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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原 | 史诗与史诗的深情对话 ——读《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

更新时间:2021-03-29 作者:丁晓原来源: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作为国内第一部全景立体而体系化的小康建设的文学报告,《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是当代岭南的大史记,又是伟大中国梦的华彩篇章。作品通过建构以书写对象的史诗性存在相适配的史诗结构,以大量客观详备事实的生动叙述和人物命运史与精神史的精彩描写,大写了中国小康建设的伟大成就,再现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激扬起人类创造历史中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这是一部主题重大、叙事饱满、具有非虚构审美表现力和史诗品格的作品。

关键词:《奋斗与辉煌》    报告文学    史诗


阅读由张培忠总撰稿、章石山著的《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有读者或许会想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所写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的确,那是一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品,以至于直到今天“光荣与梦想”依然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热词。但两者不只是书写的对象不同,而且从根本上说,作品的主题设置与价值、观照视角与取事、结构模式与叙事调性等也有着显见的差异。因此我在这里更愿意将《奋斗与辉煌》指认为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光荣与梦想》。《奋斗与辉煌》自有其历史逻辑、主题逻辑和叙事逻辑。         

《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皇皇四卷合一百多万字,是一部超大的报告文学作品。“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1具有非虚构“特性”的报告文学,由于其非虚构前置的规定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主体对于题材客体的观照与选择,奠定了作品叙事的基础性价值。《奋斗与辉煌》这部作品摄取的题材内容由其副题“广东小康叙事”给予了醒目的提示。小康是人类久远的愿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2但是在绵长的历史流转中,小康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愿景和想象。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剩余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我国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这是一个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3摆脱贫困,建成小康中国,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首要而关键的一步。正是立足于这一宏大的时代基点和时空维度,我们读取《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所具有的重大的时代主题价值和特殊的历史意义。广东的小康叙事并不只是广东一域一隅的地方书写,而是中国小康宏大国家叙事中的一个典范样本。因此,作为国内第一部全景立体而体系化的小康建设的报告文学,在我看来,《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它是当代岭南的大史记,又是伟大中国梦的华彩篇章。作品以大量客观详备事实的生动叙述,通过广东这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典型,大写了中国小康建设的伟大成就,再现了民族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激扬起人类创造历史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从而富有说服力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其指涉的题材无疑具有宏大的史诗性,而在文本的建构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有着致力于与客体相适配的史诗模式营造的自觉。这是这部作品价值生成的支撑性置备。因此,从整体上看,作品的大构架是一种史诗与史诗的对话,即写作主体通过文本的有机组构,与对象客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时空纵深开阔的述史模式,由此使客观实在的史诗转换成为具有主体性取向的非虚构叙事的史诗。

“史诗”是一个跨时空的有着某种流动性的概念范畴。过往一般认为是指反映英雄传说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在现代语境中则可泛化为题材涉及时空背景宏大、包容人物事件众多重大、主题具有厚重历史分量的叙事文类。“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4这是黑格尔关于史诗颇为经典的一种表述。他这里所给出的“民族的‘传奇故事’”“全民族的原始精神”等语词,无不关联着史诗的本真意蕴。对于史诗黑格尔还有一段言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史诗作为一部实在的作品,毕竟只能由某一个人生产出来。尽管史诗所叙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作诗者毕竟不是民族集体而是某某个人。尽管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精神是史诗的有实体性的起作用的根源,要使这种精神实现于艺术作品,毕竟要由一个诗人凭他的天才把它集中地掌握住,使这种精神的内容意蕴渗透到他的意识里,凝为他自己的观感和作品而表现出来。”5对黑格尔的这一段论述的含义,我们可作多向的接受和理解。从顺向看,他侧重于对史诗中“史”与“诗”关系问题的考察,强调的是要以“诗”的艺术规制,以文学的个人的方式表现“史”的存在。但是如果从反向来思辨其中的意义同样也是成立的。史诗“叙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反映的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精神”,这是史诗性存在的基本前提。事实上史诗拒绝个人化的私人叙事,“史”与“诗”是辩证共生关系,“民族的大事”和“民族的精神”是史诗之为史诗的体类规定,而个人的诗性的创造是使其达成“艺术作品”的实现方式。

