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老百姓的眼中，除了行政区划的社区，城市的社区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老社区，如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或大杂院，上海的弄堂，深圳的城中村；一种是新社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批量兴建的商业化住宅小区。老社区的老，就在于历史的传承、文化的延续和熟悉的关系，在于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语言。只要是老北京人，就会在老舍的《四世同堂》、刘心武的《钟鼓楼》、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王朔的《看上去很美》等作品中找到共同的生活和情感，甚至找到似曾相识的面孔。上海的作家，常常会从几条弄堂或者街区的商贸市场开始写起，王安忆的《长恨歌》开篇写上海的弄堂，说它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性感的”“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金宇澄的《繁花》从“静安寺菜场”说起，闲聊的是饮食男女和婚姻生活。一个老上海人，自然也会不知不觉地融入这样的叙事空间。

新社区的新，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新，不知所措的新。比如一种社区，那种城市中常见的封闭式小区，住宅楼多达上百栋，动辄几千户、上万人，许多大型小区居住人数达五万之众。忽一日，人们从别处搬迁进来，入伙，在新空间里慢慢建立新的关系。多数时候，人们不知道隔壁邻居是谁，来自何方。大家的共同之处，就是花了几乎一样的钱，从开发商那里买下了一样的建筑面积。还有一种社区，十几二十万人聚集在几平方公里的地方，它的独特在于，那些从四面八方来的人最终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对象，这个对象时远时近，虚实掩映，太阳一般照耀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在深圳和苏州，这个太阳也许就像富士康。这样的新社区对于作家而言，是一个庞大而新奇的叙事对象。与社会学家不同，作家眼中的社区（文学的社区）并非只是共同体，相反，更多时候是“分裂体”“动荡体”。社会学家从个体中寻找共同体，提炼社区共同体的理念和精神；作家却从共同体中发现并还原个体，发现潜藏与游离在共同体背后那些难以捉摸的、不确定的个体，通过社区叙事重新构筑一种空间，一个新的想象的社区。

 二

二〇〇〇年前后，作家邱华栋敏锐地发现在社会急剧转型和文化嬗变背景下，社区渐渐出现分化，社区人的形象不断发生裂变。为此，他创作了一批聚焦郊区化社区中富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的短小说，后辑录为《玻璃社区》，引起人们的关注。在邱华栋看来，当时北京社区分化情形大致是：“根据这些社区地产的价格，也分成了不同阶层居住的社区，自然，这些社区也就分成富人社区（以高级公寓和郊区别墅为主）、中产阶层（管理比较好的公寓，比如亚运村的一些公寓楼和望京地区的公寓楼，还有一些郊外低密度住宅、Townhouse等等），以及一些新的小市民阶层居住的社区（北京有两个这样的社区，一个是回龙观，另外一个是天通苑，价格低廉，安置的都是从北京的旧城改造迁出来的城市贫民和小市民，形成了新的普通社区）。”^①邱华栋作品中的社区人，一般有着丰厚的收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都有房有车，他们成为邻居，生活品位和生活乐趣渐渐趋同，成为“时尚”生活的引领者。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感到兴奋与满足，由于心理情感异化，家族图谱模糊，工作关系隐匿，身份多元复杂，他们的时尚生活突显出更为强烈的“非群体性”和“非共同性”，弥漫着诸多异质的、分裂的、飘忽的、无法名状的东西，“想寻找理想的生活，努力地承担着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考验，以及在时代洪流中挫败和迷茫”^②。于是这个社区出现了“人熊”“蛙人”“离同居人”“树人”“打铁人”“代孕人”“马人”等。比如，社区不远处一个基因研究所的博士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头熊，就用硫酸泼动物园里的熊想看看它痛不痛；一个有梦想家和诗人气质的商人在社区不远处开一个一百五十米长的餐厅；一个即将做爸爸的设计师将偶然遇见的一具死婴拖入一条布满玻璃的河里，怀孕的妻子知晓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位过气的摇滚歌星在社区不远处开了一个马场，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他杀死了四匹心爱的马用来制作装置艺术作品；一个画家开一个打铁铺，吸引社区居民通过打铁来消耗生活的空虚和平庸……这与刘心武笔下的大杂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图景，大杂院里多数是低薪阶层，文化较低，多数从事城市传统服务性行业，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色彩，总体稳定性较强。不到二十年时间，郊区化社区与传统社区的叙事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前者常常联系着动荡不安的精神生活，充满着欲望和诱惑、焦虑和抑郁，掩埋着情感的隐疾和暗伤，像“玻璃”——现代城市社区关系的一种隐喻——尖硬、冰冷、易碎、虚幻。这是刘心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作《钟鼓楼》时始料未及的。“随着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楼的大量涌现，表面上看，人们的居住空间挨得紧密了，但人们的自然联系也随之淡化，邻居之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客人造访时，那一扇紧闭的单元门，便缺乏杂居的四合院院门的那种随和感，而显得冰冷无情。”^③ 刘心武似乎只猜到了前头，社区空间的重建对城市和社会的重塑，不仅在于邻里关系，对个体的冲击更为迅速和剧烈。

