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迎来长篇小说的大丰收，算是长篇小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年”，这一年发行了多部较有影响力的作品。余华的《文城》、李锐的《囚徒》、林白的《北流》、刘震云的《一日三秋》等小说都是作者时隔多年推出的作品；周大新《洛城花落》是作家的小说封笔之作；陈彦继《装台》《主角》后推出的《喜剧》、周梅森继《人民的名义》之后推出的《人民的财产》等，也都是较为重要的作品；邢小利、李美皆、止庵等学者在2021年推出了长篇小说处女作；其他还有残雪的《水乡》、范小青的《战争合唱团》、梁晓声的《我和我的命》、东西的《回响》、刘庆邦的《堂叔堂》等作品都是名家新作，也颇具分量。从小说书写的内容来看，宏大主题与个体书写融为一体，个体成长与国家发展、时代进步共振，大时代的每一粒“尘埃”，落到每一位个体身上，其实都是一座“大山”，而这些所有个体的尘埃，形成了时代和社会这一座座大山。最终，所有的作品都诠释了一个恒定而久远的道理：文学就是人学。小说中也渐渐有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人物形象的缺失正是近年来长篇小说遭受诟病的重要点之一。《花城•长篇专号》2021年的第1期刊出几部作品时提炼出了一个主题：“走向后人类时代•三个关于‘人’的时代样本”，三部长篇从不角度书写“人”的故事。这其实也是这一年长篇小说凸显人的主题之缩影（需要说明的是，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大部头的文体，主题往往是多元、发散、埋藏较深的，甚至很多作品本身就是“去主题化”的。正如王威廉所言，“小说恰恰是在反抗主题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主题的书写。反抗即深化。没有对主题的反抗，便是机械图解主题，只会造成平庸的小说。”（王威廉，《小说的主题变奏》，《文艺报》2021年11月10日）本文关于“人”之主题的提炼以及根据这一主题进行的分类仅仅是一种论述的权宜之计，并不是说这些小说的主题如何单一和平庸。）2021年的小说作品中有人的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人的物质世界的描绘、人性的深度开掘、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寻……既有普通的人的生活、情感、伦理、奋斗和死亡，也有时代的回响和生命意义的思索，形成了“小”与“大”、“个体”与“时代”的交融和辩证。

人的日常与生活

作品中“人”的凸显是这一年长篇小说书写的一大亮点。这是从故事、主题、情节、技法、语言等方面的侧重到对人物形象注重的一种细微转变。个人日常生活的描摹成为小说的首要议题，这是从故事、主题、情节等多方面的表现，很多作品从标题开始就已经体现了出来，如《堂叔堂》《男孩们》《少年前传》。刘庆邦的《堂叔堂》是一部典型的以人为中心的作品，小说以自家“本”字辈的叔叔们为书写对象，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体上是以个人为主体的叙述，作家还是使用其一贯坚持的平实笔法，铺叙日常的点滴，透过个体的生活遭遇和普遍的儿女情长来反映社会生态和时代裂变。作家不断将自己放进文本中去，却并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书写作为普通个体的作家刘庆邦，也是以人为中心叙事的体现。还有不少作品也是以自己的亲人为书写对象。杨本芬的《浮木》以自传体方式讲述家人、亲戚、乡亲们的故事,标题已经预示了小说的主旨，通过对家人的回忆书写，讲述了普通人民面对困厄生活的坚韧，通篇聚焦的是普通个体的人生经历。魏微的《合家欢》也是典型的家族叙事，由一张合影照片引出一个家族几代人之间的故事，跨地域、跨时代，书写了家族复杂的往事。许春樵的《下一站不下》也是书写家庭伦理，女儿为了婚姻不惜断绝父女关系，最后却发生命运的翻转，引发一系列家庭问题的思考。禹风的《夜巡》将笔触移向老年群体，书写养老院的故事,揭露了养老院存在的种种问题。

