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从小镇走出来的文艺青年不计其数，在我的印象里，北方有贾樟柯，南方有朱山坡，一个做导演，一个写小说。

与贾樟柯一样，朱山坡从在小镇上的电影院看《伊豆的舞女》感到震撼开始，踏入文学，膜拜经典，继而掉进小说的“黑洞”，全力以赴。电影是他的启蒙老师，诗歌是他的初恋情人，而小说则是他的终身伴侣，他着魔式地在短篇小说领域闯荡，不是在写小说，就是为写小说做准备。不变的就是他努力向创造经典靠近，跟自己理想中的小说较劲，要重建短篇小说的雄心；变的就是他总要把每一篇小说写得不同，不甘心只在某一个领域转圈，在“变”中实现华丽转身，在“变”中朝着那理想中的经典前进。

相较于他的短篇小说集《蛋镇电影院》和《十三个父亲》，他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我在南京没有朋友》和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索马里骆驼》以及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萨赫勒荒原》，变化显而易见。

在他的《十三个父亲》之外，他抛开了他原来所写的系列父亲形象，创造了第十四个“父亲”。这个父亲在《回头客》里刚刚出场就沉入河底，却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名誉而死的勇者。他的去世为“母亲”的出场做了铺垫，朱山坡罕见地开始大笔墨地刻画“母亲”。表面看，《回头客》里来路不明的陌生人占了不少篇幅，但母亲的睿智与温情却体现出人间的真情，自始至终占据着小说的中心。《索马里骆驼》中也写父亲，一个援非的医生，但他骑着骆驼回来将母亲接走，却创造了一个非洲人眼里非凡的女英雄。如同鲍十所写过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样，朱山坡的父亲母亲一定也是文学中的经典。

现在，朱山坡又开始写姐姐了，“我”的姐姐与别人的姐姐。《惊叫》中，我在直觉的灵异中感觉到姐姐遇险。在深圳，姐弟相依为命的经历感动了凶手的姐姐，作为一个哑巴，凶手的姐姐要去见“我”已去世躺在太平间里的姐姐，好说服“我”的姐姐不要在阴间与她的弟弟结仇，为难她的弟弟，并能灵魂返乡。她在太平间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举动，用刀在自己身上捅了十七刀，为的是死去好与“我”的姐姐沟通。这个牺牲自己成就别人的举动，让姐姐成了神圣的精灵。

向经典致敬，向民间学习，是朱山坡小说的常态。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果戈理、博尔赫斯、鲁迅以及民间故事的影子。《惊叫》的结尾写了两只奇特的水鸟，它们经常在江面上并肩而行，像一对孪生姐弟，每当“我”与妻子以及姐姐的三个孩子路过那段路，它们就从南面的旧码头款款飞来，在我们面前作一次超低空长距离的滑翔，并做一个热烈的示意动作然后折身往南离去。这看起来有点荒诞不经，然而却符合“我”的情境与心境。万物有灵，在这里得到情感的灌注。从民间文化汲取元素来写现代的故事，在奇异的经历中加入魔幻，正是朱山坡的拿手好戏。因此，他的《捕鳝记》《牛骨汤》《鸟失踪》《把世界分成两半》，魔幻味道里总藏着“南方以南”的色彩。这又是不变之中的变化。

《中国银行》是他特别的作品，面对苦涩的现实，他学鲁迅的笔法而又恰当地变化，写出了一个当代的“祥林嫂”。冯雪花是氮肥厂的退休职工，在工厂倒闭之后，退休金也停止了，她抱着不可能实现的希望每天到银行刷存折，盼望出现奇迹。当她看到人家比她还惨的境遇，又会得到一丝幸运的安慰。安静的时候，她会变得和善，除了给银行里的职工讲一些趣闻之外，还会给他们送一些花苗。她会提起她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还破天荒地存了8元钱，不过很快又支取走了，因为她家里还有一个疯了的儿子。到又一个大年夜的时候，她突然出现在运钞车旁，想要抓抓车厢里的钱箱，结果被押运员打昏了过去。春节过后了很久，在许久没有听到她的消息的时候，她那只苍老、瘦小而肮脏的手又缓缓地伸到了银行的窗台。小说对年关时节的氛围描写、银行职工对她的态度：同情而爱莫能助，偶尔才会想起她来，以及小说结尾冯雪花的形象：花白而蓬乱的头发，单薄的衣服破烂而邋遢，整个身子都在不断地颤抖，弓着腰，竭力使自己站立着，她的头即使仰起来估计也够不着高高的窗台……朱山坡在向鲁迅的《祝福》致敬时创造了父亲母亲之外的一个底层老妇的文学形象。

朱山坡会说故事，而且会变着花样说故事，他的《送我去樟树镇》前半段创造了一个雨夜惊魂的桥段，但到结尾他却用一则收音机里的新闻，四两拨千斤，轻轻地瓦解了自己亲手制造的惊悚与荒诞。作为与集子同名的小说《我在南京没有朋友》，则刻画了一个吹牛从不上税、“我”发誓不再帮助他却又在最后让“我”陷入极其尴尬境地的混混赵球，现实之中透露出的荒诞不免让我们想起莫言近年来的小说《等待摩西》和《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与他的另两篇小说《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和《荀滑脱逃》一样，他把讽刺与幽默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他不断求新求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