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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故事边上的故事——《人,或所有的士兵》创作谈

更新时间:2021-01-14 作者:邓一光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写篇《人,或所有的士兵》创作谈,想想,不如说几个和那个故事有关的小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

20年前,我曾有一次机会去南海生活。事情是在榆林港等待前往西沙的补给船时发生的。我和对方商议的大体内容是,我加入他们的队伍,服役三年,他们送我去几个岛礁上生活一段时间,剩下的时间在南海里漂荡,然后我为他们写海洋故事。东沙和南沙大点的岛屿暂时去不了,其他地方他们能做到,更不用说在海上漂着,他们正管这个;而如无意外,比如被热带风暴吹进环礁湖出不来,或者得上荨麻疹烂掉,他们要我做的事情大体我也做得了。事情谈得很顺利,双方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为此喝了两顿大酒。从西沙回来以后,我开始筹措行程,找海洋专家上课、学习海上求生术、做海洋历史文案工作,总之是一些必要的准备。可惜,事情在最后时刻告吹了。本来有一次弥补机会,有人愿意出面帮助我,我那会儿愚钝,没有转过弯来,也错过了。我年轻时反感限制性人生,因为这个逃离家庭,希望在未知领域中遭遇一些有力量的事件,开始写作后,我写的故事大多与超越有关,直到中年才开始警惕,感到自己逃得太快,身后留下个巨大的黑洞没能看清。我以为南海生活会弥补这个缺憾,计划的破灭让我深感沮丧,为此消沉了很长时间,上一部长篇结束后,我停止了写作,之后是几年困顿潦倒的生活。

事情过去十年后,我离开中原,迁居南疆边城,做了350万平方公里南海的邻居,接下来,我在南海边生活了十年。实际上,直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去过纳土纳群岛和马尼拉海沟,能够做的,无非是蹲在边城黯淡的滩涂上,翻翻《瀛涯胜览》,发发呆,做一些白日梦,扶南、狼牙、婆利和天竺是梦里的事情,想象中,自然会遭遇一些异怪经历,等回过神来,却一切照旧。我知道身外世界发生着重大变化,人类上一次的结盟正在分崩离析,人们可能面临两个方向的危险,失去自我以及世界,我也一样,躯壳完整,内心破碎——这个星球夙命如子宫,人们相互联系着,没有谁能在他人糟糕的时候自己安然无恙。这不是什么好事,但我什么也做不了。

我的新居地山海纠缠,游云诡异,雨水丰沛,稍稍离开城市疯狂建造的硅酸盐丛林几步,影子就会被自然植被的浓郁荫影吸走,不用担心灵魂有没有家园的事,这让我安静下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人的思绪特别丰富,在每年循季而至的数次或十数次台风中,我恢复了停笔多年的写作,开始写些短故事,以便建立与陌生环境的联系。这样生活了几年,我感到勇气恢复过来,可以回到有力量的故事上了,可是,之前准备写的那个鞑靼天子、那个多肽链核苷酸序列的故事已经暗淡下去,不再发光,我失去了完成它们的动力。情况就是这样,我被定格在南海边的滩涂上,吹着热带季风,进退不得,这种促狭的境遇相反帮助了我,让我承认自己的无能,同时在书写欲望的失落中,回过头去打量身后那个黑洞,渐渐看清了它的面目:囚禁与剥夺。

我不认为囚禁和剥夺是生命的外延,这两件事情从生命孕育时就开始了,作为一种自然的,却也是少数人权力主张下的古老文明形式,它们初始的形迹玄诡而野蛮,等到进入更为开阔的新世界,则化蛹为蝶,登堂入室,建立起严格的体系,成为文明体制中合法甚至自洽的一部分。人类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囚禁与剥夺无所不在,尊严缺失无所不在,我当然不认同这个,哪怕我就生活在其中,比如地球是另外一种智慧生命的监狱,人类是这个超能杰作中的实验品;地球之外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我还被地球上的一些事情搞糊涂着,被自己很多缺乏逻辑的念头搞糊涂着,至今摆脱不掉内心无休止的挣扎,它逐渐孵化出一个有着寓言内质的故事胚胎,我想把它写出来。可是,这很难,非常难,它注定了我无法理直气壮地讲述一个日常生活题材,事情一开始危险就存在了。我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只能等待,直到有一天,我遭遇到故事的主人公郁漱石先生。

