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暗夜里的灯盏烛光》，阅读到这本散文集的第二篇作品《赶在黎明前奔跑》之际，我的脑海里迅即闪出“白马、西风”的词语。白马啸西风也好，白马西风塞上也好，皆有着悲歌慷慨的味道。悲歌慷慨能否指认耿立散文的风格？答案则是肯定的，他的系列文史随笔，诸如《秋瑾：襟抱谁识？》《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等，携带着志士之笔的重沉，让读者不觉间沉浸入大风起兮之叹、易水之畔的风寒之中。不过，慷慨任气并非耿立散文的全部内容，在以钩沉往事为主体内容的《暗夜里的灯盏烛光》里，慷慨隐入地下，在对不堪的现实的回望之中，辨认亲人和他者的面孔，嗅闻时间的味道，敞开那个乡间少年的奔跑和羸弱的瞬间，还有坚韧的童谣和卑微的植物。文学中的情感就是借助时间的通道和回忆触角的轻抚，它们会逐渐趋于清晰和饱满。也因此，世事固然零落，而有些事物，经过文字的轻摇，何尝不是如故之芳香？

从耿立的故乡曹濮平原往西百余里，则是散文家冯杰笔下的北中原，两者的地理区隔则是蜿蜒向东的黄河。两相比较，冯杰笔下的北中原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审美图景，大地和大地上的诸事物的隐忍和灵性，经过文字的刻画，成为一座神圣而诗意充足的建筑。而对于耿立来说，他在刻画故乡之际，运笔如刀，直面艰难繁重的世间，尘世的残酷与人的温情交错其间。因此，冯杰的乡土散文逼近浪漫主义的风格，散发出记忆诗学的醇香，而耿立的乡土记忆，则直达现实主义的原点。两位散文作家对平原的不同向度的处理，恰恰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

自命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家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毕宜。”这就是古典诗学中“气盛言宜”说的原始出处。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也确实写出了一批骨气铮铮的文章。耿立的作品在美学上继承了这种气盛之美，有着道义在肩的使命感。耿立的这部最新散文集中，《暗夜里的灯盏烛光》与《肉身考古学》两篇作品，可谓典型的气盛之作。

若依照以情观辞的审美原则，那么，这部散文集第二辑《大地上的事情》中的两篇作品《父亲拔了输液器》《遍地都是棉花》堪称典范。前者是一篇向着父亲的致敬之作，也是为平原深处众多卑微男性写出的一份悼词。与单纯的苦难美学加亲情升华的乡土散文不同的是，这篇作品的内在经纬还有着独异的一面，苦难构成了父亲一生浓郁的底色，而在这一底色之上，还有两束亮光刺入。其中一个光点就是酒对于父亲的解救，酒是食物也是念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酒更是辛苦劳作之后唯一的放松和解脱，在这里，酒既不是一种依赖，也不是地方民俗之表现，对于木讷的父亲而言，酒实际上是父亲一生的心事和言语。所以在父亲下葬仪式的最后环节，耿立会亲手奉上两瓶酒，埋于泥土之下与父亲长伴。另外一个光点，是二哥的出现。因为二哥，父亲贫苦的一生拥有了友谊和信义。二哥和父亲不单单是工作上的伙伴，也不单单是底层互助，因为二哥的存在，父亲的门并没有完全封闭在家庭之中，二哥就是父亲唯一向社会打开的门，而且这种打开有一种超越时间的意义。作家曾用了一大段的文字再现父亲临终前，赶到病床前的二哥与父亲喝绝命酒的场景，这其中有很多撼动人心的细节，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出丰富的意义内容。也正因为酒和二哥的存在，这篇散文超越了通常的与父书的内涵，作家所呈现的是真实的“人间世”。《遍地都是棉花》是一篇写给姐姐的作品，以姐姐去新疆摘棉为切入点，写出了一位北方女性的自我牺牲、强悍、特别的耐力，姐姐如同生命力强悍的植物，生活风霜如同刀片一样在她身上刻出具体的形状。耿立当然理解这些形状，因此，这一篇作品内含敬意也含理解。

这部散文集可视为耿立主情类作品的汇总，作家笔下的“绕指柔”，大多不是单线条的展示，他的开掘是立体的，采用了闪回、穿插、跨度叙述等不同的处理方式，以此呈现自我独特的构图方式。

若按照现代性这一标尺，那么，第一辑《暗夜中的光》中的前四篇作品，无疑独成高格。在这些作品中，情思如同箭羽，而力量之美则构成箭头，使得这四篇散文拥有飞矢的形貌。飞矢之美，在于穿越，更在于刺破。因此，有一种惊心动魄的阅读感受自然相伴。《温柔地走进良夜》里有生命的至痛，也有抵抗，《赶在黎明前奔跑》里有芍药花地对作家人生的打开意义，《暗夜里的喉咙》里有少年时期的文学启蒙对生命的改造，《这暗伤，无处可达》里有作家敢于直面自我灵魂的内省。

这部散文集的第三辑收录了作家对曹濮平原植物与民谣的采编和书写，在这里，作家的笔力下落，趋于平淡。

罗素说过：“须知参差多态，乃是世界本源”。这一句话也推导出了这位经验主义哲学家关于美的命题，即，繁多的统一即为美。以此对照《暗夜里的灯盏烛光》里三个小辑，其间的差异性，恰恰指向作家不同的写作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