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被称为“东方之珠”的中国香港，险些因为缺水而成为荒岛。1963年至今，数万名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下文简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为建设香港供水生命线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立下了不朽功勋。由于此工程在管理上的特殊性，也为了保护水质不受外界污染，这一工程一直在严密的、封闭式管理状态下运行，因而这段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直到202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时代楷模”称号，这一“建设守护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光荣团队”才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陈启文对东江的关注由来已久，他迁居岭南之后就长住东江之滨。从2010年发表的系列非虚构作品《东江，流水的记忆》，到2012年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他采写了大量有关东江的作品。一直以来，陈启文都有一个心愿：书写一部全景式展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2022年3月，这一愿望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广东省水利厅的鼎力支持下终于得以实现，他终于有机会追寻并展示这条河流和这一工程的来龙去脉，让大家有机会认识那些“深藏功与名”的建设者和守望者。

一个拥有大海的地方，怎么会缺水呢？

除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我国香港地区还经历了城乡变迁和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逐渐发展成一座高度繁荣的自由港和国际大都市。然而这座城市长期笼罩在干旱的阴影下：1893年10月~1894年5月，香港大半年内滴雨未下；1929年，香港又遭遇一场更为严峻的旱情，20多万人纷纷逃离；1938年，在水荒笼罩下的香港第一次实行限时限量管制用水，人们只能到街头公共水管或送水车处排队接水；1962年底~1963年，华南地区遭受了百年一遇的跨年度大旱，香港岛、九龙更是重灾区……多年以后，对于那场不堪回首的大旱和水荒，香港的许多亲历者都留下了铭心蚀骨的记忆。

陈启文在《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中分享了这样一个场景：香港市民大多住在那些密密麻麻、低矮错杂，以青砖砌成的唐楼之中，供水管道由楼下向楼上输送，“四日来一次水，一次四粒钟（四小时）”。一旦来水了，楼上楼下的住户“似打仗一样抢着来”，而楼上由于水压严重不足，“水像线一样细”，半天也接不上一桶水，而且随时都会断掉。“冇水了，冇水了！”水一断，楼上的住户就会冲楼下发出这样的“唤水声”，却难以唤来一滴水。这让人不由产生疑问：三面环海的香港，一个拥有大海的地方，怎么会缺水呢？

香港处于潮湿的亚热带地区，泾流丰富，地表水系发达，但水系作用范围有限，无大河流。且亚热带季风气候季节变化大，每年的降水集中在夏季，雨水常常伴着热带风暴一起降临，不仅给沿海低洼地带制造了一场场洪灾和内涝，而且汛期过后便干旱少雨。此外，主要由火成岩和花岗岩构成的地层透水性差，其特殊的地质结构，难以储存充足的地下水。因此，受自然环境所限，香港其实是一个严重缺乏淡水的城市，她缺的是一条可供数百万人畅饮的河流。

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

东深供水工程历经首期工程、三次扩建和一次另辟蹊径的改造，迄今已走过近60年岁月，大致传承了三代人，每次工程的路线都不同，而很多前期工程都已难觅其踪。对陈启文来说，最难追溯的就是东深供水首期工程，“那几乎是一段尘封的历史”。第一代建设者和管理者大多难以寻觅，有的老前辈甚至与世长辞。即便是一个当年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现在也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了：“他们既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对他们的采访几乎是抢救性采访，因为第一批当事人已经很难找到了。”

这其中有两位绕不过去的历史人物，一位是东深供水首期工程的总指挥曾光，另一位是东深供水工程管理局首任局长王泳，他们都是从烽火岁月中走出来的东纵老战士，在新中国成立后投身于水利建设。他们既是东深工程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奠基者。然而，这两位老前辈早已辞世，关于他们生平事迹的史料几近空白。为此，陈启文翻检了东江纵队的大量史料和方志文献，如海底捞针般从历史的缝隙中寻觅他们的踪迹，并通过一些亲历者的口述，基本厘清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对东深工程的突出贡献。陈启文坦言：“他们的生平事迹让我对历史有了一个纵深发现，从东江纵队到东深工程也有着内在的血脉传承。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一条必然的路。”