郁生活在别的时代、地方和境遇中,如何联系上他,观察和捕捉他的生活,从他那里获得同属人类的特殊经验,使故事合法存在,是我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这个题材和我之前遇到的题材不一样,单一的虚构无法支持它的完成,需要一种新的讲述方式,一种文献意义上的时代景深,以便建立起一套差异化的身份政治语言,如此,故事才具备伦理意义。历史是故事的景深,不是主角,主人公郁在那儿,只是我和他还没有见面,我不确定他将如何定义自己;也就是说,我和郁需要一段恰到好处的景深,以便我俩在焦距适当、场景鲜活、每一个细节都得到考证的历史中找到对方,建立一种相处方式,对彼此形成准确的辨识;如果郁和我都做到了,我们解决了失焦问题,解决了弥散圆问题,人们会因为这个故事准确的聚焦建立起对历史谨慎的审视和批判;至于我能从郁的特殊经验中获得多少共情,产生什么样的情感认同和伦理纠缠,则是后一步的工作。很奇怪,当我决定下来做这件事情时,我有一种想要为郁和他生活的那段历史立传的安静的念头。我没说错,不是冲动、亢奋和燥狂,而是安静地去做这件事情。

18世纪时,弗朗斯瓦·魁奈创建了经济学说中的重农主义学派,他以路易十五和蓬皮杜夫人双重侍医的身份影响了波旁王朝的第四位国王,怂恿法王学习中国皇帝,操办了一场亲耕籍田的庞大仪式。魁奈不是儒家学说唯一的传播者,比他更早的还有莱布尼兹和伏尔泰等人,可是,没有人像魁奈那样热情,他研究过司马子长、司马君实、陈承祚、刘子政、班孟坚、班惠班、范尉宗、欧阳永叔和张衡臣的史撰,而且拿文献说事,不但影响了皇室,还影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连亚当·斯密都在自己的重要著作中憋着劲对重农学说分析和解释了半天,然后才论述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劳动分工主张,可见华族从未输出过思想的说法多少有些破绽。不过,热衷于脂粉的宠儿路易并不像他的太阳王曾祖父那样,因为对东方的迷恋而读完了1698年由另一位太阳王康熙托法国科学院院士约阿希姆·布韦捎给他的法文译本《论语》,宠儿路易不知道魁奈对他说,农人穷则国穷,国穷则王穷,这句话基本是照背孔仲尼的原话。背他人话的事情我也做过,年轻时我在相当长时间里热衷于背诵他人语录,直到现在这种坏习惯还没改掉,但魁奈不同,他确认中国人对历史有着无以匹伦的热情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他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说:“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历史典籍。”他那么说,当然获得了大量文献的支持,可时隔300多年,我却总觉得这个观察非常诡异;我有一种古怪的念头,魁奈利用修辞学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隐喻。

历史的撰述实践是个庞大的工程,作为权力的产物,它不属于个体,各个时代的王朝和政府一直在有计划地从事相关制度的设计和管制,其撰述实践从来没有逃掉一次次编造、篡改和遮蔽的命运。我遇到的情况正是这样。因为种种原因,郁生活的时代显得扑朔迷离,无论在历史进程中还是在那之后,决定和制造那个历史场景的四个当事国家全都缄口不言,除了一些战时带有强烈政治措辞的外交文件、语焉不详的战争情报、战后个人撰写的零星回忆录、史学家打捞的出处可疑的民间记忆外,没有留下完整而严谨的结构性史述;不但如此,实际上,有历史学者一直在受命做着持续改造这个场景的周边历史工作,让它在完整和真实两个方面严重失焦。简单说,那段历史几乎消失掉了,准确定位以便完成对这段景深的描述几乎比洞穴深潜更困难,这使我尝试对郁的生活场景进行复盘的企图显得非常尴尬;更为困难的是,经过半个多世纪,人的精神物证已经被大面积地改写,人们对历史的反刍愿望消失掉,如何在人类意识形态中寻找到个人的历史,或者说,从决定性人物的历史中潜沉到普通人的历史上来,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然而,正因为如此,因为历史消失和改写这件事情证明了囚禁和限制是一整套人类文明系统,它恰恰具备了我与囚禁和限制在历史中的郁有理由见面的所有要素。