不同的职业行当有着不同的生活，这在小说中都有精准的体现。总的来看，这些作品介于主题书写和日常生活叙事之间。陈彦的《喜剧》书写舞台人的故事，作品以贺氏一门父子两代人的生活和命运为主线，在戏与人生的交相互动中牵连出广阔的人世间各色人等的生命情状。葛亮的《燕食记》聚焦的是餐饮这一行业。以中国的饮食文化透视中国人的性格，也以饮食为窗口折射了香港时代风云流变，描摹出香港的历史文化与世态人情的画卷。刘连书的《暗道》讲述当代淘金者的故事，作者曾深入京郊几个民营金矿体验生活，与淘金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切身体验让作品更为精准地描述了这一行业的故事。老藤的《北障》聚焦东北最后一代猎手们的生活。他的另一部作品《北地》则以回忆的视角书写了开发“北大荒”的历史。周梅森的《人民的财产》书写企业改革的问题，以中福集团为个案，书写管理者解决企业问题，处理外部关系，将企业带出困境的故事，是反腐书写的“后半篇”。王方晨的《花局》书写官场，将笔触指向基层官场，描写的是较为隐蔽的腐败现象。宁新路的《财政局长》书写财政行业的故事，也是反腐作品。小说书写基层财政局内正邪双方的明争暗斗，描写了财政人为强力推进财政改革而付出的心血。《阳光之下》的作者肖仁福曾参与反腐败斗争一线，获得很多一手资料，小说再现了纪检干部的工作场景，以及与腐败分子斗智斗勇的真实过程。卢山的《蹦极》将目光集中在外交工作者这一群体上面，书写我国外交实践，折射出新中国一线外交官的群像。晓风的《湖山之间》书写知识分子群体，以一起学生突发事件为纽带，将两代人的故事交融并置，将高校和学界的生态呈现出来。田耳的《秘要》书写出版行业和版本图书收藏圈的故事，主要讲述搜寻“黑书”界第一缺本过程而引出一系列人物好故事，多角度呈现了“黑书”圈的生态。其他的作品还有：王凯的《塞下曲》、王族的《达坂兵》书写军旅生活、杨少衡的《石化岛》书写化工行业、魏思孝的《王能好》书写乡村异人……各种生活情状都有涉及。这些作品不少也和时代、社会密切相关，具有主题写作的意味，但是在这些作品中有一个明显的共性，那就是都是围绕普通个体的生活、职业、情感而展开的。很多行业小说既有行业揭秘，也涉及创业的艰辛，多与成长奋斗有关，下文会继续讨论。

还有部分作品通过设置一些较为特别的时空场景来反映现实生活。范小青的《战争合唱团》以平实的笔法书写普通个体的日常琐事，在世俗生活的深描中继续深挖人性。作家有意设置了战争这一宏大的主题，但是在具体写作的时候还是滑向了普通的日常生活，对丈夫的跟踪、修改自己的年龄、寻找证明自己的身份、想尽办法躲避征兵等，无一不是生活的切片。陈仓的《动物万岁》书写了八种动物和一群人之间的故事。这些动物和人息息相关，有时候看似是动物，它却有着人的品质，有时候看似是人，他却有着动物的本性，人和动物的命运相互纠缠。姚鄂梅的《十四天》书写疫情下的生活状态，从普通人的角度记录一场人类与疾病的战役，人性在危机中得以检验。刘震云的《一日三秋》以传说切题，以画作入文，时间跨度千年，涉及很多中国式魔幻场景，但主要还是围绕人来书写，作品仍然秉持着“新写实”的底色，关注俗人俗事。这些人物、职业、故事、场景，正是刘震云在其他小说中反复出现过的。在对小人物日常生活的书写中，保留了刘震云一贯的对普通人关注的写作坚持。林棹的《潮汐图》设置了一个雌性蛙怪为叙述者，以“精怪”“奇观”“猎物”“藏品”“标本”等诸种身份，凝视时代风云和生活遭际。凸凹的《美狐》以较为灵异的“狐仙”故事切入，书写那些民间传奇，但是具体落到一家人的生活上面，书写京西乡土，以此来展现时代变革中个体的悲欢离合。