上海的王占黑是一位以社区叙事受到关注的“九〇后”作家，她的两部小说集《空响炮》和《街道江湖》聚焦的是城市转型背景下的老旧小区。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上海为安置下岗职工兴建了工人新村，二十多年后工人新村变成老村，为了集约利用土地，改善城市面貌，政府对工人新村进行更新改造，人们又搬进了更高级、更宽敞、商业氛围更浓厚的小区。曾经的新村变成了旧社区，成为被现代大都市迅速遗忘的部分，成为三种社会角色的聚集地：衰败的工人群体，日益庞大的老龄化群体，以及低收入的外来务工群体。王占黑，一个曾在这种社区长大的年轻人，采取重返、体悟、介入的策略，缓缓铺开了历史记忆与现实场景中旧小区的日常叙事。《街道江湖》看似单独成篇，其实是一个整体。小说从社区中一个贫寒老人的英雄气概写起。一个叫小官的老人，他是一个鳏夫，住在一间拆迁后被废弃的老房子里，在社区当门卫勉强维持生活。他有英雄情结，也有过几次英雄的行动（无论年轻时还是年老时），却像一盏慢慢耗尽的油灯，孤独地照着小区的角落。王占黑在小说中反复宣称其意图就是讲述小官这样的“街道英雄”故事，并非要建立一个中国式的社区英难叙事模式，像美国的超人、蜘蛛侠等。这个旧小区有很多像小官这样的老人，他们身份低微，孤苦伶仃，缺乏关爱，晚景凄凉，日复一日地承受生命和时间的消逝。他们茶余饭后聚在一起，在对生活的回忆和日常的言谈中构筑这个社区的英雄故事篇章。小市民对英雄的羡慕与崇拜，这一古老的主题在王占黑这位年轻作家的笔下继续挥洒。

王占黑把城市更新升级中的老旧社区，看作是“上海另一部分”，在这另一部分的叙事中，有两个截然相反的社区，一个是资本逻辑（物质和财富）主宰的破落社区，是社会衰败的空间，另外一个是世俗的社区，是寄托生命的所在。“他们共生于一处，以迟缓的脚步追赶城市疯狂的发展速度，吞吐着代际内部的消化不良，接受一轮一轮的改造，也等待着随时可能降临的淘汰，这使得社区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性、时代感更加五味杂陈——它属于历史与空间的纠缠，既是连贯的，也是破碎的。它看似沉睡的躯壳里永不停歇地涌动着复杂的事件、关系和情绪。”^④ 那些社区的街道英雄们彼此关联和见证，共同抵抗时间的流逝，最终通过真切朴素的生活，来捍卫生活的尊严，捍卫生命的尊严。这恐怕就是王占黑的社区叙事最富有深意的地方。

