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见到朋友们，非常高兴；晚上见到酒，非常高兴，两个非常高兴叠加在一起，就把自己搞得失眠了。因为失眠，我的头脑像个快速旋转的发动机，不停地制造问题，又出乎意料地快速解决问题；或者说灵感大爆发，意识到了许多我未曾意识的历史问题。这种突如其来的意识使我超越自己的问题逻辑而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创造性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引申发展成为一个空间，或一个世界。我想把这个引子命名为“世宾的失眠”。

“世宾的失眠”就像我在失眠时意外的收获，在失眠时超逻辑获得一个现实逻辑底下不可能出现的想象。“世宾的失眠”是一个关于文学空间性的隐喻，准确说是一个关于诗意世界呈现的可能性的隐喻。文学的空间既包含着现实的空间的文学表述，也包含着创造性的——无中生有的诗意的空间的建构。在我使用“世宾的失眠”这个隐喻时，我就是要指向那个诗意的空间的建构的，因为我在这次失眠中，头脑的风暴指向了一个人类历史的诗意创造事件。

人一失眠了，就胡思乱想。我的头脑中的龙卷风是这样形成的，我这样想：我们如何超越当下个人和社会的现实文化，在想象文化的维度上创造一个区别于诗歌写作历史中已呈现的诗意世界？就像但丁在14世纪宗教文化统治的时代里，展开了对人本主义的思考，创造了《神曲》诗意的世界。我们当下肯定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它由我们时代的最高文化支持着。但这个世界还未创造出来，只要我们还没有把它辨认出来，它就还盘亘在历史现实和想象之间。在历史现实和新的文化想象之间，肯定存在着一个新的诗意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创造出来时，我们可以用量子力学的叠加态描述它。这种叠加的状态是一种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常态下存在着的，但在量子力学的学说里面，这种叠加态是可以坍塌的。“薛定谔的猫”打开盒子的瞬间就决定猫的死活，这种现象，量子力学称为坍塌。虽然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物质我们还没认识到，但理论上，由于物理世界有无限的时间，所以未知的世界必然有坍塌的那一个时刻的到来。而在“世宾的失眠”这种叠加状态，坍塌不一定会出现，因为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错过了机会，那个可能的世界就永远消失了；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可能出现而最后消失的世界不知有多少。

今天我们是讨论关于空间感与诗歌。通常的观点是认为文学是关于时间的艺术，为什么我们在诗歌中会谈到空间，文学（诗歌）是否存在着一个跟视觉艺术不一样的空间？我认为的确是存在着的，我觉得空间性可以从两个认识来讨论：第一个认识是现实的、社会的空间。我们非常多的诗人，都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写作，就是现实的社会的空间里。我们知道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一个强调在宏大的社会叙事里面写作的，一个是强调在个人空间里面写作的；从1980年代到现在，这种个人的写作，这种个人空间的写作，一直都在对我们当代的汉语诗歌写作产生着重大的影响。面对着这两者、面对不同维度的写作，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不同时代的诗性的产生的方式不一样。在新时期，我们整个民族面对着“改革开放”的社会运动，整个社会的同一意志的大运动，这就需要同时也是要求作家在更宏大的空间里面去寻找诗性。文学也的确是这样做了。我想这也跟一百年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力有关系。到了198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现代主义的影响，个人主义开始产生重大影响，个人空间以及个人成长中的固有文化开始成为那个时代重大诗性发生的地方和提供思想资源的源泉。一个时代的诗性发生的位置可能会不一样，可能处在不同的空间里面。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也许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过度地在个人的密室里和个人的日常生活里写作，可能会强烈地压缩我们的现实空间。因此，新世纪以来，有一些人在寻找新的出路。比如说，第四代诗歌运动，关于诗意空间的建构的设想，就是超越现实空间的、在文化的最高可能的维度上重建一个空间（世界）的努力。有一些人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在努力地突破过去的空间。这也就是第二个空间的维度，那就是诗意的维度。诗性和诗意，这两个词实际上在我们写作中没有划分清楚，我认为诗性的空间就是面对现实和历史，面对我们置身其中的生存世界，通过一些具有“人类文化”品质的理念，以此作为思想资源和价值立场来关照现实，通过歌唱和批判，并由语言重建的一个有尊严、有爱和存在感的世界，这个空间就是诗性空间。还有一个空间，就是诗意的空间。关于诗歌的空间，王家新认为，在古代是诗意的，在现代是诗性的，但我认为在当下依然有诗意的空间。诗意的空间就是海德格尔所定义的“诗人不关心现实，只耽于想象，并把想象制造出来”的那一个被文化的最高可能支撑起来的空间。就是说诗意的这个空间，它跟现实没有太大关系，他跟我们文化最高可能有关系，跟人类文化最高可能有关系。这个空间的创造，它们出现之后，实际上可能会延续一两个世纪。一位欧美诗人——好像是布罗茨基——也谈过这样一个问题，他认为一两个世纪才出一位能创造诗意世界的诗人；虽然有很多诗人在这个维度上创作，但真正有成就的并达到完善的不会太多。也就是说，在我们这100年的汉语诗歌写作里，还没有人完成这个空间的创作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我们这100年的写作全部都被现实规范在诗性的维度里，跟现实纠缠。要么是初创期的民族救亡运动，要么是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运动，要么就是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我们的诗歌一直在这现实里面，而诗意的空间却没展开。我们现在必须去思考，我们文化的最高可能在哪里？它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并且我们必须意识到，伟大的诗歌必须为人类的文明写作，必须在人类新的文化、文明的高度上去创造一个诗意的世界。

“世宾的失眠”是一个痛苦的希望，这个隐喻就是提示在这个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时代，我们的诗歌能否创造出一个诗意的世界？能否创造出一个区别于荷尔德林、里尔克的诗意的世界？荷尔德林、里尔克的诗歌创作是海德格尔所认为的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德国的文化所支撑的最高诗意。我们当下的文化是否已提供了创造新的诗意的肥沃土壤？我们是否有可能创作伟大的诗意？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

在基督诞生的公元前，在古罗马帝国的版图上，耶路撒冷、《圣经旧约》、泛地中海文化、希腊文化已经浸润了这块土地，但如果没有基督，《圣经新约》的世界就可能无法出现，罗马的诸神就可能还在统治世界。这有如18世纪末，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已经接近尾声，如果没有荷尔德林，那“归乡”的诗意世界也不一定能完成。

这就意味着文化的准备以及诗意的创造带有偶然性，它需要某个类似先知的人来呈现这个被最高文化支撑起来的、属于时代的最高诗意。如果创造出来了，“世宾的失眠”这个世界就坍塌了，现象就出现了，就像薛定谔的盒子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