人的成长与奋斗

成长主题的作品也是日常生活的描写，只不过日常生活书写多是截取生活的一个面，而成长主题的小说则多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且多以青春书写为主。萧耳的《鹊桥仙》是一部关于记忆的书，作家用吴侬软语娓娓道来江南记忆，作家和七八个原型人物一同搜寻记忆，书写这群普通人长大、恋爱、结婚、生子、老去、死亡。杨好的《男孩们》聚焦当下青少年的精神和情感状况，小说围绕着北京城里两个男孩的成长历程展开书写，家庭的秘密层层揭开，两个青年也完成了蜕变。范墩子的《抒情时代》着重书写青年一代的命运起伏、感情纠葛和心灵世界，聚焦小城青年的真实生活，以兄妹两人的生活轨迹为主线，通过视角的反复切换，讲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洪流中的成长故事。张爽的《白虎》书写1990年代乡镇基层宣传报道员的生活，展示了那一时期北京城乡青年人的生活，奋斗、彷徨、冲突，青年一代所遇到的生活都有生动的描绘。颜廷君的《彼岸》则用一个人的经历致敬时代。小说叙述了主人公的多次人生抉择和生活经历，丰富的人生阅历正是成长故事永恒的主题。李新勇的《黑瓦寨的孩子》也关注成长问题，这部小说的关键词“苍声”就是一种生理的成长和关于成长的隐喻。小说将人物放到宏大的社会背景下，对当下乡村的现实和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价值的探索。骆平的《我用一生奔向你》也和成长相关，作品是作家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回忆和投射，在日常生活的平铺直叙中引出了诸多的悬念，这些生活中非常态的存在反映了成长过程的另一副面孔。

张柠的《春山谣》书写知情题材，是一部青春的奋斗史诗。小说呈现了出生于1950年代一辈人的青春岁月。作品将一群人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作为数千万知青群体的代表而发声，他们既是鲜活的个体，也是一个群体的画像，他们既要为自己留住记忆，也要为时代流下印记。田中禾的《模糊》（该小说几年前曾在文学刊物发表，花城出版社2020年12月推出了单行本，2021年年初才真正发行。）由一个神秘的邮包引起，叙述者收到一本无名的书稿，发现书稿中写的是失踪多年的二哥的故事，以此回溯一代人的青春。这是一代人在艰难年月里成长跋涉的故事。吴克敬的《乾坤道》描写了三代知识青年的奋斗史，以三代知识青年为主体，以人为中心，描写了他们在陕北大地上奋斗的故事。展现了三代知识青年在陕北接续奋斗的波澜壮阔画面，也呈现了数十年间山村巨变的历史与现实场景。姜凯阳的《火车向前开》也是一部成长小说，作品讲述铁路边上的几个伙伴成长过程中不同的人生经历，有人随着时代在不断提升，有人却被时代淘汰，有人则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时代的巨轮下，裹挟着小人物的挣扎与努力。郑彦英的《凌云》书写了女性的成长史和创业史，辞职下海，一路辛酸一路坚持，描绘出了女性坚韧的一面。杨映川的《向海》也是女性成长主题，作品书写北部湾故事，聚焦渔村生活的变迁，从出海打渔，到渔村开发，再到老渔村改造，渔村人的生活随着时代流动，女主人公也一步步长大成人，勇于面对生活和疾病。