和北京、上海的社区相比，深圳的社区，又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一则深圳是一座新城市，二〇〇四年就全面启动城市化，商品住宅区之多，建设速度之快，在全国首屈一指；二则深圳以移民为主，社区文化天然携带着移民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基因；三则深圳还有不少以原住民为主的城中村，里面可能还有规模不一的工业区，毗邻城中村往往又建有封闭式管理的住宅小区，阡陌交错，参杂流动，比如今日城中村的租户，或者工业区宿舍里的员工，有一天却成为隔壁小区的业主；四则移民普遍具有强烈的漂泊感，买房入户之后才觉得自己是深圳人，但与家乡的联系时刻都以不同的形式发生，比如常有小区里的居民到城中村的巷子里找他们的老乡，或者到一个家乡菜馆吃喝玩乐，同一个小区的老乡又会基于乡情建立某种社区亚文化，等等。此中的风景最为迷人，此中的故事，也耐人寻味。近十来年在深圳，社区叙事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写作现象。一个叫“邻家网”的互联网平台发起社区写作，倡导为社区写史立传，构建睦邻人文，它将写作者、叙事作品分类至具体的社区，以在地化的书写创造社区的文化图景。社区写作践行以来，大量来自社区的写作者（当然所有写作者都来自社区，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写作群体的广泛性与在地化），共同构成一种整体性的写作行为。张夏就是从这个群体中浮现出来的女作家。她的社区叙事作品《社区公敌》推出后，“社区公敌”在叙事中的形象变得清晰，之后她又发表《全家公敌》《绿灯记》《大隐隐于市》等小说，进一步拓展社区的想象空间。

《社区公敌》以深圳城市中心一个超过三万人的大型社区为背景，通过社区业委会筹备和社区维权两条脉络，揭示潜藏在社区共同体背后那些复杂而分裂的群体心理。这个社区，年轻人或起早摸黑地忙生计，或两耳不闻窗外事，大爷大妈成为主角，他们精力旺盛，热心公共事务，“掌握”社区的信息和话语权。为了抗议社区附近建变电站，他们频繁集会，挂横幅、写标语、发传单，还将“战场”延伸到虚拟社区，每天都有老人在业主群鼓动、诉求或抱怨。他们积极筹备业委会，与一些有公心、有闲暇的年轻业主并肩作战。尽管他们队伍庞大，占领舆论高地，但仍遭遇街道办、物管公司等各方面的阻力，力不从心，进展不顺。在筹备业委会和维权的过程中，社区内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业主本想施以援手，却在社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新买的宝马车被一辆的士车剐蹭，当要求的士司机赔偿的时候，他被一群愤怒的大爷大妈团团围住，为了给“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他们将他视为“社区公敌”予以奚落和嘲讽，施加舆论压力。但很快，社区又出现了另一个“公敌”，大爷大妈们迅速赶往新的斗争现场，俨然一群“社区英难”。张夏指出：“社区大妈们的激情澎湃以及网络上的各种群体狂欢，让我突然有了警惕之心……虽然大家各有各的命运和生活，但邻里之间的疏离和隔阂，从没有因共同集会共同奋斗而有所减轻。”^⑤ 从社区邻里到社区公敌，小说给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种公共性困境的问题，就是现代社区中老人们凝聚的集体意识及行为力量如何影响城市现代意识，人们的群体性、复杂性和盲从的心理，又如何实现对个体的颠覆，限制自己或他人进入公共领地。另一方面，这种公共空间是否正在成为老人们喧嚣和狂欢的舞台，社区公敌是否只是一种预设的道具，是动态的、模糊的、变形的，是群体心理所需要的那个“反派”？他们如何借助社区公共事务寻求存在感和获得感，甚至正义感？这些都是许多大型社区的隐秘而独特的人文图景。

