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认识作家，尤其海外华文作家，一般当然是因其作品，认识澳大利亚的奥列兄当然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奥列最先让我读到的作品并非是他的“叙事性”文本，而是其另一幅“笔墨”：文学研究。是的，不是“作品评论”，用所谓的“专业术语”来说，是一篇有着突出“问题意识”的不折不扣的文学研究文本。 

那是多年前，笔者在编一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集（《和而不同——第十五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面对几百篇的来稿，坦白地说，对于主要从事研究的国内学者和海（境）外华文学者的论文，与以创作为主的海外华文作家的来稿，我的审读“原则”与心理期待是有区别的，也理应如此。但当读到一篇题为《打造澳华文学的品牌》的来稿，笔者着实为之一振。来稿开门见山，认为自上世纪末海外华文文学呈现蓬勃生机以来，澳华文学“从作家队伍、作品种类和创作园地的整体性来衡量”，都“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因此“逐步改写了世界华文文学版图”。随即，文章笔锋一转，直接提出了即便如此，为什么“澳华文学至今仍然没有引起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一尖锐且思辨性鲜明的“问题”。这又何尝不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盲点”？文章随后围绕这一问题，做出了完全“在场”的阐析与思考（此不赘）。这就让我不得不再进一步“查证”来稿作者的身份。不错，是澳大利亚的张奥列，一个妥妥的创作活跃的海外华文作家。

即便在那个时候，用“成果丰富”来描述奥列的创作也是恰如其分的。奥列自1991年从享有“千年羊城，南国明珠”美誉、一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现代大都市广州城移居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始，伴随着初到异国为生存打拼的艰辛，为身份落地、经受异文化冲击而遭遇的心理和精神煎熬，《悉尼写真》《澳洲风流》《澳华文人百态》《澳华名士风采》《家在悉尼》等多部散文、小说、随笔结集也在十来年的时间里纷至踏来，与1980年代后因“洋插队”而勃兴的北美新移民文学遥相呼应，在新崛起的海外华文文学大潮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实，奥列兄的“文名”早于其去国前就已经酿就。曾就读北京鲁迅文学院，拥有北京大学文学士名号，更有于作家于文人而言，可“欲”不可求、颇具“话语权”份量的头衔傍身——广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当然，这一期间《文学的选择》《艺术的感悟》两部文学评论集的出版，——这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陆文坛实属难事，便是他上述“文名”的底气，也预示其在日后做起“文学研究”来决非一时兴起。我们无从得知张奥列舍弃这些让多少人望其项背的“功名”而义无反顾地奔赴充满“不确定性”的遥远的南半球，经历了怎样的心理路程与抉择，但其去国十余载依然保有“少年心”与凌云志，期间可以想见的勤奋与坚韧，与他文气的外表是有些“错位”的。——回忆起来，笔者之前是“认识”奥列的，只是每次的海外华文文学会议，“归来”的海外华文作家者众，席间的腾腾热气，奥列多半是沉静谦和地在一旁“享受”而让人不忍惊扰。随后，在再一次的相关会议上，我便有意与奥列兄攀谈起来；再随后，陆续读到他寄来的《飞出悉尼歌剧院》、《故乡的云，异域的风》等传记文学、散文作品集，特别是他着力构造的有如全景式澳华文学版图的《澳华文学史迹》一书，深以为这是奥列充沛才情的生动诠释，也因此成就了他自己成为了一道特别灿烂的星光，“闪耀在南半球澳洲华文文学的星空” （江少川教授语）。 

这一来，再读到奥列由“异乡情状”“家国情怀”“艺文情愫”“人生情缘”四辑构成、表现中澳文化关怀与体验、十八万字的《当黑发黑眼遇上金发碧眼》的散文随笔集，便觉得，其人其文其思，都是“奥列式”的。 

依然是那样地勤勉谦善，不拘于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2020年初春始，粗暴地侵袭了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阻隔了关山，更阻隔了因着“凡有海水的地方便有华人”而便有华文作家——之前每年度、甚或更短的周期跨洲越海的“文人兴会”。聊以欣慰的是，借助随互联网时代衍生的微信群、云平台，海外华文作家们依然可以高谈阔论，挥洒才情；即便是隔着屏幕，那份相见欢也是生动真切的。只是，一如以往“线下”会议的谦和与自持，无论是哪一个“群”，也无论是哪一片“云”，奥列似乎从不见“冒泡”，也从不见“现身”。是的，他有属于他自己“参与”的方式，有属于他自己“在场”的标识。譬如，因疫情，人们最常情的牵挂莫过于彼此的平安无恙。“最近，新冠病毒从天而降，肆虐大地。从电视新闻上看到悉尼几家养老院先后染疾，几十位老人陆续离世，有点黯然。我突然想起入住养老院的罗斯，不知他是哪一家，是否安在？暗暗为他祈福。”（《楼长罗斯》）在这里，哪怕是没有亲缘关系，只是曾经居住过的公寓楼的楼长罗斯，也引动了奥列的挂念。奥列的谦善又总是那样的纯朴和拙稚。再譬如，对于互联网时代作家“换笔”的必然，他是这样自嘲：“如今科技时代，上网和电脑写作是大趋势，有谁还那么笨拙地真的在稿纸上爬格子呢？有，我就是，而且是在上班的火车上，在车厢摇摇晃晃乘客上上落落中可笑而笨拙地一笔一划地爬格子。——我是大趋势中的例外，时代的落伍者。”（《车上爬格子》）如果这确实是“大趋势中的例外，时代的落伍者”，谁又能否认，其精神内核不是勤勉与坚韧呢？