这个故事的写作超出了我的一己经验,仅仅依靠写作者个人的野心和耐力远远不够,我需要那颗帮助我辨识四季的天狼星,以便确认时空。感谢伟大的图书馆,比如香港中央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加拿大温尼伯图书馆、台湾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它们帮助我找到了历史时空的入口;感谢叶长青先生,他是钱穆《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文学史》两部讲稿记录、整理和补释者叶龙先生的长公子,因为他慷慨的帮助,我得以获得大量珍贵资料和文献,包括战时英日两国政府的部分资料和战后港英政府对日本战俘营主官和占领地治安主官的审讯记录,否则我在那条被人遗忘的漆黑而冗长的隧道中会失去判断,因而不知所措。还要感谢我的孩子Lucas和朋友Kitty,他们帮助我完成了大量日文和英文文献翻译——拿到相关资料后,我把需要的部分交给他们,他们给我一个简要梗概,我再决定是否需要完整或部分翻译,或者放弃该份文献,否则我不可能完成这个故事的写作。至于故事,那是郁和我之间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经历了什么:人的荣誉并不来自境遇的给予,而是自身在精神困境和生命绝境中的认知再造,即使在囚禁和剥夺的生活中,我也清楚地从他身上看到了人之为人的明证,所以我更感谢他,以及他身边的其他人物——冼律师、阿国小妹、亚伦伙计、曹医生、纳什大夫、摩尔先生、伍副官和老肖,他们用自己的头脑和良知支持了我。同时我也认真想过,假使我和郁在同一时空,我为什么不可能是更为复杂的老咩、朱上士、阿国同学、邝队员、邦邦中尉、钟上校、徐少校、饭岛主官和封侯审判官,在人类自己建立的炼狱中挣扎?或者进一步的,是矢尺次官、李少校和邹少将,成为囚禁他人和自己的罪恶狱卒?说到底,恶不是客观,是我的第二天性,至少到今天为止,我无法证明,如果进入路西法模型,在斯坦福监狱里扮演了某个角色之后,我不会诱发出残暴的本性。但我还有机会,那就是依赖故事建立起进入囚禁与限制这一重大公共领域的叙事通道,用人物命运深刻反映人类普遍的生存现状,以保持人性不滑入平庸的罪恶这一深渊,唯有如此,我在南海边滩涂上的无限纠结才有了一次值得欣慰的回应。

第二个小故事。

2020年头几个月,新冠病毒迅速在全世界漫延,人们困在家里,与外界隔离,经历着人类史上涉及人数最多,时间也最长的囚禁与限制。这期间,美国的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一段视频,内容是荷兰管弦乐团演奏约翰·威廉姆斯为电影《辛德勒名单》所作的主题曲Theme from Schindler's List。

我喜欢约翰·威廉姆斯的电影音乐,他为《星球大战》《拯救大兵瑞恩》《侏罗纪公园》和《哈利·波特》写过曲,我更偏爱他不大流行的《屋顶上的提琴手》《林肯传》和《战马》,那几组音乐在受众需要的类型冲突外注入了一种温暖底色,这是他一直坚守不弃的风格。Theme from Schindler's List也一样,旋律简约,表达了人类在某个特殊时期沉重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记录下整个人类的某种命定的深邃忧伤。记得上个世纪最后几年中的某一年,差不多有两三个月,我一直在循环听小提琴演奏家伊兹霍克·帕尔曼和竖笛演奏家吉洛拉·费德曼最初演奏的那支Theme from Schindler's List单曲,20多年过去了,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一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制造沙林神经毒气事件和拉宾在一个和平集会上被极端分子枪杀这些事情。

但疫情期间朋友发来的这段视频有点不同,它时长4分48秒,记录下演奏者的失控内容:音乐一开始,英国管吹奏出序曲,引出小提琴家西蒙娜·拉姆斯玛的叙事。担任英国管演奏的是大卫·舍弗丝,第一眼,我觉得她有点像冰岛“糖”乐队的主唱比约克的中年版。我发现,仅仅演奏了两个段落后,舍弗丝的眼眶就湿润了,当她再度把旋律交给拉姆斯玛之后,眼睛里已经噙满泪水。Theme from Schindler's List的演奏视频特别多,一支令人心碎的曲子,演奏家动情的不少,可在整个演奏中,舍弗丝脸上浮现出一种生不如死的神色,而且明显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在猜,这首曲子她演奏过多少次,不会低于百次吧,她是怎么熬过之前那九十九次的,她的心脏是否早已破碎掉?看得出,她一直在拼命忍着,在完成她全部的音乐段落,把音乐结尾段落交给拉姆斯玛之后,她就哭了——在舞台上,在音乐进行中,完全不在乎他人。舍弗丝身边的同伴伸手抚慰她,从画面上看,她知道那样不好,不优雅,她毕竟是一位演奏家,人在舞台上,众目睽睽,这让她显得有些不安,可她就是止不住,仍然在哭泣,直到音乐结束,观众们起立向音乐家鼓掌致敬,指挥向观众介绍舍弗丝,她站起来不好意思地笑着,还是止不住哭,先用手指,再用胳膊,胡乱擦去脸上的泪水,直到视频一点点暗黑下去。

