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更喜欢回到原点去讨论问题。就比如一个作家为什么写作，他最初站在何处，是什么力量让他像蒲公英一样飘飞，又是什么力量让他落下，生根发芽，长出枝叶，从此感受风霜雨露，感受痛楚和温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一切都离不开最初的土壤。

就比如我。我出生在粤东潮州古城东面十五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所处的村庄还没有通电，我熟悉了煤油灯的味道，并为手电筒的光束能穿透夜幕感到惊奇。在后来的岁月中，电视、电脑和手机排着队走进了我的人生，如今我已近不惑之年，开始明白这样的经验其实并非个体经验——以珠江三角洲为圆心，三五百公里为半径，广大农村少年都拥有与我类似的遭际。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我身处其中，以为其他地方的少年也与我一样，慢慢变成中年大叔，这中间岁月漫长乏善可陈，直到我有了一段北方的读书生活，我开始重新思考南方与北方的差异，这是我惊奇地发现文学上的南方到江南为止，与江南在当代文学之中的位置和重量相比，广大的南方腹地成为一个容易被遗忘的虚数，或者说是异数。也许只有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个神奇的时间节点上，在广东的人口数量和经济体量都经历了四十年的增长之后，才有可能从文化上重新辨识岭南文化的特质，进而看见“新南方”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存在。

为什么需要时间？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信息传播对文学创作所带来的利好显而易见。我跟一些广东的老作家聊过，早年在广东写作是一件困难的事（我相信其他边地也是如此），因为方言，还因为信息不畅，能在报纸上被看见已经激动不已；而如今，我们面临的是方言的消退和信息的过载，时代变了，一个作家在边地写作，只要有过人的文学才华，其实很难被埋没。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后，文学的格局其实已经悄然改变。换言之，“新南方写作”一直在，却被视而不见，没有召唤，更不会有检阅和凝视。

时光之轮从未停歇，而凝固我对南北方向的观念的，则是空间，或者更具体说的是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每次念起来都朗朗上口，我们也总是习惯这么去看地球仪，去看中国地图。但某一天，你如果捡起意外掉落的地球仪，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地图，比如横着看，或者倒过来看，你就会看到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所在的位置，其实南边还有宽阔的海域，从而明白这个区域对于华夏大地而言，不应该再被视为南蛮之地，也不应该是南方以南，它就是南方的腹地，大海和陆地在这里交汇，北回归线在这里划过；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这里便不再沉寂，而是主动参与了华夏历史的脉动。故此南方之新在于必须重新审视这片以大湾区为中心的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发生和正在蓬勃发生的故事。

对南北文学差异的思考让我产生了新的坐标。我最初思考的是广东的文化特质，我返观这片走出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土地，这个诞生了微信和华为的南岭以南，我问自己，这里到底蕴含了什么尚未被察觉的力量？我想起我的菲律宾朋友跟我谈过的一个情景，他有一次同时跟一个东北人、一个上海人和一个广东人谈生意，东北人从头到尾都在说他有多少朋友，上海人侧重强调品牌的优势，只有广东人直接谈价格和工期。他的结论是，这个遍地是吃货的地方，人都很实在。难道说，广东的文化特质是实在？这样的总结显然草率，但好像还有点道理，毕竟很容易在广州街头看到穿着人字拖和大裤衩的秃头大叔，随随便便却是隐形富豪。

沿着文学的南北之别继续思考，很容易就想到金庸武侠世界中的“北乔峰南慕容”，如果忽略对慕容复这个角色的负面印象，从风格上这样的概况还是挺精准的，乔峰豪气干云到处都是朋友，慕容复出身名门世家风度翩翩生活讲究，这确实符合我们对南北风格的想象。那么，南方以南的美学想象是什么？如果非要推出一个形象，我认为是“扫地僧”。身处香港的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中设置了无数的高手，而高手中的高手无疑就是化解萧远山与慕容博宿怨的扫地僧。扫地僧意味着一种抛弃了外在形式的绝对实力。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从金庸到周星驰一直到五条人，有一股带着海风的叛逆的力量，来自追寻真实的诚恳，来自对绝对实力的推崇，因为这是完成逆袭所必要的姿态。在时代的机遇面前，小渔村深圳带来的节奏感，是“不玩虚的”，是直接对目标进行专业化的拆解；简单而直接，不需要太多仪式感，所以东莞成为世界工厂的背后，是一种将一切都变成流水线的实在；所以周星驰电影中的火云邪神、苏乞儿、少林功夫、孙悟空，都代表了对一种绝对实力的追求，这才是埋藏在无厘头之中的美学原型。这是南方异质的欢腾，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之下，去除仪式感的叛逆直接推动了创新。