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可以发现《奋斗与辉煌》满足了史诗之为史诗的基本要素,有着饱满的史诗品格和超逸的史诗价值。这种史诗品格和史诗价值的获得,既直接导源于书写对象自在的“民族传奇性”,又得之于写作者与之相匹配的作品的史诗建构。改革开放以来小康中国的建设,使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亿万人民的生活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史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性民族传奇。作为中国伟业样本的广东小康建设,在全国具有先行性和示范性。2015年广东率先实现了国家标准下绝对贫困的减贫。2019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10.5万亿,成为全国第一个突破10万亿人民币的省份。这一水平接近韩国,领先于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瑞士等发达国家。《奋斗与辉煌》报告的是广东小康史,展示的则是中国的大事、世界的大事,讴歌的是人类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力量。区别于传统史诗作品表现民族传奇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虚构性,《奋斗与辉煌》所写的传奇是非虚构的,是人民以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伟大事业,是可闻可见可触可摸真实的创世纪神话。但同时它又具有由虚构生成的史诗的传奇性。真正的传奇,真实的奇幻,存在于历史的巨变之中。《奋斗与辉煌》这一宏大的非虚构的民族传奇,兼具了史诗的“史记性”和“诗学性”以及它特殊的人民性。

诚然,报告文学写作中题材的价值对于作品价值的获得具有某种前置性,但是作品最终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作者将有价值的书写对象有效地转化为有价值的非虚构文学的文本。非虚构的史诗作品的写作同样也是这样。作为一部巨型作品《奋斗与辉煌》的写作者,在将对象史诗转化成文本史诗时,首先构建了与题材相适配的结构。其结构模型宏大开远,多维度兼容,史诗性的结构设置与史诗性存在高度相应。从时间轴线上作品起自1978年收于2020年,纵深长达40多年,与改革开放的大叙事重合一致。作者依据写作对象历时演进的肌理和作品分卷的需要,将其设置为卷一(1978—1991)“百端待举”、卷二(1992—2001)“风生水起”、卷三(2002-2011)“攻坚克难”和卷四(2012—2020)“逐梦飞扬”。每一卷卷名的标立,给出了相关时段的历史特质和小康叙事的阶段性主题。这样的叙事安排既清晰地呈现了历史进程的客观存在,同时又通过主体对题材的调度和组织,凸显了蕴含在历史演进中的史性意义。从作品叙事轴线的设置中,我们可以读出作者对广东小康叙事内在历史逻辑的准确认知。改革开放开通了告别贫困奔向小康的大道,没有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也就没有脱贫解困实现小康的春天故事。

