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树下，矗立在花岗岩石座上的敖昌骙上半身铜像令人注目。粗浓的眉毛、炯炯有神的双眼，展示了英雄就义前宁死不屈而又自信豪迈的情怀。“人生谁不死，我当享遐龄”，诗中表现出的凛然正气，至今依然被人们传诵着。回想四十多年前在平冈中学读高中时，提及阳江的革命英烈，大家谈论最多的是敖昌骙，他是早期牺牲的阳江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记得那位黄村籍的同窗陈庆，就曾经带我去瞻仰过敖昌骙的故居，那是我与革命烈士的第一次心灵对话；今年清明节前夕，适逢现居柳州的陈庆同学回家乡扫墓，一个久蓄的念想蓦然在心中萌发，于是邀约了他，还与敖昌骙的侄孙敖道辉先生一道，再次踏进英雄那可歌可泣的辉煌岁月之中……

正义萌芽：疾恶如仇“敖才子”

离开敖昌骙纪念园，我走进已变得有点陌生的英烈故里。黄村面临大海，几棵椰子树在迎风飘飞，展示出南海渔村的俊朗与飘逸。来到村口，在高耸的牌楼下，一条平坦的水泥路直向村子里延伸过去。在到故居之前，敖道辉先把我带到村部，见到了在此等候的村委会主任敖立兵。这是一个并不大的自然村的办公室，墙壁上展示着敖昌骙的生平业绩，与周边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画和谐相处，体现了村民对烈士的珍爱和对家乡未来的期待。敖主任告诉我，黄村现有4000多人，在镇里人口排名第三。眼前所见，巷道之间有序排列，勾勒出大村之气魄；破败的泥砖房与新耸起的砖瓦房纵横交错，记录了一个村庄在“新陈代谢”中的岁月沧桑。

挂着“东区四巷5号”门牌的房子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敖昌骙的故居。房屋为砖木结构，平房瓦顶，青砖屋底外墙，长方形的砖路依然清晰可见。当过中学历史老师的敖道辉介绍，故居建于清光绪十年，即1884年，距今已近140年，但依然保存完好。“当时，别人建房一般只能用泥砖，而曾祖父却用上了‘金包银’。”敖道辉在墙壁一边比划，一边解释“金包银”即外墙用青砖，里墙用土砖。

“这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富庶之家啊！”我随口叹了一声，但敖道辉告诉我的却是敖昌骙时的家境。

敖家共有兄弟8人，由于父亲过早病逝，当时主要是兄长昌驱持家，赖有祖父遗下的微薄田产以维持生活。因为家中人口多，生活颇为困顿。敖昌骙到了11岁才到附近的百禄村读私塾，后考进平冈漠南高等小学。由于聪明好学，成绩优良，小学未毕业，于1919年秋就考上了阳江县立中学。

“在爷爷家兄弟中，敖昌骙排位最小，因而我辈都称他为‘八叔公’。我爷爷排行第六，叫敖昌骠，与八叔公关系最为要好。”敖道辉解释说，当年敖昌骙念大学的时候，他爷爷已经参加工作了，敖昌骙的读书费用都是爷爷资助的。

生活尽管拮据，但并不妨碍敖昌骙小小年纪就养成了热情、豪爽、乐施的性格。谈及年轻时的敖昌骙，家住在黄村垄尾的陈庆，转述亲戚敖昌禧老人（1915年生，2019年辞世，享年104岁）留下的印象：“敖昌骙聪明伶俐，带着一副眼镜，身穿一袭灰色长衫、白裤，喜欢游泳，乐于助人，我当时比他小13岁，他曾以极大的耐性教我认字、读书；尽管他家境也不好，见到邻居谁揭不开锅，就常常给人家送薯送芋送米的，乡亲邻里都赞他是善心人；他还有个性格，见事爱打抱不平。”

据老人回忆，一次办农会时敖昌骙到百黄周小学演说，场面十分热烈。其时，黄村有一个恶霸地主叫敖昌宗的，他开办乐天小学，需要桌椅，就倚着权势，硬把黄村小学的桌椅据为己有。敖昌骙得知此消息后，怒火冲天，不顾旁人劝阻，敲锣打鼓带领宗亲来到乐天小学，将抢走的桌椅全部运回原处。临走时还甩出一句话：“人活在世间，谁也别想欺负谁！”

是的，敖昌骙看上去一表斯文，平时喜欢看书作文吟诗，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才子”，但同时他最看重的是“平等”，是一个敢打敢拼的“义士”。陈庆随即作了补充。

感怀国事：“农业救国”初立志

踯躅在古朴而不乏清雅的祖屋里，敖道辉感慨地说，敖昌骙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爱读书，也关心时政。在县立中学读初中时，已开始接触到辛亥革命时的各种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革命浪潮波及阳江，敖昌骙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极端愤恨，曾赋诗声讨，还回到家乡四区，利用赶集的机会向群众进行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卖国投降的罪行。