个体的奋斗往往与国家的发展共振，但在叙述的时候，多以个人为中心展开叙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成为新时代的创业史诗，在这些书写中，也在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凸显人物的丰富性和立体性。王怀宇的《风吹稻浪》表现东北农村脱贫攻坚、建设小康社会的历程，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这些小人物通过乡村剪纸、农民绘画、运用新型科技改造盐碱大地种有机水稻、开发各种养殖业以及成立农村专业合作社等措施，夯实了农民创业致富、乡村振兴的根基。贺享雍的“时代三部曲”《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书写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过渡转换，描写了某贫困山村在第一书记带领下脱贫攻坚的历程，较为现实地反映了基层干部在扶贫工作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和他们灵活、智慧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基层工作的状况。杨勇的《最美的奋斗》书写奋斗者的故事，小说描写基层干部带领百姓奋斗的故事，通过小山村的蜕变提供了乡村振兴的范本。王华的《大娄山》也是书写“脱贫攻坚”的故事，聚焦在普普通通的基层干部上，主要书写那些为此事业献出生命的人们，不过，作家没有写成一部英雄谱，而是书写“跟我们一样普通的普通人”（王华：《他们不是英雄》，《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第5期。）这些都是对人的强调与熟悉。

王棵的《桑田日暖》记录上世纪80年代的个体奋斗史，书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的时代背景下个体努力克服艰辛的故事，小说以母亲领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忍受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笑对生活为主线，编织出了一幅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地区农村生产生活的生动图景。莫华杰的《春潮》也是一部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的个体成长小说。青年们嗅到了时代大潮的潮润气息，尝试各种创业机会。吴君的《晒米人家》将叙事场景从城市腹地挪移到了海边人家，讲述一个自然村成为城市社区的城市化进程，仍旧以人物串起故事，“老江湖”和“单纯”的年轻人互相较量，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性。陈玺的《珠江潮》聚焦岭南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珠江两岸的社会图景，以锦堂的人生历程串起来。李铁的《锦绣》则书写工业题材，小说反映了老工业基地在经历工业转型和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少数民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白水台》则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的日常生活及社会变迁，小说以地处新疆准噶尔盆地北沿的白水台村的尤莱•叶森家族为个案，描述了新时代哈萨克牧民的生活状态。甫跃辉的《锦上》也是聚焦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陈继明的《平安批》书写海外华侨生存史，以兼具汇票和家书功能的“番批”为切入点。作品书写了一代代侨民的奋斗史。阿航的《欧洲时间》也是书写海外生存打拼的故事，作品书写1990年代浙南地区的人们偷渡到欧洲谋生的故事。黑孩《上野不忍池》也书写华人海外生存经历。

虞璐琳的《月光密码》是一部行业小说，讲述创业者的故事。主题是中国芯片的故事，小说将行业的自主创新提高到民族融入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杨红光的《云播中国》则以科幻的笔法书写相似的主题，A国的某神秘组织依靠高科技企业对中国超大型企业进行围追堵截，意图进行全面“剿杀”。面对危机，大道公司临危不乱，顶住攻击，化险为夷，将行业竞争放在科幻场景之中，着重强调“中国智慧”，并没有脱离书写中国故事的内核。芷若的《金融丽人》以商业银行为故事背景，讲述女行长在金融圈里的故事。走走的《想往火里跳》也是一部女性视角的创业小说。将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女性成长融为一体。黄怒波的《珠峰海螺》也书写企业家的故事，小说把攀登珠峰这样一个冒险的活动和做企业的经历联系起来，是企业家写的登山故事，也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书写当今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生存现状与底层描写始终是长篇小说绕不开的主题。李琸的《返青》书写底层生活的艰辛。冯丽丽的《客房服务员》源于她在某宾馆“卧底”数月做服务员的一段经历。小说以观察者和亲历者的双重视角，讲述了一群年轻女服务员的日常，以文字关注底层者生活。叶弥的《不老》以江南某小城为中心，以女工的个人生活与大时代的共振为线，书写个体成长与时代的风云变幻。郑在欢的《3》关注“90后”一代的女性，书写作为留守一代的成长过程中遭遇的伤痛与成长困境以及她们为摆脱困境的努力。