然而严肃文学的写作还是得有必要的仪式感，这真是个悖论。有一阵子我常常感慨广东本土的年轻人不写作。对此，我的菲律宾朋友也有自己的结论：但凡家里有一间杂货店，广东小年轻都不会想着写作。

二

按理说，文艺青年的星辰大海是电影和摇滚。只是这些年，香港的电影和摇滚都不复从前风光，但一种美学的波浪在时间中传递。北方到处都是宏大叙事，在《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之后，文学的样板似乎是集体照，是家族的，是世纪的，是巍巍大山的。而南方以南的作家更迷恋斑斓的想象。如果说北方是剑宗，那么江南便是气宗；然而与南方以南相比，江南又会变成剑宗，新南方更接近气宗。这样以武侠江湖的概念来进行类比，自然是不严谨的，但又有什么要紧呢？新南方意味着这个世界必须接受多元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于是我们看到林白的《北流》重新征用粤语方言，看到陈春成在《夜晚的潜水艇》中寻找博尔赫斯抛入海中的硬币，看到朱山坡透过《萨赫勒荒原》去凝视驰援非洲的生命之光，还有林森的《海里岸上》对大海故事的重新开掘，卢一萍《白山》中蓝皮肤战士的多重隐喻，王威廉在《野未来》中对人类科技的反思，林培源《小镇生活指南》对潮汕平原生活经验的呈现……这些激荡的写作都需要胆量，都需要作家站在想象力这边。

这样的想象力不是凌空虚蹈，而是基于新南方复杂多元的现实题材。就比如林森之于海洋题材，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林森在海南，当然要讲大海的故事，要讲波涛骇浪之间的荡气回肠呈现在我们眼前。又比如朱山坡，他一直用自己的想象力和诗化的语言锻造“坡式腔调”，邱华栋很早就注意到他的小说创作中独特的新南方味道：“朱山坡发展了一种关注于和专属于广西的南方的小说文体，那纯粹就是一种南方的小说。这种南方，不同于江南，是偏西南的瘴疠之地广西的小说，是一种独特的怪异的小说，就像螺蛳粉和黄皮果的味道。”故此，新南方写作应该是地域的，而又是超越地域的；它离不开对某种具体的文化进行开掘，但又不能变成一个拘泥的标签。“新南方写作”这样一个文学概念本身就是对才华的唤醒，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依然敬仰才华的新时代。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来检阅新南方，其中存在有别于东北、西北和江南的文学肌理，那是曾经被遮蔽的运算，在等待一个新坐标为其赋值。

两广与海南自古以来就是官员贬谪的南蛮之地，身处文化鄙视链的底层，长期的压抑让它们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质；闽赣和云贵川等文化边地则可能更为斑斓多彩。所以，我所理解的新南方写作，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值，没有人会企图用一根竹签将牛肉和羊肉串起来；更不是画地为牢，在同一块饼干上分出你们和我们；新南方写作应该像解方程那样给出一个未知变量X，从而让新坐标中所有的值拥有了一个向上的力，去完成一次美学上的求解。诚如评论家陈培浩所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当人们想象南方时，对象已经发生了扩展，核心区域可能从江南而扩大到岭南。因此，新南方代表着崭新的经济生活及其催生的全新生活样式，代表着高科技、新城市与人类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代表着南方以南诸多尚未被主流化的‘地方性叙事’……应该说，‘新南方写作’是一个召唤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现成的，等待被完美描述、打包送入历史的概念。”随着“新南方写作”的讨论逐步深入，杨庆祥的文章《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则更为系统地论述了这个新概念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中对新南方写作的特质提出了四个关键词：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这样的概括为新南方写作提供了更为清晰的阐释框架。作家王威廉则将新南方写作是为一次“新寻根”：“在江南的主流文脉之外，‘新南方’是另一片独特的壮阔风景，当它的喑哑与沉默被照亮，一定会给中国文脉汇入一股新的美学特质。如果江南美学在这种对话中获得了反作用力，产生了反思性的新变，无疑也属于新南方写作。”之所以要寻找文脉之根，是因为当下评论话语确实陈旧乃至腐朽，我不止一次看到某些评论家用同一套评论话术应对不同的研讨会，面对不同的作家评论家都使用万金油标签进行煞有介事的分析，而听者无不点头称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的确立本身，便是为暮气沉沉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工具和可能。值得高兴的是，敏锐的评论家和作家很快意识到这个概念的价值，杨庆祥、陈培浩、唐诗人、曾攀、杨丹丹、张燕玲、宋嵩、蒋述卓、贺仲明、东西、刘小波、李晁、刘诗宇、刘欣玥、张菁、林渊液、冯娜、田忠辉等人也相继加入了新南方写作的讨论，从不同的维度丰富这个概念的论域。