那天晚上,我眼前一直浮现着舍弗丝那张满是泪痕的脸。我刚才说她有点像比约克的中年版,我记住比约克不是因为她声名大噪的《太安静了》和曾经激怒过不少中国人的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而是电影《在黑暗中漫舞》中她饰演的捷克移民莎曼,当莎曼被押解上行刑室时,在狱舍外走廊上的瞬间崩溃,那个画面让我永远无法忘却。我能理解舍弗丝和比约克的失控,在听她们演奏和看她们表演时,我也无法控制自己,这是人在常情中的感性反应。但事情不止如此,失控在某个不期而至的场合里突然出现,它们并不反常,因为那是她、她们,以及我和其他人,我们这些人类基因中某些文明因子的觉醒,它们被我们叫作记忆。科学家有一个共识,人类大脑相当于千万亿只芯片,在这个超级容量的大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组织处于休眠状态,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对此我并不觉得失望,我也不欣赏那些脑细胞休眠量低到妙不可言的奇异者,哪怕和他们相比,我的愚笨不可思议。我在意的是,我那个由细胞、神经和突触组成的万灵之物有多少醒着,却因文明限制而假寐着,或者干脆囚禁在万劫不复的黑洞中?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为什么我不能像舍弗丝一样失控?我想,即使人是局限的产物,做不到记住所有的经验信息,有时候也会出现面对大量经验信息拒绝提取,或者提取错误的情况,这些都是现实,但人类自己反复制造的灾难具备所有抵抗遗忘的条件:主体参与、群体强烈情绪、历史深刻影响、至关未来命运等等,即使在这些灾难中,人性渊薮这一信息注定了要被识记在遗忘曲线上,那也应当在灾难发生之后穷尽努力,不断去唤醒它们,让它们保存下来,直到人类灭绝之日。这些,就是疫情期间威廉姆斯的Theme from Schindler's List和舍弗丝那张满是泪痕的脸给我的启示。

第三个小故事。

《人》的故事写到一半时,我偶然看到乔治·奥威尔的一幅照片,就是TIME杂志上那幅著名的照片,他目光和嘴角透露出的极端的,甚至在我看来有点狰狞的纠结让我吃了一惊。我停下写作,找到他另外几幅照片,把它们打印出来,贴在对面的书柜上,长久地端详它们。我发现在几乎所有照片中,奥威尔都警惕地盯着镜头,很难分辨那是出于下意识还是政治伦理立场;他脸很长,发丝粗如钢针,大约担心它们随时乍立有失礼数,用发胶固定住,像充血的惊叹号,眼珠突出,好像被什么东西束缚住,惊恐着;在几幅照片中,他厚厚的嘴唇紧阖着,或者咬住嘴唇,在另一幅照片中,他索性往嘴里塞了支香烟,一副禁言表情。这不对,整个二战期间他都在为BBC工作,每天说大量的话,报道战争状况,说话是他的职业,他也乐于开口说话,何况,和郁相比,他那会儿可是大人物,知道很多战争的情况,是什么让他面对几乎所有的镜头时都作出惊恐和禁言的表情?

在学者笔下,奥威尔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面目示人,但有件事情一直让我感到困扰,写小说之前,奥威尔和一些亚裔囚犯打过五年交道,那会儿他手握审判、鞭笞、监禁和杀死那些人的权力,我不知道在那五年中,他心里是怎么想的,答案肯定不是学者们描述的那样,像一枚道德钱币抛出的简单弧线。

我坐在那儿,和那些照片对视,试图和照片上的主人公做点什么讨论。他和郁是同时代人,分别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主要战场上,郁逃离D营那年,他出版了日后享誉世界的《动物庄园》。他比郁多活了四年,郁离开这个世界两年后,他写下了那个让人恐惧和噩梦连连的寓言——他把当年的纪年数字最后两位数做了颠倒,作为故事的标题交给出版商,然后就安静地等待死神的到来。我在读他那个故事时相当不舒服,皮肤严重过敏,即使这样,我仍然希望肺结核没有夺去他的生命,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预感,我相信如果多活几年,他会写出他当年管理的那些囚犯的故事。我不止一次想过这件事情,他会怎么写那些无名者?那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对吗?我现在想的是,如果他活着,他愿不愿意和我讨论一下,郁为什么选择那样的离世结局,除了那个结局,郁还有其他结局吗?