人的情感与伦理

很多日常生活小说都涉及情感，还有些作品主要聚焦的就是情感问题。虹影的《月光武士》讲述了一段特殊的情感，以此发散开，书写多个主题。小说主要书写一个男人从少年到中年的情感经历，上部是青涩的少年视角，下部则是历尽沧桑的成人世界。周大新的《洛城花落》书写婚恋故事，作品以一桩离婚案件为切入点，“公开”了对婚姻的辩论与判断，揭露了婚姻中深藏的爱与痛。李美皆的《结婚年》也是一部婚恋主题的作品。小说围绕一个年轻女子的婚姻展开叙事，通过一场非同一般的婚姻，书写女性在纷繁的社会变革和时代洪流中的不妥协。禹风的《潜》书写一对情侣的故事，一段感情将他们折磨得疲惫不堪，无奈分手。男主人公通过潜水这一具有“顿悟”性质的行为，在海底七十米的氮醉狂喜和濒死恐惧中体验到人生的深潜与悬浮，尝试面对生活的现实，最终完成了“巨婴”的成长。止庵的《受命》也书写情感故事。

罗伟章的《谁在敲门》是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主要讲述的亲情伦理问题。作品从许家兄弟姐妹为父亲庆生的事情切入，牵扯出每一个人物背后的故事。通过面临亲人的死亡，作家思索了诸多的关于家庭伦理的问题。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涉及诸多的主题，其中情感的分量最重，这份情感主要是亲情，通过叶落归根的亲人夙愿达成来进行表达。小说用三个换错的骨灰盒，牵连出三种身份背景的家族故事，讨论情感的命题。姚鄂梅的《少年前传》也和亲情有关，作品围绕着三个母亲而展开。通过母子间的一种充满着张力的分裂关系来书写这种亲情伦理的复杂性，在十分平淡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提炼出了每个家庭都面临的子女成长与父母教育之间的一种矛盾性。张尘舞的《女儿的秘境》书写亲情，从女儿和父亲两种不同的视角来书写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情感问题。董启章的《命子》书写父子日常相处的难题，从无法理解彼此的爱好而感到荒谬、无奈，到与儿子取得某种和解、平衡，道尽了天下父亲的心事。这些作品，既书写情感，也包含伦理的命题。人性与伦理的探讨往往结合在一起，东西的《回响》从公安局破案切入，以心理开掘悬疑推进故事，案件侦破过程和情感纠葛并行，两条线的人物在推理和心理活动中产生互文关系，都书写了一种家庭伦理。郭雪波的《摇篮旁的额吉》书写的则是历史上另一段特殊的感情，1960年代，来自南方三千余名孤儿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被安置，由此产生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抚养这些孤儿的故事，这些孤儿和草原父母们建立了一种新的亲情关系，同时这也是一种特别的国家情。

人的时代和历史

战争革命史依然是长篇小说书写极为重要的选题，这些战争革命史除了宏大历史叙述以外，也比较注重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热播剧《觉醒年代》由编剧本人推出了同名小说，“觉醒的年代”其实主要就是“觉醒的人”，小说以人为中线展开书写，深刻还原了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光辉形象。郑欣《百川东到海》讲述北洋军阀覆灭大背景下，第一批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年轻人后来的革命道路选择和人生经历。还有不少小说揭露了革命战争年代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了革命历史书写的版图。石钟山的《问苍茫大地》书写隐秘战线上的较量，以东北局的情报工作为线，描绘了地下情报工作的巨大历史功绩。张品成的《十三根金条》讲述了主人公柳起跃为保护上级留下的活动经费十三根金条，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斗争，最后将财产“完璧归赵”的故事。张卫平的《红色银行》书写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黄河农民银行发展演变，描写共产党员带领大家为建立红色银行所做出的的努力，展现我党在金融战线上的成就和创举。