《绿灯记》这篇小说也很有意思，它将高档社区（风雅苑）、城中村（布吉南村）、工厂（工业园）三种类型的社区写到一起。深圳这个完全城市化、步入后工业化的现代大都市中的这种奇特空间格局，让张夏获得一种极富现代色彩的社区叙事源泉。风雅苑是深圳的豪宅，业主都是中产，隔着一百多米外的一条马路和一个红绿灯路口，是一堆乱糟糟的农民房和一片灰蒙蒙的厂房——“俨然成了两个不同的社会。红灯停，绿灯行。就因为多了这么个仪式，过马路就似乎成了个很庄严的事，需要让风雅苑的业主们下个决心，一阵优越感也就油然而生”。“灰蒙蒙的厂房与空气里的怪味，以及周围川流不息的打工族，时刻提醒着业主们不要自欺欺人。主妇们虽穿金戴银，逗猫遛狗，买菜时却不得不穿过那个红绿灯路口，再经过一个狭长的工业区，就图着那边的农贸市场便宜点儿。”^⑥小说刻画了晓梅和阿青这两个中年家庭主妇，她们在这一复合的社区空间里，过着看似平静日常，其实暗流汹涌，称得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江湖生活。晓梅早年在工业园里的工厂上班，与几个人合租在农民房里，她在厂里认识了技术部的老胡，结婚之后在风雅苑买房，成功跨过“红绿灯”，获得十足的优越感和安全感。但她生性敏感脆弱，患上了抑郁症，几乎走到婚姻的边缘。她在附近的麻将馆里认识了阿青，阿青的丈夫陈吉利原来正是老胡的下属，她们一家也在风雅苑买了房子。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以及相似的出身和经历，让这两个家庭主妇建立了情感的共同体，并且成为姐妹。尽管如此，她们私下却相互攀比、提防、猜疑，“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后来陈吉利工作发生变故，他们一家不得已搬迁到更偏远的地方。没过多久，又瞒着晓梅在风雅苑对面的城中村租了一套狭小的农民房，悄悄地重返城中村。阿青这个人物很有代表性，她以精明能干、刻苦耐劳在深圳站稳了脚跟，迈出城中村，成为高档社区的业主，确立了市民身份，却仍时刻面临生存危机、情感危机和认同危机。《绿灯记》的可贵，正是写出了城市移民在高档社区和城中村空间的转移、本地人与外地人在身份转变时所经历的人生波澜，赋予“红绿灯”这种工业文明产物以现代意义。它不仅控制着城市秩序，还像一双眼睛，凝视着人们情感的起伏和欲望的交替，观察城市移民的焦虑与不安。 

三

对社区空间的书写，早已成为城市书写的一部分，很多城市文学作品都有所涉及，毕竟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一个人最主要的生活空间，也是一个超大群体的集聚空间。然而，当前的城市文学，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清晰、完整、丰富的社区形象，处理人在社区的活动、人与社区的关系、社区对人的影响等这些问题时，或简单，或模糊，或经验化。城市文学版图似乎缺失了社区，许多作家也缺乏社区意识，多少有些令人惋惜。三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三位作家，邱华栋、王占黑、张夏，力图构建关于郊区化社区、老旧社区、复合社区的三种不同的社区想象，形成风格不同的社区叙事。以下三点，也许可以带来关于城市社区想象的一些启发。