基于对历史逻辑的深刻认识,由此立定叙事的时间轴线。同时写作者还能注意本部作品关键词主题词“小康”内涵的科学把握。这决定着作品在历时的时间轴线如何有效地组织有机的写作材料,影响到作者取景视野、取事视点等的具体设置。这是一个具有某种复杂性的关键议题。可喜的是作者的认知是清晰而开放的,深得小康这一概念的大要。小康既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不同的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意涵指向,更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反映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建设综合文明程度的特殊概念。“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6作品序言所引用的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段论述,以定性的方式描绘出新时代小康中国建设的美好图景。“中国共产党对小康的理解”,“从物质生活的富足进一步发展为包括精神生活和社会福利等全方位提升的整体性概念”7。作者认识到的行进中的小康其实不只是一个主要是经济的或物质的语词,而是一个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卫生、公共安全等多要素集成的宏大系统,是一个“全方位的整体性概念”。正是建立在作者对新时代中国小康逻辑内涵的准确理解和充分把握的基础之上,所以作品才会在流线的纵轴上建构起一个纵横共生枝繁叶茂的庞大而有机的叙事结构。只有这样的结构装置才能有效地集纳广博丰赡的写作内容,使作品获得作为史诗叙事名副其实的博大与饱满的存量和分量。我们看第一卷的章目大致可以了然作品全部的取材涉面。第一卷包括十章:“穷则思变”“先行一步”“经济特区”“从街巷到山野”“知识改变命运”“八面来风”“发财到广东”“痛则思通”“资本凶猛”“不变的旗帜”,总的主题词是“百端待举”,而具体内容则广泛涉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体制机制改革的艰难探索、经济特区的初创、人民衣食住行的变化、文化的跃动、人才与劳动力的流动、交通基础建设和正风肃纪加强党的建设等,是从社会层面的大全景摄取。其他各卷的取材大致与此相同,所不同的则是更注重突出各个时段特具价值的时代镜像。四卷长篇采入600多个故事,容纳1000多个人物,在这些故事和人物中嵌入的是广东小康建设史、改革开放史中具有初始性、标志性、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奋斗传奇和重大成就。其间可辐射出巨量的社会演进信息,实录并存活着大时代变迁中种种耐人回味的细节和气息。历史已经渐行渐远,今日未来迎面而至。这正是《奋斗与辉煌》这一作品史诗性结构建制所达成的效果。“史诗尽管有较多的节外生枝,并且由于各部分有较大的独立性,联系是比较松散的。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设想史诗可以无休止地一直歌唱下去,史诗像其它诗作品一样,也须构成一个本身完满的有机整体,只是它的进展却保持着客观的平静,便于我们能对个别细节以及生动现实的图景发生兴趣。”8《奋斗与辉煌》的结构是一个“完满的有机整体”。在这个由叙写对象的历史逻辑和逻辑内涵统摄所建构起的“有机整体”中,大量的“个别细节”和丰富的“生动现实的图景”获得了它们的叙事表现力。尽管作品所写头绪纷繁,包罗万象,但因得“有机整体”的史诗结构的建立,使得作品的叙事显得言之有序,言而有意。

《奋斗与辉煌》不只是高度重视作品结构整体性的史诗性设置,而且对结构的局部安排,对局部细节的设计也是十分精心。作为长篇叙事作品,由作品起笔和最终收尾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出写作者所具有的写作智慧和写作能力的基本指数,也大约可以评判出全篇作品叙事的调性和品质。因此有经验的作者大多愿意在作品开篇和收结这些结构要素上下功夫。100多万字的《奋斗与辉煌》从何处落笔,在哪里收笔,是一个需要颇费思虑的重要课题。报告文学不像小说等虚构作品,根据叙事艺术的需要可以虚构具有意味和表现力的场景或情节,非虚构作品是一种选择的艺术,只能依靠作者运用智慧的眼力和脑力,从大量的真实材料中挑选出有助于作品主题表现和结构设计的质料。《奋斗与辉煌》的叙事是从“大逃港”这里开启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暮色四合,广东省宝安县布吉公社沙西大队南岭第一生产队(现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突然家家户户屋门大开,人们趁着夜色倾巢出动。他们的目的地,是十几公里以外的东方之珠—香港。”而全部作品收结于“大湾区奏鸣曲”。昔日的逃港地如今已成为港澳才俊的梦工厂,广州城也“会集了来自港澳的青年创业者”。时空流转几多梦幻,历史铸就大时代辉煌传奇。作者对作品开合所作的这种细部处理,具有极其重要的主题凸显和史诗性强化的作用。开篇和尾声在基调和蕴含等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而有效地增强了叙事故事性、戏剧性和传奇性的张力,而这种反差和张力进一步制造了作品内在的史诗意义。由此作品也以非虚构文学生动而有力量的叙事,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之特之优之强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一宏大主题的表达。“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9在我看来,《奋斗与辉煌》就是一部“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的重要的优秀作品。