朱秀海的《兵临碛口》书写民众喋血奋战的故事。小说在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下，生动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形成过程和历史意义。他的另一部作品《远去的白马》书写解放战争，对战争场面、战场情节与细节多有书写。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中纵横捭阖，以诗性的笔调和咏叹的激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英雄形象。张贵兴的《野猪渡河》在2021年推出了简体中文本，小说讲述南洋华人在二战期间遭受日军侵略凌辱虐杀的一段痛史。在被占据的三年八个月中，人与动物的分别模糊，生命以各种恐怖酷烈的方式轻易地消逝，情欲与兽性在南洋雨林里赤裸裸地展演开来。兰晓龙的《冬与狮》书写朝鲜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描述了“钢七连”的伟大壮举。刘荣书的《望烽烟》书写全民抗战，全景式呈现了普通民众在十四年抗战历史中做出的奉献与牺牲。黄孝阳、陶林的《队伍三部曲》书写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以黎有望为首的一支抗日武装奋起抗日并最终加入共产党的故事。武歆《四人行》是革命历史题材，在时间上选择从抗战胜利后写到北平和平解放这段时间，主要叙述的是四个男女青年在风云变幻年代如何抉择前行道路的故事。王小鹰的《纪念碑》贯穿了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是一部书写英雄、历史与现实合奏的小说。作品聚焦的是一群新四军战士，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时期，他们都以报效国家为己任，赤子之心历经种种磨难都未曾泯灭，谱写出一曲英雄壮歌。小说枝节繁茂，人物众多，事件芜杂，但其主线就是展现人与时代的纠葛。革命和战争结束之后，人与时代仍无法脱离。阿莹的《长安》书写一群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人继续进行国家建设的故事。宏大的家国史由千百个跌宕的个人史构成，这些历史之作注重个体的书写，强化个人性格的书写、对个体命运的关注。

当然所有的作品都是书写人与时代的，只不过有一些作品的时代感更为凸显，有些作品历史追溯得更远。邱华栋的《尼雅锦帛》从个体商人的角度探寻古老的“丝路”历史，从独特的角度出发书写古代的对外交流联络。李锐的《囚徒》讲述了历史上的文化冲突和融合。海飞的《江南役》延续了古代谍战世界的背景和人物设定。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则揭秘古代荔枝如何运到长安供人享用。张鸣的《袍哥旧事》讲述了这群袍哥的起伏人生和四川军阀之间的权力斗争，展现了袍哥文化的特色与魅力。陈玉福的《八声甘州之云起》书写明末时期的英雄故事。夏坚勇的《承天门之灾》书写宋真宗时期君臣角逐的历史往事。李浩的《灶王传奇》以神话故事人物灶王作主角，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作时代背景来构筑小说。这几部作品都是以更遥远的时代为背景，书写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

还有不少作品将战争革命史作为背景，书写人在时代大背景之下的生存状况。凡一平的《四季书》书写普通人传奇的一生，贯穿了革命、建设以及当下生活整个漫长时期。范若丁的《刀客入城》书写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带给人们生活的影响。小说侧重写多个历史事件，各种真实的历史人物也与小说人物的命运勾连，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命运多舛。老藤的《铜行里》围绕一条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古老胡同而展开，由铜行里的百年岁月而引出了软铜册上所记载的九十八位与铜器有缘的人物，这些人物先后穿行在重大事件之中。余华的《文城》和《活着》比较相似，只是大的时代背景上溯至《活着》之前那个更荒蛮残酷的时代。作品从不同视角讲述了林祥福、纪小美以及与他们相连的各色人物颠沛起伏的人生故事，并由此牵引出军阀混战、匪祸泛滥的时代之殇，似乎时代背景更为复杂了，但时代背景往往退居幕后，说到底，小说仍是一部关于普通命个体运的“史诗”，这和余华经典的“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载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观点一脉相承。吴克敬的《凤溪镇》与之极为相似，凤溪镇和文城一样，是一处介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城镇，其中聚集了历史烟云中的传奇与传说以及想象情境中的人情与物象。它们作为处所和方式，共同展开一段人类历史进程。