沿着东深供水工程进行田野调查，陈启文没有记录过自己具体走了多远：“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采访的目的就是寻找第一手写作素材，谁还去管走了多少路啊！”在采写这段尘封历史的过程中，他一直与出版社编辑保持交流和沟通，与编辑达成创作共识后，双方都积极地为这部全景式展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的出版付出努力。他一边通过田野调查，在时空中往复穿梭，抵达当年的一个个施工现场，打量和搜寻那些处于不同时间节点的水利设施；一边追踪采访工程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当然还有一些来不及呈现的人和事，这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

建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

从艰苦卓绝的建设到半个世纪有余的巡护守望，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对港稳定供水，确保水质安全，让700多万香港同胞喝上安全水、优质水和甘甜水。从东江到香江，一条生命线，几代家国情。当清清的东江水从香港的水喉哗哗流出，每一滴水都见证了东江儿女对700多万香港同胞血脉相连的亲情，也倾注了祖国对香港的关怀。陈启文说：“‘百里清渠，长吟慈母摇篮曲；千秋工程，永谱香江昌盛歌。’这副对联高度概括了东深供水的内涵和外延。”

东深供水工程是一个用心血、汗水和智慧凝聚而成的精品工程，一个跨区域调水和水质保护的典范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科技工程，堪称一部浓缩的中国水利工程建设史和水利科技发展史。从首期工程开始，建设者们就本着“建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的信念，从最初的肩挑手挖、凿山劈岭，到接下来的每一次扩建和改造升级工程中都有关键技术创新；从大型机械化施工到全线自动化管理，再到如今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形成了涵盖科研、设计、生产加工、施工装配和运营等全产业链融合一体的智能建造产业体系。

东深供水工程的设计、科研、监理和施工人员，以一流的管理、一流的设计、一流的施工、一流的监理以及一流的材料设备供应，实现了建设“安全、优质、文明、高效的全国一流供水工程”的总目标，攻克了四项关键技术，创造了四个“世界之最”，验收优良率达到百分之百。该工程先后荣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和国家优质工程奖等诸多国家级殊荣，并入选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项经典暨精品工程。而这样一个经典工程同时也是一个人才工程，它为一代代人才成长搭建了锻炼的平台，又在工程建设中不断健全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机制，营造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用人环境，打造了一支在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顶得住”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祖国永远是香港的靠山

随着东江水源源不断地流进香港，那旱魃横行的水荒早已成为了历史，渐渐成为了越来越久远的传说。这是一个推动香港经济的腾飞和深圳、东莞等沿线城市现代化崛起的经济工程。自东深供水“引流济港”的50多年来，香港人口从300多万增长到700多万，香港地区生产总值从100多亿港元增长到2万多亿港元，昔日那个在水荒中沉沦的香港而今已成为与纽约、伦敦比肩的国际金融中心，远东地区的贸易中心和世界上最大、功能最多的自由港。

东深工程在保障对港供水的同时也反哺了沿线的建设者。在改革开放之前，东深工程就承担着对东莞、宝安沿线一带供水、灌溉、排涝、发电和防洪等功能，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原宝安县）从一个几十万人口的边陲农业县崛起为一座人口逼近2000万、GDP超过广州和香港的一线城市。同饮一江水的东莞，也从一个百万人口的农业县崛起为一座拥有千万级人口、万亿级GDP的超大城市：“它所带来的实际经济效益是难以做出准确统计的，但谁都知道，若没有东深供水，就没有香港的经济腾飞，也没有深圳、东莞等沿线城市的现代化崛起。”

香港经济学会顾问刘佩琼曾经历香港当年的水荒，也见证了东深供水工程建成后香港走向繁荣的历史。她真诚地说：“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祖国永远是香港的靠山，不管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央都是急港人所急、想港人所想，全力维护和增进香港市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