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时间的炼金术，它是边界、规范、约束，也是交易、生活、游戏，一种居住的秩序。这个世界自从有了城市对自然环境的干预，就与乡村区分开来。城市让大地更魔幻，成为冒险者的乐园。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城市如万花筒，它凌乱、嘈杂，同时也是振奋、欲望、空荡、发狂、力量、梦想，权力、影响力和资源聚集于此，带来狂想与自由的庆典，也带来无尽的挽歌。

我记忆中的城市，它首先是心灵之地，是精神之所，之后才是商业、服务、医疗、教育、体育、展览什么的。去过不少城市，每一座都有所不同，相同的是从此城到彼城，文学朝圣，路上常有的事。斯德哥尔摩作为诺贝尔奖的发生地，每年12月10日吸引着无数人的眼光。2011年，如果不是因为给欧洲诗歌大师特朗斯特罗姆补颁“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斯德哥尔摩之于我只是想象中的文学之城。那年7月30日，我们一行去拜访了诗人。诗人的家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小山坡上，一栋普通的居民楼，一部窄小的旧式铁栅电梯。诗人的妻子莫妮卡在门口迎接我们。1990年，特朗斯特罗姆中风后，他的身体不是很灵便，他坐在轮椅上等我们，见我们进来，他脸露笑容，眼睛放出光彩。我把从中国带来的好几份专门报道他获奖的报纸打开指给他看图与文，他笑得欢喜，像一粒秋日的果实。有关诗歌的一切事情都会让他闪烁起来。而莫妮卡女士早已准备了丰盛的午餐：三文鱼、熏鸡肉、沙拉、虾、咖啡、甜品等。大家喝白葡萄酒，特朗斯特罗姆喝他喜欢的德国啤酒。诗人兴会，除了酒，更有诗。我们开始用不同的语言朗诵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声音从窗户飘向蓝色的梅拉伦湖。城市因为诗歌的缘故，它是瞬间的美学风暴。那时，特朗斯特罗姆还没获诺贝尔文学奖，却获得了我们来自广州的诗歌奖。令人欣喜的是，三个月后，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此后，那一趟斯德哥尔摩之旅仿佛被施加了魔法，它变得梦幻起来，成为永恒的记忆。

记忆是作为一座城市存在的。波兰的克拉科夫拥有中世纪辉煌的记忆，它古老的广场还在对今天的人们说着过去波澜壮阔的故事。克拉科夫是世界文化遗产之城，但因为米沃什、辛波斯卡等诗歌大人物曾经居住此城，克拉科夫就成为波兰文学之城，至今还持续地朝向秘密的读者敞开。在克拉科夫，你能感受到“生活与呼吸的都是文学”。以往，我们去类似布拉格等这样伟大的城市，都会去拜谒该城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的墓地。“死亡”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题材。中国人谈及死亡是异常沉重的话题，墓地也就成为忌讳之所。但欧洲的一些基督教公墓却是人们常去的幽静之地，比如在瑞典的哥特兰岛上，我们发现电影大师伯格曼的墓地只是一块鲜花围绕着的小石头，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及生卒年月。那天的阳光灿烂，透过树林照进来，仿佛他的电影镜头。墓地，也是城市的一部分，那种把艺术、建筑和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森林墓地也就成为思索人生的一个去处。有一年去布拉格拜谒卡夫卡的墓地，居然在墓碑前面的白沙子上面发现放有一本中文版的卡夫卡小说集，而且是用透明胶袋包装好的。是怕书免于遭遇雨淋虫咬吧。就想，一定是一个中文读者，像我这样千里迢迢来，只是为了献上一份凭吊。相对于卡夫卡的墓地，辛波斯卡的墓地很难找。我们转了几趟车，问了很多路，最终得以完成心愿。在墓地，我用雷州话朗诵了辛波斯卡的诗篇《墓志铭》。点亮蜡烛，献上鲜花时，我知道那时光已静默如谜。

