射时代变迁，这样贴合百姓生活、讲述幸福过程的微观叙事，与那种高大上的宏大叙事相比，的确更容易让每位读者能够从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攻坚克难”后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其二是“小人物”的个人叙事。书中的主角，或者是普通老百姓，或者是镇一级以下的干部。尤其是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扶贫路上涌现出一批“第一书记”——共产党员人物群像。作品对这些从省里、市里、县里各机关、各部门一头扎进“我们村”的党员干部，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微观刻画，从而具体形象地诠释了共产党人践行以“小我”融进“大我”的“初心”与使命。其三是注重生活细节。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一条经验或模式令人瞩目，这就是少凌虚蹈空，多做实事，少高调张扬，多低调内修。也就是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要从宏观和总体层面着眼，更要从“宏大叙事”转向“嘘寒问暖”，要坚持“普惠”原则，切实解决“民生”问题，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应该说，在“嘘寒问暖”这一方面，《奋斗与辉煌》有着相当充分和精彩的描述。比如在“先行一步”这一章中，有一节叫“民以食为天”。作品从“吃”入手，通过每年的“庆富贺富”村民大聚餐，讲述“奔小康”给南海县农民生活上带来的变化。在这里，“贺富餐”是一种乡俗、一种符号的象征，更是农民思想观念转变的见证。因为在此之前，老百姓信奉的是“穷光荣，富可耻”的思想观念，而现在，在奔小康的路上，这个观念被颠倒了过来，变成了“富光荣，穷可耻”。此外，还有写“厕所革命”，写扶帮弱势群体的具体细节等等，正是通过大量的细节化叙述，通过日常生活的一只只“麻雀”，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脱贫攻坚”的重大主题，与老百姓的故事、与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是如何建立起一种必然的、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还感受到一种情怀，一种“广东温度”。

史志式报告文学的拓展

我国的报告文学，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之后才发生了质变，并迅速发展成熟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最受欢迎、影响最大的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或某一个重要现象进行审视、思考和批判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出现了将“史”和“志”，“时间”与“空间”相交织的“史志式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正是“史志式报告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史志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门类，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两者可以相互渗透，相处融洽，甚至可以融为一体。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史志则是研究和编纂历史或地方志所用的资料。这两个看起来不相关联的文化门类，其实存在着不解之缘。地方志的定义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的体例结构包括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形式，其中“述”列第一，最为重要。实际上，地方志书的“述体”，既是文学范畴，又是方志范畴，所以广义上说，报告文学或非虚构文学就是方志文学的延伸。在史志与文学相融合这一方面，《史记》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故事构架看，史志资料贯穿全书，但从文字上来看，《史记》文笔简洁、语言生动，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可视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正是这种融合，使《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成为“无韵之离骚”。

“史志式报告文学”书写有三条要求：一是作家在史志资料的搜集上要力求全面完整；二是作家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史志资料，不能随意捏造和虚构；三是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要科学地运用史志资料。我们看到，在上述几方面，《奋斗与辉煌》都有着十分出色的处理。作者从“地方志”的角度，首先将“奋斗与辉煌”定义为1978—2020年这一时期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与辉煌”，而且将这种“小康叙事”上升到“史”的高度，使其有浓厚的“史味”。其次，《奋斗与辉煌》的撰写者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做了不少田野调查，走访采访当事人，并在吃透材料的基础上，用大量的篇幅记录下当下乡村物质和精神上的深刻变化。第三，《奋斗与辉煌》的“史志式”书写还体现在讲述自己视野内的“中国故事”时，对日常生活进行真实还原，以及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与南粤这片大地上特有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自然地理、民风民俗结合起来。这样，《奋斗与辉煌》也就如李敬泽所说：“从中既看到了‘史’，又看到了‘志’，既看到了大的时代发展、时代趋势，也看到了在每个地方空间具体的‘点’上人们的奋斗、人们的抉择、人们向着宏大的历史目标迈进的进程。”

“史志式报告文学”是报告文学向社会生活更深层次的开掘，也是新时代的报告文学对传统报告文学的拓展。它是在更加宏阔的时代背景下，以史为镜，并将地方史志的元素置于历史之中，以此达到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一种新的认识与把握。“史志式报告文学”的题材领域不论大小，思维核心不管是颂扬还是批判，它都倾向于借助某些历史的、行业和地域文化的资料，因此，这种类型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文学和历史两个方面都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奋斗与辉煌》是盛世中国在珠江畔敲响的黄钟大吕，是广东文学在新时代诞生的一部气象恢宏的人民史诗，也是广东作家自觉传播先进文化，自觉为改革开放大业著书立传奉献的一份文学厚礼。广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其地位、作用和价值是不可取代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广东小康建成史既是广东的，更是中国的、世界的。这样重大的题材，确实需要一部大作品来反映，需要大手笔、大气魄、大情怀来浓墨重彩地呈现和聚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应运而生的人民史诗，张培忠和他的创作团队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大手笔、大气魄、大情怀来展示广东奔小康的全部历程，讲述中国最好的故事，并呈现出史诗性历史写作的文学追求。我们相信，广东的优秀作家一定会牢记文学的神圣使命，继续谱写书写新时代、书写新中国、书写中华民族奔小康的“奋斗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