“报告文学是非虚构的、注重反映客观真实的写作类型。但是,我们不能误以为由此可以放弃作为主体的作者在写作中应有的能动性。既谓文学,它必然是客体与主体交互作用的结果。报告文学自然也是这样。它不是对写作对象的机械复制,而应当是对非虚构存在的有机选择、提取和体现对象自在逻辑和主体意图的调度性呈现。”“具有叙事意识自觉的报告文学作家,对所得的题材质料,在充分尊重非虚构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合乎逻辑的剪裁、调度、强化等处理,使文本更能体现出非虚构叙事的某些审美属性。”10这是我对报告文学写作中叙事艺术生成问题的一段言说。报告文学的写作可以而且应当有多样的制式,但我以为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它是一种非虚构的叙事文学样式。这是我们基于报告文学取材由新闻性向非虚构性转向后对它的叙事规制的一种确认,我想强调的是作者自觉的叙事意识和卓越的叙事能力,对于作品高质量叙事达成所具有的保障作用。无疑《奋斗与辉煌》的作者是有这样的意识和能力的。无论是总撰稿还是参与其事各负其责的作者,都是历练有成经验丰富的作家。他们面对这样的宏大题材,根据整部作品的总设计要旨和思路,善于从纷繁芜杂的原生材料中精选出有历史意味有叙事表现力的场景事件和人物等。而所谓的历史意味不是就广东言说广东,而是放眼中国乃至世界,从更大的格局中读取书写对象的内涵,提取以实录其中广东发生、饱有中国价值甚至世界意义的故事。

当年的大逃港和今天的大湾区奏鸣曲,以毋庸置辩的事实证明唯有改革开放才能改变人民的贫困命运,因此,广东小康建设与广东改革开放有机结合起来叙事,是这部《奋斗与辉煌》材料组构的必然选择。在《奋斗与辉煌》中改革开放史记述更见浓墨重彩,许多广东创造的“第一”汇聚在这里得到切实而充分的叙事: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加工厂东莞太平手套厂的开办,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的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深圳、珠海、汕头等第一批经济特区的创立,开创了我国证券集中交易的先河的深圳交易所开业等等。现在看起来已是微不足道或者早已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内容的物与事,而在当年的创造中有着一种“破冰”般的艰难险阻,这样的艰难险阻已经定格在共和国宏大多彩的历史中,成为具有刻录历史重大进程的某种标志物。现在是否还有东莞太平手套厂,这已并不重要。借助作者之笔的存活,我们看到这家中国“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第一厂”的“历史档案”:时间精确到1978年7月29日傍晚,人物是东莞本地的有关负责人、香港手袋公司的老板张子弥和东莞太平服装厂厂长刘艮和供销员唐志平等。“跟港商合作,是不是和资本主义混到一起了?会不会犯错误?”“但厂里有业务,大家就有收入,先干了再说,总比逃港好吧。”经过一番纠结和商谈,工商批文为“粤字0001号”的东莞太平手袋厂历史性地挂牌成立了。作品对此的记述虽然篇幅不多,但以真实场景的特写和人物情态的复活,极有表现力地写活了广东走向小康的历史性坚实步履。“东莞地处珠江东岸,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它成为香港加工制造业转移的重要落脚点”,“一拨拨农民顺势‘洗脚上田’,开始经商,开办工厂”,“‘村村点火,家家冒烟’,成为东莞本小康的别样风景。”工厂虽小,但它们却为“一拨拨”贫困的农民洞开一扇扇通向小康的大门。这样的叙事将当年真实的时代情状再现在读者面前,它既是小康建设清亮的序曲,又是改革开放重要的先行,有着多重丰富的表意。

小康中国关乎着家与国的千年梦想。关于它的叙事应当有宏大的铺陈,但也不能少了对具有某种聚变效应的具体而微的细小“粒子”的凝视。对于非虚构的文学叙事而言,这种“粒子”的凝视会生成滴水见太阳的表达效果。《奋斗与辉煌》既有像特区设立这样高端视角的回望,但更多的是基于社会主体对基层物事和人物的注视,作品注重的形态小微但富有意蕴的品质叙事。农民脱贫,乡村振兴关键要有“雄心、诚心、热心、公心”的“四心”“领头羊”,彻底改变“党员都是胡子长的、拄着拐棍扶着墙的,七个党员来开会,一数总共八颗牙”的“笑话”局面。卷三“攻坚克难”第二章“固本强基”,重点记述广东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及其带来的深刻变化。其中有一个“趣事”的叙写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一辆三轮车在村头停了下来,车上的中年妇女探头看了看,一脸疑惑,大声质问:‘我要去大寮,你把我拉到这里干什么?’司机有点委屈:‘你是不是大寮人啊?这不是大寮吗?’”原来“想不到我出门没多久,大寮就变得不认识了!”这样的场景有点戏剧性,但戏剧性的细节描写,以一胜十地写出了“固本强基”这个有些抽象的概念背后出现的鲜活的面貌。这是非虚构的,又很文学。这样的材料不会在既成的总结报告中,它需要作者用心去发现。