津子围的《十月的土地》也是书写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作品以1920-1940年代为背景，从家庭里的妯娌争端、兄弟反目开始书写，转向抗战故事。原本岌岌可危的家庭关系更加脆弱，家族兄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对入侵者奋起抗争，反映了全民族奋起抗争的历史风貌。连谏的《迁徙的人》书写命途多舛的小镇姑娘在战争年代的经历，演绎了一场爱恨纠葛和家国情仇，书写了金送子带领家族成员走出困境和磨难的决心与勇气，在历史的时空里把一个女性对生活的执着与坚韧，完美地呈现了出来。朱朝敏的《拈花佛》书写的也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生存状态，涉及新思潮、运动、战争等带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其他的主题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马平的《塞影记》里的时间横跨一百年，以人物为核心，作品塑造了雷高汉这一形象。以雷高汉为中心的书写，在漫长的守望中，奇迹般度过了人生的艰危时刻，各种大的历史事件与他擦肩而过。冯积岐的《凤鸣岐山》以辛亥革命中最惨烈最悲壮的岐山县城为叙事核心，真实还原清兵反扑屠城和城内军民抵抗的场景，既展现了革命历史的豪壮和波澜，也凸显大历史中小人物的脆弱与渺小。季宇的《群山呼啸》讲述大革命巨浪袭来后人们的生存现状。大别山腹地的古城，大革命的巨浪袭来，各方力量乘势而起。红色暴动、军阀割据、日寇入侵等事件带来腥风血雨、满城风雨，个体在其中颠沛流离。

人的精神与灵魂

除了对物质生活世界的关注，一些作品也注重探索人的精神领域。年近百岁的黄永玉出版了《走读》（1、2），这是其长篇巨制《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第三部，《走读》关注的人是艺术家这一群体，是一部“流浪艺术家之歌”，小说在表层生活之外，探寻的是艺术家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灵魂的关照。张柠的《玄鸟传》表面上看是关于成长的故事，内里则是一部探讨个体精神的作品。主人公看似丰富的人生经历，实则是追求极致精神生活的表现，人物对哲学的痴迷已经体现出来这一点，小说中嵌套的文本《玄鸟录》更是一种精神图鉴。小说以沿海经济区为背景，用超现实的叙述手法再现了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坚持和命运，在虚实之间，将一个时代对人的影响呈现得淋漓尽致。夏瑜的《飞马般的灵魂》也是探讨精神世界的作品，作品引用柏拉图关于灵魂的论述，小说要做的工作是心灵的自画像，或者说为灵魂塑形。

残雪的《水乡》也是一部主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作品，小说最大的主题是寻找，而人们所要寻找的“世外桃源”也即是心灵的栖息之地。《水乡》书写了现代人的困惑，这种困惑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残雪素以一种为少数有高层次精神追求的小众写作而著称，《水乡》仍是如此。老一辈作家王蒙也推出了长篇《猴儿与少年》，聚焦人的精神世界。小说通过小说家王蒙的视角，讲述了一位年过九十的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老人的人生往事。这种往事的回顾，更多的是在回溯一种精神之旅。邢小利的《午后》书写知识分子群体，集中描写几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们虽是朋友或熟人，但观念和精神世界差异很大，这些人的生活故事和精神状况，也能从一个侧面展现一个时期的时代风气和文化人的精神状态。

鲁敏的《金色河流》书写企业家的故事，小说选取一位民营企业家最后两年的晚境作为切入点，对其创业历程进行了全景回溯，以此为个案书写白手起家富裕起来的创业者在当前面临的各种困境。精神是该小说的内核，文中反复出现的昆曲正是精神的象征和寄托。盛慧的《风叩门环》描绘空巢老人们被遮蔽的生活，重点则在于她们的精神世界，描绘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感，“风叩门环”正是一种绝佳的关于孤独的比喻。林白的《北流》是一个较为特别的文本，小说由一首长诗作为引子，正文则由“注、疏、笺、异辞”等部分组成，其中还嵌入“李跃豆词典”和“突厥语词典”的条目。作家把叙事重点放在1990年代之前的广西本地生活中，用当代眼光回望传统、地方与个人经验，在现实生活描写之外，是对精神世界的集中探询，庞大的体量和繁复的结构组成一部宏大的精神宝典，成为“我们当下精神质量上……品质极高的文本”(陈福民语，见刘东:《“从时间中涌来”林白长篇小说<北流>研讨会在京举办》，人民网2021年10月23日。)林那北的《每天挖地不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漆”作为载体，以一笔虚幻的财富，制造出一个真实的精神事件，“精神”是其叙事的支点，通过一个家族的故事来叙写个体的精神裂变。何大草的《拳》探寻中国武术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个体精神追求。小说始于一个深藏于心的武林传说和几次热血澎湃的校园比武，懵懂青年就此踏上寻访大师的未知旅程。用一场比武来讨论中国武术和西洋拳术孰强孰弱，作品灌注了作者对青春、友谊、时代、家乡的怀想与回味，对武之奥秘、传统文化、人生选择的思考与领悟。