我们去往的一些城市，有着提前预支的特殊快感，尽管它是陌生的，却又交织出熟悉的气味，仿佛这些就是过去的生活片段。去克拉科夫之前的2014年，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后称老扎）给了我一张关于他在克拉科夫在纪录片，片子把克拉科夫的历史、风俗和扎加耶夫斯基文学生活融合在一起，很是吸引人。按理来说，去克拉科夫一定要拜访老扎的，更想让老扎带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公园里的诗人凳子，但因为很快在另一座城市格但斯克要见到他，我们没有打扰老扎。我猜想着，刻有扎加耶夫斯基、辛波斯卡、米沃什等诗人名字的椅子，它不同于都柏林带眼镜的诗人铜像的座椅，也不同于里斯本“巴西人咖啡馆”门前诗人佩索阿坐在椅子上的雕像，终是留下一些遗憾。不过，在格但斯克见到扎加耶夫斯基先生后，觉得之前的那些遗憾也就不算什么了。格但斯克以琥珀之都而出名，但其实是一座饱经沧桑的港口城市，这座城市的建筑、雕塑、美术馆都彰显着深厚的文化，繁华与宁静互为看见。2015年，乌兰教授翻译我的波兰文诗集《谁跑得比闪电还快》由格但斯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在格但斯克大学为我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首发式。至今，那场活动依然是我珍贵的记忆。我记得波兰朋友的朗诵、歌唱及扎加耶夫斯基先生缓慢有力的发言。傍晚时分，主办方还在花园里举行了晚宴。坐在我身边的老扎指着院子里盛开的木莲对我幽默地说，你来了，这花都为你绽放了。惠特曼曾经用诗歌歌颂过城市：“海的城市/到处是码头和货站，到处是大理石和钢铁的门面！/骄傲而热情的城市，昂扬、疯狂、奢侈的城市！”格但斯克是惠特曼描述的城市，但海水荡漾之城，在我这里已是心灵之城，是可触、可见、芳香的世界。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味道，气味却是从内心的热情里升起，仿佛打开灵魂中隐秘的一部分。刚到慕尼黑的夜晚，我们就去了酒吧，慕尼黑到处飘着小麦酿出来的啤酒花之味，得意的人与失意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喝着啤酒。城市展露自己的方式，很多时候是从味觉开始的。啤酒节是慕尼黑的小调，金色的泡沫混合着震撼的王者之气。但慕尼黑之美是从人的身上叠加出来的，具体是德国最重要的作家恩岑斯贝格。作家、诗人的书房尽管是私人的，但它对我们开放，它就成为这座城市为我们敞开的美好的一部分，成为光与空间的艺术。我问恩岑斯贝格先生，他对中国作家，哪一个印象深刻。他说是鲁迅。88岁的他马上起身，在书架上取下鲁迅的书给我们看。慕尼黑是一个大城市，但它又小到如一间秘而不宣的书房，带着奇异的生动与清晰，那里缓慢漂移着诗人与我们的对话和朗诵，一如城市的民谣。对我而言，经历过沧桑岁月的恩岑斯贝格先生，他在晚年还有儿童般的童真，他自己就是这座城市的一首天真之歌。

不少城市之前寂静无名，因为电影而广为人知。电影是宣传城市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它深刻地探索着现代城市的各种特性。不同题材的影片加起来就是流淌的城市史，被电影定义了的城市让人从里到外去了解城市的变迁。伍迪•艾伦的系列城市电影，从《午夜巴塞罗那》到《午夜巴黎》，从《曼哈顿》到《纽约，一个下雨天》，从《人人都说我爱你》到《爱在罗马》，他的电影都带着丰富的情感去叙述都市的文化，成为这方面的典范。相对于伍迪•艾伦类型化的电影，我更喜欢保罗•索伦蒂诺的电影《绝美之城》，他的电影让我们看见城市的裂缝，那缝隙倾泻出来的城市之光映照了城市矛盾的命运和虚浮的表象。《绝美之城》观照的罗马，它是虚妄中破茧而出的美，但人生除去浮华，只是梦的盘旋。电影把都市的繁华、悲凉与深刻交织在一起，绝美的城市是一个迷人的黑洞，就像电影的开场白说的：“通常事情的结束都是死亡，但首先会有生命潜藏在这个那个中间，说也说不完。其实都早己在喧嚣中落定。寂静便是情感，爱也是恐惧，绝美的光芒，野性而无常，那些艰辛悲惨和痛苦的人性，都埋在生而为人的困窘之下，说也说不完，其上不过是浮华云烟，我不在意浮华，所以，这就是小说的开始，最终，不过是戏法，对，戏法！”         