我的菲律宾朋友读过黎紫书，也读过黄锦树，他说读完之后整个世界都湿漉漉的，因此他对东南亚华语写作充满了信心，他说灵动的新南方，确实本质上就是一种自带世界眼光的地方性写作。我对他的这个结论，也深以为然。

三

经济上有经济中心和经济腹地；在中国广袤的南方，要有文学中心，更必须建设文学腹地。相对于江南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中建立起来的美学传统，因为鄙视链和信息不畅，南方的腹地并未能同江南以及北方建立起有效的对话体系。应该很容易看到，新南方是对江南的补充和丰富，而不是背离和对垒。当下对新南方的重新审视，它的真正意义在于盘活写作的库存，变存量为增量，只有真正有益于激活或厘清作家的创作，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才是有效的。

一个作家埋头码字，他自然会凝望内心，但也希望回应时代。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我坚信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标本。正如卡夫卡所说：“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真相，但每个人都能成为真相。”写作的最大真相便是写我自己眼之所见心之所思，这种辨识度并不需要外在的标尺，而更多是内在的审思。而从某种意义上看，新南方写作就如同一艘船，成为真相的人一直都在船上，那么，看到什么风景就唱什么歌。一个人是无法离开他的时代讨论创作的，就比如十几年前我们无法拒绝彩屏手机，今天我们无法拒绝微信和快递，既然人随舟转，没人能停在原地刻舟求剑。在当下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我们所处的信息环境很容易就出现同质化的情况，热点新闻总是很容易吸引眼球，又马上就被遗忘。正因为如此，凝视此时此地，凝视身处的环境就显得非常重要。作家想象未来是因为脚下有坚实的土地，但对自身的发现往往又需要在更高、更远、更深邃、更未来的维度来回望。

写作是一个刀口向内的手艺活。有时候凝视自己的小宇宙，才能通往外面的大世界。对新南方的重新审视，带给我的是写作方向上的自觉，这个过程让我明白了如何去延伸写作的根脉，从而更加坚定自己写作的根据地。从半步村出发，到碧河镇，再到我的两部长篇小说《美人城》和《悬浮术》，我正在从充满神巫之风的潮汕平原走向更为开阔的科技祭台，从《黑镜分身术》中的魔幻神话走向对后人类未来的狂野想象，我不断在更新自己观照世界的系统；其中不变的是从一个寓言走向新的南方寓言，以及我一贯坚持的先锋气韵。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概括我过去十年的写作，在我想象中，大概是夕阳西下，一个立在田野里的智能机器人能帮村民修建宗祠。这样的体验其实并不魔幻，这是我身边的现实。就比如此刻，岁末年初，有很多在深圳高科技企业研究无人机的专家，以及开发元宇宙程序的码农，将会登上开往故乡的高铁，去参加宗族祠堂里的祭祖活动。那里烛光映着祭品，人们无差别地跪拜，并祈求庇佑。我们并不觉得这中间有什么违和之感。所以不要将科幻未来想象为崭新靓丽的世界，机器人的铁臂上也允许锈迹斑斑。作为作家，我关注的就是铁臂上的锈迹斑斑，而不是高科技带来的美靥如花和玻璃光泽。

所谓扫地僧，就是到处都有落叶与灰尘，落脚之处是寺庙与僧袍，而衣袖飞舞之处才是绝对的神功。

我的菲律宾朋友也认同我这样的看法。他觉得站在田野中的未来主义，依然需要有人手持扫帚去清理机器人身上的蜘蛛网，他说这样的清理在计算机程序员那里有一个更为漂亮的名字叫做迭代。“新南方”要完成对“旧南方”的迭代，则意味着适者生存的智慧和直面腐朽的勇气。我对我的菲律宾朋友说，明年我就四十岁了，相信有另一个更好的自己正在赶来的路上。 

（原刊于《青年作家》2022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