1923年中学毕业前夕，敖昌骙组织几个同学好友赴广州、上海和武汉考察，他觉得外面的世界跟家乡一样，农村普遍落后，贫苦农民的生活简直“牛马不如”。于是，一个“农业救国”的理念在他心中被点燃，同年秋天，昌骙考上了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邃密群科济世穷”，他希图通过振兴农业，挽救百姓于贫困之中。

1925年2月，敖昌骙的论文《土地经济的利用与国民经济发展之关系》，在他主编的校刊《农声》发表了，文章论述了只有进行农业革命才能改造当时的中国经济。然而此时国内军阀正在疯狂地争地夺权，屠杀人民，广东军阀陈炯明乘机反叛；随之，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滇系军阀与桂系军阀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乱世之心昭然若揭。

一时间，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对我国工人学生进行血腥屠杀，根本不容许我们和平发展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现实问题困扰着爱思考的敖昌骙，对以往确定的奋斗目标和要走的路子，他不由产生了怀疑。

投身革命：挥斥方遒呈豪气

风起云涌的香港罢工运动，工人迅即增加到25万人，有15万工人陆续回到广州。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组织了2000多人的纠察队，对香港实行封锁。

如火如荼之革命烈火，烧灼着每个感怀国事的热血青年。此刻，敖昌骙毅然走出校门，参加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不久被任命为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秘书。1925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一个信念在敖昌骙心中产生：要真正改变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命运，不能单靠发展农业，而是必须通过暴力手段，建立一个先进的政权和合理制度。眼下，他走上了一条风险更大的革命之路。

1926年3月初，作为中共广东省区委派任的中共南路特委委员，敖昌骙怀揣革命信念，和他的战友谭作舟、敖华衮等回到家乡，点燃了漠阳大地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之火。在阳江城区的文昌宫里，敖昌骙建立了中共阳江县第一个党支部，他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同时主编《两阳民国日报》。

支部建立后，立即发挥了积极作用。1926年12月，敖昌骙与农运特派员谭作舟等发动成立了阳江县农民协会，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跟谭作舟这位参加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战友并肩战斗，他的革命思想得到了很好的提升。他们一起谈澎湃，谈毛泽东，敖昌骙特别欣赏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的论述。两位战友共同协作，有效地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并取消了地主和民团对农民勒收的田信鸡、禾更谷、护更费等额外租捐。与此同时，他还和敖华衮、敖华日等在平冈百禄村新祠堂组织成立百黄乡农民协会，有骨干15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转辗在敖昌骙的老屋良久，敖主任带我们穿过几条巷子，来到一条叫石板路的主干道，路的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敖道辉告诉大家，当年敖昌骙就在这块空地里，向村民宣讲减租减息，以及办农会的好处等，还在路边一户人家的墙壁上张贴了不少革命大字报。

“期间有这样一段插曲，那户人家知道了，怕惹火上身，便趁夜里偷偷地将墙上的大字报撕了下来。敖昌骙发觉后，并没有责骂这位村民，只是循循善诱地跟他讲清为什么要宣传办农会，成立了农会贫苦农民才不会受欺负的道理。憨厚的中年汉子被他讲得口服心服，连连道歉；晚上，他还主动买了几张白纸贴在墙上。”这个故事，是敖道辉早些年从敖昌骙养子敖景惠那儿听来的。

宁死不屈：满腔浩气冲霄汉

人们常说，过去共产党人闹革命，是把脑袋挂在腰带上去干的，敖昌骙并非不懂这个道理，然而他义无反顾，偏偏要沿着这条随时有可能要献身的路子走下去。

党支部领导发展农会遭到了反对派的顽固阻挠。1927年3月8日，疍场乡农会在林氏宗祠成立时，县农会派3个代表和10多个武装农军前往参会，以防破坏。哪知大会刚刚结束，土豪就在农会门口开枪打死了农会委员林星慈。随后不久，又有林元汉、林举泰等7位农会骨干被枪杀，反动势力气焰异常嚣张。

1927年4月15日，一场由国民党反动派策划的政变在广州悄然行动。消息传到阳江，敖昌骙迅即召开会议，作疏散到农村的准备，组织武装对反动派进行反击。意想不到的是，反动分子陆嗣曾、梁培忠等人，已指挥了一批反动军警包围了县党部、县农会及工会等地。

“奋斗两三年，锄奸志亦坚。早知遭毒手，恨未预防先。”这首诗里敖昌骙反思了从1925年参党开始，至被捕这段时间对敌斗争的意志和遭遇。谈及其中的“遗恨”，敖主任插言：关于后两句，十多年前有人访过曾毓华（曾于1926年参加共青团，是八区农会负责人，“四•一五”后被捕释放，即逃往云南、贵州，1961年返阳江），他说“四•一五”前夕，我到县党部见敖昌骙时，见门外有兵荷枪巡逻，叫他暂避，免遭不测。可是敖不为所动，谓有上级指示，需要执行……我遂返家。不料果遭毒手。“恨未御防先”这句诗的含义，指的就是此事，遗恨极深。