《奋斗与辉煌》在叙事手段的运用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影像叙事。大量的图像有机地嵌入在相应的文字叙述之中,成为一种有意味的风景。这是对全媒体时代写作潮流的一种积极跟进。“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们将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创作环境,在数字化时代有效利用印刷、声音、影像这三种手段。”11《奋斗与辉煌》中的图像处理不只是数量较多,而且成为文本建构的一种有机物。影像与文字互文适配,使报告文学写作有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现场感和由此强化出的真实感。

作为史诗与史诗对话建构的《奋斗与辉煌》,充分展示了史诗主体在作品的重要存在。从对象本质上看,书写改革开放和全面小康中华民族辉煌传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人民,从文本组织上看,构成其中基本叙事的是“我们都是追梦人”的奋斗者故事。这样,在《奋斗与辉煌》这里史诗的主体是明确的,突出鲜明的。这样的设定与置备一方面符合叙事客体自在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写作者对文学基本逻辑的尊重和遵循。从基本面讲,文学一定是关于人的文学。在史诗性作品写作中,只有对作为史诗主体的人物给予充分而有特质的再现,作品的史诗性的获得才有可能。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是一句曾经的流行语,在《奋斗与辉煌》中多有提及。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广东确实是改革开放的热土,也是实现小康的理想国。广东之所以成为吸引各类劳动者来此追梦的强大的磁场,不只是这里可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更重要的是能够自我实现,满足现代人的自我设计。现代人不仅需要满足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还要能够获得受到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正是在广东,在深圳,人的多层次需求能够得到较好的满足。在卷四“逐梦飞扬”第五章“人的尊严与价值”中,不只是有人的精彩故事,还有广东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感人细节。在这里选出了第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让劳动不仅仅是谋生”;也是在这里“外来工”正式改称为“异地务工人员”,可以报考公务员。这一调整“体现了劳动者的普遍尊严,体现了广东的包容与气度”。称呼的置换内在反映出人的角色深刻的改变,“由‘漂泊’变成‘栖居’,由‘打工’变成‘生活’,‘捞仔’变成‘新粤人’”。正是在这样种种的改变中,广东成就了人气爆满的大气场,也才会有了千万人奋斗创造世界、创造自我天地的气韵生动的人的故事。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奋斗与辉煌》是一部致敬社会主体劳动者的作品。劳动者是这一史诗叙事的主人公。我们所说的劳动者他们有企业家、企业主,科学家、科技人员,更多的是农民和在城市不同岗位上劳作的人们。在这部超常规模的作品中几乎没有较高级别的领导干部,一些著名人物也不是因为其著名而将他们作为叙事的对象,而是因为曾经寂寂无名的他们历尽艰难才有成事业,与作品的叙事取向紧密关联。从直接的显见的层面上看,广东小康叙事其实更多的是一部奋斗者、逐梦者的命运史。奋斗是奋斗者、逐梦者的人生主题,也是关于他们的叙事的一种基调。“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深圳大疆的“80后”创业者“汪滔就是这样一个奇迹的创造者”,而我以为汪滔本身就是传奇,作品卷三“攻坚克难”第一章“世界之门”中对他作了大写。创业之初的大疆“与其说它是一家商业化公司,不如说是一家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研究所或实验室。汪滔不得不四处筹资维持公司的运转”。他“习惯于熬夜工作,在自己的办公室桌边放上一张简易的单人床”。不断失败,不断尝试,不停进取,汪滔和他的团队“如创世神话,在全球无人机市场份额提升至五成多”。与汪滔大疆的举世闻名不同,卷二“风生水起”第一章“东方风来”中写到的谢吴艳的故事可能知之者不多。但“无论是书写广东小康叙事,还是书写中国小康史,研究‘攸县的哥’都是绝佳的,甚至是不容忽略的标本”。而“攸县的哥创始人是一位名叫谢吴艳的女子”。传奇不只是因为她是女子。谢吴艳是一个逃婚者,她是跟着被招聘的大巴司机到深圳打工的七个女孩之一。其余六个“找不到工作就回了湖南,只有谢吴艳坚持了下来。谢吴艳没有退路”,“工作如意,婚姻却不幸福”。她谋到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后来听说承包的士能赚钱,就“东拼西凑凑够了承包费,也承包了一辆的士”,之后包租了20辆,再后来“一次性买断了一家公司49辆的士10年的经营权”,最后是自己创办拥有100台车辆的运输公司。这样悲欢忧乐的传奇命运主人公自己无法预知,小说家的想象力也不能企及。这是大时代的赋能,奋斗者在天时地利中创造着辉煌,有梦想者终成自己命运的主人。