电影最大的魅力就是将梦想化为真实。电影城市与城市电影一起塑造了城市生活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成为最有力的武器。电影作为媒介，电影也成为都市精神的一部分，因为一部电影就爱上一座城市就是最好的佐证。“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市，城市里有那么多的酒馆，她偏偏走进我的”，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台词足以吸引你去遭遇一场爱情。“在汽车电影院的后排，灯光闪烁不定，我们一起看电影《卡萨布拉卡》的时候，我爱上了你。”多少动人的故事因此发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去卡萨布兰卡，还是因为老电影《卡萨布拉卡》，但电影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码事。好在，消失了的《卡萨布拉卡》之外，不算糟糕的是，还有气质高贵的诗人法蒂哈。若干年前，卡萨布拉卡的女诗人法蒂哈来过广州，我为她出版过中文诗集，在美术馆为她举办过诗歌朗诵会，虽然多年没见，但诗歌还是我们之间的链接的导火线。“所有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2018年6月20 日，我们应卡萨布拉卡哈桑二世大学邀请，在那里做了诗歌朗诵会。意外的是，我们还见到前摩洛哥文化部长及作家协会主席、布克奖获得者MohammedAchaari先生。在拉巴特美丽的海边，我们谈文学，吃海鲜，精神在城市之间呼应起来。之后，我们受诗人法蒂哈邀请到她家做客，品尝她做的摩洛哥风味。这样丰盛的家宴，让我想起法国电影《巴贝特的盛宴》。除了美食，还有歌唱、舞蹈、绘画，新的卡萨布拉卡就产生了。一座城市因为有你的朋友，它就亲切起来。举目无亲的城市未必就冷漠，当灿烂的文化如途中的镜子照过来，它过往的传奇，使得那些飘忽的心灵也像爱的力气一样回来，更多的意象就浮现眼前。

并不是所有旅行者都被城市温柔以待。有一回，我的朋友在巴塞罗那就被小偷盗了两万元。巴塞罗那自然就成为朋友的伤心之地。城市有别，就像人的命运。回头看自己生活的城市，尽管也热闹非凡，但并没有巴黎左岸那样在咖啡馆谈文说艺如同在市场买菜一样真实的生活场景。新的一天始于一杯咖啡，一如我们始于一杯清茶，但你已经不能在花神咖啡馆遇见毕加索或加缪，也不可能像年轻时的马尔克斯在巴黎遇见偶像海明威，对他喊“大—大—大师”，而海明威挥手说“再见，朋友”。兴许你在伊斯坦布尔街头拐弯处遇见帕穆克，与他打一个招呼：“大师，我正在读您的书呢”，之后就走开了。可惜，你怎么努力也做不到，因为你没有生在一座有精神风潮的城市里。

2020年，受新冠病毒影响，经济遭遇重创，地摊经济重来到市井的大街小巷。叫卖的城市地摊经济让我想起一位在都市流浪的诗人北海。北海是白族人，他退休后，自己骑单车游中国，靠写诗养活自己。有一天，经别人介绍，他来找我。北海身材高瘦，扎着有些花白的辫子，胡须杂乱，衣服也有些陈旧破烂，他手里提着半瓶白酒，仿佛找我来喝酒的样子。他开始在广州的城中村里生活下来。作为一名诗人，只要你把诗歌写好了，身份已经不重要。写一手好诗歌的北海，他慢慢与广州的诗人朋友熟悉起来。北海这个人笑起来很亲切，很快赢得朋友的好感。诗人粥样资助了他出版诗集。自此，他就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卖起他的诗集，很多大学生、少男少女都喜欢买他的诗集，请他签名。有时候，我远远看到一群人围着他买诗集、签名、读诗，内心充满感动，愿他诗歌的道路漫长，他就是城市的一道移动的风景，带着他对生命的诚实。但他也经常遭遇城管的驱赶，不得不东躲西藏。多年后，在西班牙的格拉纳达，我与朋友遇见一位阿根廷来的诗人，他在这座小城卖诗歌已经好多年。比诗人北海幸运的是，他每个晚上都在一座人行天桥上卖自己的诗集，没有城管驱赶他。他卖诗集这个行为，也成为这座小城活体的个人诗歌小书店。广州毕竟不是北海的故乡，最终他回大理老家去了。自此，广州再也没有诗人在大街小巷卖自己的诗集，偌大的城市，再没有这个小人物卑微但温暖人心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