至此，敖昌骙、谭作舟等16人不幸落在敌人手中。不久，他们被押解广州，囚禁在南石头监狱。

“我们不能任人宰割！”在狱中，敖昌骙一刻没有放弃同敌人进行斗争，他把从阳江转押来的党员组织起来，一起参加了狱中黄埔军校六期地下支部发起的绝食斗争。1927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作出举行暴动的决定。狱中党组织闻讯，积极作好响应起义准备，敖昌骙等人互相串连好，把脚镣用锉锯开一条缝，以便于接应起义军时把脚镣脱下。可惜的是，广州起义失败，敌人加紧对政治犯进行了摧残和迫害……

红色接力：英魂流芳启后人

英勇的敖昌骙，就义时年仅26岁；他的战友，谭作舟，25岁；陈必灿，21岁；这次一起遭批捕并被残杀的16位烈士，都是极为年轻的一群，相当于今天的“95后”“00后”。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仿佛还是刚刚展开一张白纸；他们，又像一朵初开放的鲜花，还未来得及灿烂便凋谢了，思之令人心痛莫名。然而他们却走得那么安详，无怨无悔。

“狱卒唤吾名，从容就酷刑。人生谁不死，我当享遐龄！”

此刻，面对着敖昌骙就义前所作的这气吞山河的诗句，我想起了年纪比他长7岁的一代名将、共产党人吉鸿昌。在1934年的北京刑场上，以树枝作笔，大地为纸，他奋然疾书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此刻，我还想起比敖昌骙大两岁，也在同一年英勇就义的夏明瀚，在遭受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之后英勇地走向断头台，最后留下“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这一铁骨铮铮的豪言。像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他们跟敖昌骙一样，是为祖国，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献身的。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配合我寻访英烈之路，敖道辉老师专门给我送来了《方志敏：半条旧毛毯与一枚新印章》（方梅）《我的祖父方志敏》（方小勇）《可爱的中国》（方志敏）等文章的部分复印件，品读着这些很早就十分熟悉的故事，我还是深感震撼。方志敏那掷地有声的语句，让我感受到这些可敬的革命先烈都有一个共同点：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他们至死不悔！

离开烈士故居，我们一行来到距黄村约有十华里的旦祥村林氏宗祠——这是敖昌骙当时在阳江建党和宣传农运的活动场所，现已成为阳江市党史教育基地。展览室里，一页页图文并茂的史料讲述了敖昌骙等16名烈士，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大义凛然的气节。

……面对敌人审讯，敖昌骙带头声斥敌人残暴，指责反动派违反孙中山和国民党“二大”扶助农工的政策，是背叛革命的行为；申明中共阳江党组织工会、农会、农军，在农村开展减租减息无比正义；阐述反对帝国主义，查禁英、日仇货，都是利国利民的革命行动，逮捕党务人员和工农活动分子是非法的、反动的。敖昌骙理直气壮的言词，驳得对方理屈词穷！

然而敌人没有因此而稍稍收敛其凶残。1928年9月5日，敖昌骙等16名烈士被押解至广州红花岗壮烈牺牲。敖昌骙就义后，其骨骸由他的嗣子敖景惠医生几经周折从广州接回县城烈士陵园安葬。远在阳江老家的亲人得知噩耗时，无不悲痛欲绝，尤其是敖昌骙的老母亲，常常以泪洗面，以至连眼睛都哭瞎了。

面对着这位英年早逝的中共阳江县首任书记，心如汤煮；90余年随风逝去，我不知该怎样去安抚不尽的哀思！

当我准备离开时，却见展览室旁围拥上了一批小学生，经问讯，他们竟然是我50年前就读的平冈中心小学的校友。戴上红领巾，手捧鲜花，在展览室外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英雄诗文诵读会，然后再到里面参观，人数不少，共有百来人。经带队的学校办公室主任林俏梅解释，为了让同学们永远不忘继承先烈遗志，高新区每年都会同学校组织学生到这里接受红色教育，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我们幸福的今天，是千千万万的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仪式搞完之后，我逮住其中一位带着中队长臂章、胖乎乎的小朋友，问，你们跟敖昌骙是什么关系呀？他略一迟疑，然后翘起小嘴，用带有几分自豪的口气说：“我们嘛——都是英雄敖昌骙的后人！”听了这样的话，一种无法言述的激动在心中涌起，说得真好啊！

“白色逞恐怖，珠江激怒鸣。英魂长不灭，夜夜绕羊城。”蓦然想起敖昌骙临刑前写的另一首诗。是啊，烈士之魂，革命精神，决不会随着时光的飘逝而远去；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新的一代，一定会沿着先辈开辟的这条红路一步一步走下去……怀着欣慰又充满希望之情，我跟同伴离开了这块神圣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