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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方斐 | 粤港澳大湾区语境下的广东生态诗歌

更新时间:2021-12-17 作者:伍方斐来源:南方日报

在中国生态文学根深叶茂、绿意盎然的版图上,生态诗歌是一个古木参天、新枝纷披的品类,也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复杂、多样的文学生态群落。如何在农耕时代田园诗、山水诗、隐逸诗等古老的文学传统,和工业与后工业时代城市化、信息化、人机一体化的复杂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和新的体验方式与表达策略,是当代生态诗歌包括生态文学需要探索的课题。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当下粤港澳大湾区语境中的广东生态诗歌,从当代性、文学性和实践性等维度,为这种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经验。

广东生态诗歌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它的当代性,这也是生态诗歌区别于传统自然诗歌的时代特征。生态诗歌所处理的生态经验不是原生态或农耕时代的自然,而是由农业、工业和后工业文明互动共生形成的人、自然与环境多元一体的富有张力的生态系统。这一点在珠三角尤其突出。新世纪之初,杨克写下名作《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青黄的稻穗/一直晃在/欣喜和悲痛的瞬间”,形象地展示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碰撞之下的生态现实。20年后,他又描绘了深港之间的后工业生态:“摩天大厦如一株株稻秧/叙说广种福田的春天故事/白鹭依稀,无人机近了又远/落马洲再过去就是粉岭/山河一脉,时近中秋/风过耳,我听见余洛的鹧鸪啼叫/虚拟空间草长莺飞”(《在赛格顶层眺望落马洲》),由历史与现实、科技与人文、生态与业态构成的全息生态“动图”,多了一份天人合一、虚实一体的和谐与自信。

与杨克的“遇见”和“眺望”角度不同,打工诗人的生态书写带有感同身受或代生态立言的特点。郑小琼的长诗《变异的村庄》写到工业文明巨大的同化力量,对过度城市化给乡村的自然和人文生态带来的异化提出警醒。郭金牛的生态题材诗作侧重表现“纸上还乡”的乡土理想和批判精神。这种置身第一现场的生态诗歌,与广东工业诗歌的人性关怀相呼应,把生物伦理、环境伦理与人文关怀融为一体,反映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相结合的切身需求。关注当下的生存经验与生态难题,为广东生态诗歌灌注了饱满的当代感和未来意识。

广东生态诗歌的第二个特点,是以生态意识强化生态诗歌的文体自觉和诗学追求,提升生态诗歌的文学性。生态诗歌与自然题材诗歌和一般诗歌的区别,在于它是生态意识内化于诗意想象的结晶,文体上具有鲜明的生态美学特征,诗学上注重生态整体主义思维和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广东生态诗歌的文学探索也特别注重这种诗学建构与创作实践的结合,“宇航时代生态诗学”和“完整性写作”就是其中的代表。华海早在本世纪初就率先打出“生态诗歌”旗号,逐步建立起以“生命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以“生态诗歌的批判性、体验性和梦想性”为美学特征,以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指向的生态诗学理论构想,出版国内第一部生态诗歌研究专集和国内第一部个人生态诗集,以及《生态诗境》《静福山》《蓝之岛》等富于艺术个性和地域特色的系列生态诗集和诗论集。近期更以《太空岛》等科幻生态诗创作为基础,从生态整体主义视角推进具有未来性和实验性的“宇航时代生态诗学”,为生态诗歌的文体探索继续寻找原创性突破。

 “完整性写作”以世宾、东荡子、黄礼孩、黄金明等为代表,是注重探寻自然、人文与社会生态的“完整性”的理想主义文学书写。从“整体、完整与美”把握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从而建构一个“宽阔、坚定,充满爱和存在感的生命世界”,是完整性写作的宗旨。世宾的长篇诗论《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完整性写作”的诗学原理》,探讨“使人重新回到大地,使人类坚定而美好地活着”这一朴素的“梦想”,如何通过“以人的完整照亮现实”修复破碎的自然和碎片化的世界。他的《天空》《自然之诗》等生态组诗,侧重挖掘自然的社会性,表达生态整体意义上的人文理想与忧思。东荡子的《杜若之歌》《王冠》《灵魂和土地》、黄礼孩的《飞鸟和昆虫》《苔藓》等,注重发现自然尤其是动植物世界的灵性与人性的关联,重建后工业时代自然与社会的血脉联系。黄金明的《大自然的链条》《河岸》等长诗,以气势磅礴而洞幽烛微的哲思书写故土的生态变迁,承接田园山水诗的古老文脉,为当代生态诗歌构筑起富于历史感的文学视野和具有穿透力的文学品质。“完整性写作”对文学的生态维度及其人文性的开掘,扩大了“文学是人学”的内涵。

广东生态诗歌的第三个特点,是实践性或在地化。实践性是生态文学的核心指向,生态文学本质上是生态书写、生态批评、生态实践三位一体的文学。在地化就是生态意识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生态文学以生态书写和生态批评,从创作和理论两翼促进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普及,进而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变革相结合,生态文学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普及方法和实践应用。广东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圈的生态诗歌实践,主要通过倡导、推广、普及、在地化等环节展开。典型的例子是以华海、唐德亮等为代表的粤北生态诗歌群。10多年来,他们的生态文学实践从自发走向自觉、从个体走向集群,接续清远山川地理、历史人文的“地气”,构建生态诗歌的地方性和生态实践的在地化。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他们组织编辑出版多卷本“生态清远文学丛书”和多种全国性的生态诗歌选本,连续多年举办以生态为主题的清远诗歌节和生态文化论坛,精心打造江心岛生态文学文化园区,以“生态清远”为基地,凝聚广东和全国的生态诗人,吸引普通市民和全社会参与,影响力不断扩大。此外,以《大海的神谕——阳江海洋诗选》《找回大海的天赋——中国当代海洋诗选》和湛江海洋诗会等为标志的粤西海洋诗群,以深圳“大鹏生态文学奖”、东莞“森林诗歌节”“观音山生态文学榜”、国际文学与生态文化论坛等为代表的常态化生态文学评奖与推广机制,表明生态诗歌和生态文学已在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圈内开枝散叶,正通过自觉的在地化实践,形成具有鲜明地域和产业特色的实践成果和推广品牌。

总之,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和全球最大城市群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及其生态圈既面临着工业化、都市化带来的环境治理压力,又拥有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此基础上,广东生态文学尤其是生态诗歌在反映当代社会和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在艺术表现的独创性和多样性、在介入生态实践的参与性和在地化,在突破生态诗歌的文体瓶颈和影响圈子化等方面,取得了多样化的宝贵成果,值得我们关注期待和清理阐发。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