还有一些作品涉及疾病和死亡，疾病成为一种重要的隐喻，疾病与死亡主题也是关注人的。梁晓声《我和我的命》是一部书写个体奋斗的小说，落笔于80后一代的成长经历。身患疾病的中年人与疾病抗争及其奋斗的故事。小说大部分的内容是叙述者身患重疾后的追忆，通过这种拥有和失去的辩证关系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作品同时也记录着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以及转型带来的时代阵痛。范稳的《太阳转身》书写角度新颖的扶贫故事，开篇与之比较相似，书写一位戎马一生的警察晚年患上重病等待死亡的故事。面对死亡，他完成了“华丽”的转身，作者将扶贫故事和人的生死问题关联了起来，聚焦边境与壮乡，书写了角度迥异的“扶贫”故事。马宇龙的《云归楼》书写抑郁症，小说通过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内心独白，揭示了主人公患病的根本症结所在，也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直指人的精神世界。

除了现实刻画和历史回溯，有些作品开始了对人类未来的思索。李宏伟的《引路人》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小说书写未来的“新文明时期”，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地震频发，整个人类被推到了极端化的处境。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案被实施，整个世界被区分为“丰裕社会”与“匮乏社会”。快乐与悲伤仍然每一天上演，不同的是，人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将关联于那个“最终的问题”。杜梨的《孤山骑士》也关注人的未来，书写仿生人与人类的依存与博弈，思考仿生人与人类之间的情感与社会问题。通过这种科幻的笔法，为人类的未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陈继明的《0.25秒的静止》是一部前后创作近三十年的作品，而最终的成稿则以人物为中心展开：“……更多关注事件中的人物，七个人物完全平等，没有谁是主角，没有谁是配角。以事件为经，以人物为纬。等于同一个事件写七次，在不同的人物那儿，事件有一致性，又有很大差异，尤其是事件中的人物，各有各的表现。”(陈继明:《惧怕与孤勇——长篇小说创作谈》，《中国作家》微信公众号2021年10月18日。)这也是对小说人的主题的强化。此外，作品带有科幻的元素，也是对未来人的生存境遇的一种思考。李佳蓬的《青年世代》以科幻的笔法描写了两百年后的社会形态，对人工智能进行畅想，对人类未来进行了思考。

2021年的长篇小说出版市场持续火热，国外引进版长篇小说和国内作家的长篇出版交相辉映，除了上述这些作品，王尧的《民谣》、胡学文的《有生》、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王松的《暖夏》、杜阳林的《惊蛰》、秦北的《归心》、须一瓜的《致新年快乐》、邵丽的《金枝》等很多作品都在2021年推出了单行本，笔者撰写的2020年长篇小说综述在阅读了期刊版本之后已经有所涉及，在此文不再赘述。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在2021年推出了新版。总而言之，如此多的精彩文本构成了2021年的长篇小说“大年”。这些小说在选题上虽然五花八门，但都有较为共同的指向性，主要就是对“人”的主题的深度挖掘。2021年的这些长篇小说围绕人的日常与生活、人的成长与奋斗、人的情感与伦理、人的时代和历史、人的精神与灵魂展开书写，书写了一个个关于“人”与时代的文学样本。

【作者系《当代文坛》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