依然是那样地倾情于真诚平白，举重若轻。我以为，文如其人，用以描述奥列是最贴切不过的。随着日益摞高的着述与“文名”，奥列获得的赞赏与荣誉也“扶摇直上”。挟早年在国内先后斩获的盛名，如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奖，来到重新开辟的“新乡”，澳洲华文杰出青年作家奖、海外华文著述奖学术论著首奖、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全球华人散文大赛优秀奖等等，也陆续收入囊中。何以为“奖”，“奖”之何为，或许见仁见智。但对于奥列，借用刘勰所谓“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我更愿意认为，奥列之文心便是“真”，这是他为文的底色，也是他为文的坚守，与获奖与否无涉。譬如，全球化时代的当下，海外游子何以解“乡愁”？奥列云：“社会开放了，交流畅通了，那种思乡之心还有，恋根之情也在，但离愁别绪却淡化了，也许是对‘家’的理解有了变化吧。现在每年过中秋，也会给远在中国的父亲打个电话，问个冷暖；也会与中国的朋友通个微信，道个珍重：但完全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乡愁’。若要看看亲人，看看朋友，看看家乡变化，买张机票就可成行，何须愁肠寸断？”（《梦月》）从抽象的意义上说，其来有自的身份印记对于海外华人无疑是永远无法完成的文化清理，“乡愁”则构成其最核心的表征，奥列亦概莫能外。但是，作者却没有一味地“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那样地坦荡荡，不虚与委蛇，即便是其间那份“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之况味不难让人把捉。本书中多篇文字莫不如此，或短小玲珑，甚或絮絮叨叨，但却让你在轻松惬意中会心风物，了然事理 。

依然是那样地执着于“问题”，所谓不忘初心。世人皆知的文坛大侠梁羽生曾高度赞赏奥列是一位“知名作家、资深编辑”，是“一位散文、评论多面手，既能编（报），又能写(稿)，是个全才”，并认为奥列对澳华文坛的贡献某种意义上“前无古人”（见陈弘莘《中华文化的分流与叠合——张奥列新书<澳华名士风采>发行会后记》）。笔者以为，奥列完全担当得起梁羽生的评价。如果说本序开篇笔者提及奥列对澳华文学的发展现状提出的是个“问题”，那么，这一“问题”又何尝不是奥列对身在其中的自己提出来的？因而，他孜孜不倦地抒写“澳华文人百态”，他苦苦追寻“澳华文学史迹”……，乃至收入本书的所有篇什，或说“一道道生命历程的心迹”，莫不是对这些“问题”的生发？对其“初心”的丰富？他说：“现在我则更多地穿行于历史文化中，写些与澳洲华人历史有关的纪实性作品，既想为这些真实的、典范的人物作传，同时也想为澳华历史留下些文字印痕。”；他还说：虽然澳大利亚官方关于澳洲华人历史有所记载，澳洲华裔学者也有不少专论，“但是这些专着对华人历史还留有一些空白，特别是细节方面，所以我希望自己能用形象化的笔触，表现某些具体的历史和人物，去延伸这些历史记载。” （《穿行于历史文化中》）。正是如此，奥列试图以其“全才”之力，只为着一个执念——“打造澳华文学的品牌”，从而“抒写了一个‘开放式’的 ‘中国故事’”（《穿行于历史文化中》） 。是的，身处疫情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某种思维守势去讨论中西文化异同已远不适宜，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开阔的人文情怀，在人类的维度上探讨中华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

于是，当奥列微信笔者为其新作（《当黑发黑眼遇上金发碧眼》写序，于情——因着《打造澳华文学的品牌》而与他建立起来的文缘；于理——一位不论是在澳华还是在海外华文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拥有多幅“笔墨”、且完全可以列入海外华文文学“第一集团”的作家，我都无法推托。即便笔者才学不逮，这又未尝不是一次体验与欣赏美文的极好机会呢。       

   （作者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