比如空间与人的关系。《玻璃社区》中的郊区化社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城市化的产物，当人们崇尚它的性价比、物理空间、自然环境时，邱华栋却敏锐地发觉郊区化社区的另一面症候，即地理的边缘性以及人的边缘化。看似与主城区有公路相通，业主同处一个社会阶层，但仍有各种各样的“玻璃”将他们割裂，形成一个个孤岛。另外，对私密性的追求，使得社区内部及与周边环境的日常交流更少，隔绝更甚，导致社区精神图谱中出现许多孤独和灰冷的元素，这与《玻璃社区》的叙事风格高度契合。而张夏的社区叙事具有复合性的特点，《绿灯记》就是复合型社区叙事的典型作品，高档小区环境优雅秩序井然，对面的城中村喧嚣凌乱，灰蒙蒙的工业区单调沉闷。作家就要把握人们在这样的社区空间里居住、工作和生活所形成的流动性更强，色彩更斑驳，也更为动荡不安的人文景象。王占黑对上海老旧社区的想象则是趋于稳定的、缓慢的，且有历史和传承的。她更加注重对历史（回忆）资源和公共空间的挖掘，比如《街道江湖》中那个老社区，老人们谈论的事情总是与几十年的经历联系起来，一间小小的店铺折射出几代人的命运沉浮，甚至一个名字（或绰号）都有许多掌故。王占黑将有限的空间（一个并不大的社区）拓宽到无限的空间（社区公共空间），将叙事的笔触延伸到了社区的保安室、杂货店、车棚、水果摊、早餐摊、老人院、室外旧沙发、垃圾场等。水果摊的遮阳伞下老人们秘密地交流着家长里短和人情是非，杂货铺和早餐店传递着邻里温情，室外旧沙发上的老人终日沉默仿佛在等待死神的召唤，臭气熏天的垃圾站成为一个老人坚持活下去的心理支撑——这些公共空间蕴含着公共话题，传播着生老病死的消息，也传递人情的冷暖，凝聚英雄情结。在一股逐渐遗忘和远离他们的城市洪流中，社区老人借此“有枝可依”。

又比如社区与人的相互影响关系。社区影响和塑造了居民的日常生活、社会形象，居民又以行动、观念和心理塑造社区精神，或者说，居民对社区的选择本身就蕴含着对“塑造”的渴望。比如，逃离是邱华栋社区叙事的重要主题，人们选择在郊区居住，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也出于逃离城市的心理。“社区不远处”，是《玻璃社区》频繁出现的一种视角，小说将许多故事发生的地点和主人公的活动空间都设置在了“社区不远处”。为什么不是“社区”，而是“社区不远处”？我认为它深刻地呈现出大城市中产阶层群体普遍存在的一种“逃离”的精神困境，居住在此处，而生活在别处。逃离城市中心之后，紧接着逃离社区，然后在“不远处”安放自己的心灵。这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艾丽丝·门罗的《逃离》异曲同工，主人公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摆脱现实生活的囚禁，实现逃离，如旅行、出走、婚外情、背叛，甚至死亡。与此相反，王占黑的社区叙事中，尽管许多年轻人搬离了老旧小区，但大多数老人们哪怕再穷，再苦，再难，都没有轻易地选择逃离，而是像钉子一样牢牢扎根在这个社区。他们从历史中继承了坚守的品质，默默地承受生命的消逝，咀嚼生活的滋味。这些老人的坚守品质，正是王占黑对大城市的新发现，也寄托着她对老龄化群体的人文关怀。张夏则希望获得一种开放融合的关系，《绿灯记》中新移民努力从一个群体中脱离，目的是向另一个群体融合，这种融合既有主动，也有被动，往往与住房、职业、情感认同、移民身份交织在一起，若即若离，此起彼伏。

城市向前发展，社区如一艘艘大船搭载着人们加速驶向未来。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格莱泽指出，“城市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正如我们许多人通过自身的经验所看到的一样，城市的道路有时会通向地狱。城市会获胜，但居住在城市里的市民似乎往往会遭遇失败”^⑦ 。而文学对社区的书写，不但要警惕城市胜利时的锣鼓喧天，还要避免陷入“失败”的语境（如将旧社区破败、社会矛盾、精神危机、人的困境等都看作失败）。其实不管城市成功与否，都不影响作家努力呈现人在社区聚居生活时的“进行时”，挖掘现代人与社区之间的微妙关系。

注释

①邱华栋：《玻璃社区》，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②引自郭彤硕士论文：《邱华栋小说的北京书写与城市症候》，河北师范大学，2017年。

③刘心武：《钟鼓楼》，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33页。

④王占黑：《街道江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52页。

⑤张夏：《〈社区公敌〉创作谈：一场维权背后的满地鸡毛》，《小说月报》，2018年第11期。

⑥张夏：《绿灯记》，花城出版社，2017年，第217、221页。

⑦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