最后一个小故事。

从2016年秋天到2017年夏天,因为某个契机,我进入了侯冬娥、辛德勒和奥威尔生活的那段历史,因此见到了郁,并且在郁的生命行将结束时开始了这个故事。这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我需要回过头去面对我年轻时擦肩而过的那个黑洞,并且走进它。也许我做得不够好,事实上这件事情差点就终止了。我很欣慰自己没有半途而废,而且,证明我做了一件值得的事情的那份通告很快到来——通告是由两位英国学者告诉我的,我不认识他们,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们在各自的写作中不约而同地进入了这段历史。

我在故事里写到了郁在D营中的生活,在长达三年零五个月时间里,他数次溃败,在身处D营最后的几个月,崩溃再次降临,这一次他彻底放弃了,不打算再坚持,而和他同处D营的圣约翰救伤队队员邝嘉欣救了他。在邝的启发下,郁摆脱掉下坠,并且开始收集战俘营中同伴们亲人的名字,看起来这件事情与战俘生活毫不相干,却帮助他熬过了几乎不可能熬过的绝境。故事结束时,郁给生母留下一封极可能永远不会抵达的信,在信中,郁念念不忘地提到他收集到的那些名字,它们在他脑子里,他留不下来,只能将它们带去另一个世界。坦白地说,我在写出那段故事时并不是很确切地知道郁为何要收集那些姓名,那样做意义何在,我设想过无数理由,它们都不能说服我,我只能忠实地记录下郁做了什么。

有命运这回事吗?有,在我把稿子交给我的责编之后,准确地说,2018年新年过了不久,我收到托人寻找的最后一批资料,因为某种原因,它们没有按时到达我手中。在阅读过大量资料,尤其经过断断续续两个阶段的写作后,我对这个故事产生了极度的不适,它严重影响到我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这让我对任何这方面的文字都会下意识地排斥,并且做一些严重抵触的事情,所以,最后那批资料,我只象征性地翻阅了一下,记下可能需要补充的资料题目,然后原路退回了。在我翻阅的资料中,有一部Japan's Detention of Allied Civilians in China. 1941-1945,这部书一共738页,作者Greg Lake,收录了20幅地图、652幅插图、66页彩印,另外还有一份名单,名单列出了1941年到1945年间日本军队在中国拘押的13544名盟国平民名单,包括拘押者的年龄、国籍以及19个拘留营的信息检索,仅就这部分内容就占用了全书的200页。一部738页的书,当事人名单和资料占去了200页,这让我惊讶。事情没有结束,这批资料中还有一本1941Hong Kong Defense War,作者是英国学者Tony Banham,我读过他另一部著作,The Heroes Timeforgot,记录了二战时期舟山渔民救援“里斯本丸号”盟军战俘的事情,我印象深刻,而在1941 Hong Kong Defense War这部书里,Tony Banham列出了超过1万名1941年12月香港保卫战英军和英联邦军官兵的名单,要知道,那差不多是全部香港守军,或者说,香港沦陷后全部盟军战俘的名单!我在动笔写作前没有读到这份名单,以致除了港英总督、三军司令、东西两旅司令官、海空军司令官以及部分其他文献上记录的高级军官,我故事中的盟军人物都是虚拟的,现在他们的姓名出现了,而且是那场战争中全部的盟军参战者——战俘、牺牲者和幸存者。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简直是石破天惊,我固执地认为,Greg Lake和Tony Banham几十年后在图书馆做的工作,郁几十年前在战俘营中已经开始做了,不同的是,Greg Lake和Tony Banham记录下的是战俘们的名单,而且名单中几乎没有那场战争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战俘,郁不光记下了他能够接触到的所有战俘的名字,中国的、英国的、印度的、加拿大的、美国的,还记下了他们家人的名字;他把那些名字变成故事讲给邝听,他还试图讲给他的律师听,希望他们知道并且记住那些名字。可惜,灾难过去,和平到来,没有人对那些名字感兴趣了,他的律师冼甚至下意识地流露出对他这种做法的抵触,于是,他只能在离开这个世界前,把名字的事情遗憾地告诉从未见过的生母。

郁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说了太多太多的话,那是他最后一次试图讲一个故事;即使已经决定离开这个世界,他仍然在意那些名字,希望它们能够留下来。我知道他不会成功,我只是想知道那个故事到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那是他的故事留给我唯一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