有品质的非虚构人物叙事除了具备丰富生动的故事外,还需要注意挖掘人物的性格,努力写出人物的精神。从某种角度看《奋斗与辉煌》这部广东小康叙事在我看来它是一部饱满动人的奋斗者、追梦人的精神史。这是写作者自觉的设计和追求,也是从作品所写人物故事中获得的启示。“奋斗”其实就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品质,小康和幸福是靠奋斗创造出来的。“精神的力量支撑着奋斗,创造了辉煌。那是‘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敢于触及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在特殊语境中只做不说的务实精神”,“不观望不等待、适时选择最优选项的灵活精神,不排外、不排他的包容精神,讲规矩、守规矩的契约精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12。精神叙事成为作品人物叙事的要素。在众多人物的精神叙事中,“把自己种在广东”的胡小燕的故事令人感动又感奋。贫困的年代命运自然也没有眷顾过她,“和许许多多农民工一样,胡小燕南下打工也是因为贫穷”,“在弥漫着青橘子和方便面味道的火车上晃了三天三夜,胡小燕终于来到广东”。那时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未消,工作难找,“她不断地更换工厂”。为了不被炒鱿鱼,“她把自己一天的时间,分成3个8小时: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睡觉,剩下8个小时用来‘偷师学艺’”。在瓷砖厂工作特别辛苦,但胡小燕不怕苦、不怕累,晕倒在车间里,“她只休息了1小时,就又出现在工作岗位上”,是一个出了名的“拼命三娘”。“机遇总会眷顾有准备的人,正是这种爱岗敬业的精神,让胡小燕从众多的员工中脱颖而出。”提拔担任车间副主任,获得佛山市“十佳外来工”,当选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说过“只要努力,所有的梦想都会开花”。是的,在胡小燕身上既有传统移民吃得了天下苦中苦的坚韧奋斗的精神,也有新广东人埋头苦干务实进取的现代精神。

人物有精神才有灵魂,有灵魂才有光彩。文学作品只有塑造了有性格有精神的人物,才能具有它的价值。广东的小康,中国的辉煌由一代代的奋斗者所创造。《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是一部奋斗者的精神颂,其中闪亮着追梦人普通而伟大的灵魂,让我们心生感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媒体’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6BZW02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1937年第11期。

2 《诗经·大雅·民劳》,《〈诗经〉译注》,周振甫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

3 习近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4 5 8 [德]黑格尔:《美学(下)》(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8、113-114、108页。

6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7 12 《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序言》,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8、20-21页。

9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5年10月15日。

10 丁晓原:《报告文学叙事三题》,《中国作家·纪实》2019年第3期。

11 [美]杰克·哈特:《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前言》,叶青、曾轶峰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丁晓原,文学博士,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东吴学术》主编,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多种研究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评论200多篇,其中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等转载复印数十篇。出版《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媒体生态与现代散文》等专著10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