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2021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在深圳举行。冯娜的诗集《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获年度诗歌，特发表其致敬辞、感言、专访。

【致敬辞】

借助女性的直觉，冯娜用诗歌发掘人类的共同情感，敞开照亮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意。诗集《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既有其多民族聚居区经验的诗性言说，也有对当代文化与生活谦卑的内省与深度的发掘，兼具对人类命运的执着关注和深情思索，呈现出典雅、深邃、纯粹的诗歌品格。

对于世界孜孜不倦地探索，对人类苦难悲欢具有悲悯意识的观照，使得冯娜的诗歌充满了爱和智性的光芒。

【感言】

“只有风是对诗人的奖赏”

冯娜

感谢花地文学榜、感谢各位评委将沉甸甸的诗歌奖颁给了正走向“不惑”之年的一个诗人。我倾向于把今天这个奖看作是颁给诗歌这一古老而又崭新的文体，是对长期持续写作的诗人们一种满怀期待的注视。

在新的科技和传播媒介不断涌现的今天，过去的言说方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诗歌的传播似乎进入了一个“万花筒”似的奇妙新世界。但人们仍对诗歌寄予了一些最本质的渴望：爱、沟通、理解、信任和良知。无论我们的语言在时代中如何演化，无论我们的技能如何迭代，人类心灵深处的故事与千百年前的祖辈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就在前几天，我请一位家政阿姨帮忙清洁家居，我在网上给学生讲课。讲完课阿姨跟我说她听进去了，她被讲课的内容打动了！那天我讲到苏轼的生命与他的诗文是如何融为一体；也讲到国破家亡之后，一个诗人是如何看待暮雪千山。这就是伟大的诗歌传统给予我们持久的感动：诗歌不仅是在人生际遇中的感怀和喟叹，更是人格完善、自我完成的一种要求。文学也不仅仅是个体的精神事业，它更是通往更广大时空的一种努力。

为此，我也时常反观自身，我所做的微不足道的工作是否配得上我所领受的荣誉；我的德行是否匹配了我的诗歌。茨维塔耶娃曾说，“只有风是对诗人的奖赏”，风声不息，诗歌不尽。

冯娜，1985年出生于云南丽江，白族，中山大学博士生。著有《无数灯火选中的夜》《是什么让海水更蓝》等诗文集、译著十余部，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访谈】

对诗歌和现实的双重误解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看待网络热词的？

冯娜：一个“热词”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大家都在用。所以我们每个人对当下语言的演化都负有一定责任。语言简化的背后是思维的简化，说明我们“顺从”于这种快餐式的文化，导致我们也不愿意深度思考，难以再面对丰富、委婉的语言。

我们应该对这种简便的东西保持警惕。当代诗歌也一直在探索，什么样的现代汉语能够真正表达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

《羊城晚报》：有人说生活在钢筋丛林、格子间的现代人是没有诗意的，甚至认为当下种种现实无法被诗歌所书写。

冯娜：我想这是对诗歌和现实的双重误解。《诗经》所书写和表达的也是当时的现实生活，并非只是农耕时代岁月静好的歌吟。跟古代相比，我们的生活方式、技术手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并不是本质上的改变。

我们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不管哪一代人，我们的心事、情感其实跟过往时代并没有多大区别。

人在“物”中该如何自处

《羊城晚报》：常年在城市生活，您有感觉故乡在慢慢消失吗？

冯娜：今天回到我的故乡丽江，你会看到极度商业化的景象。不仅我的家乡如此，很多地方都存在这个现象。

早在1967年，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景观社会》，论述了一种社会形态，“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也就是“物”的堆积。

我们今天面对的景观就是如此。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消费主义、物质文化崛起的时代，人类该何去何从，人在“物”中该如何自处？

人类创造物质的初衷是为了物为人所用，但是今天你看到的往往是人被物所“役”。有人提出一个词“物质伟力”，我觉得这个词很可怕，就是说物质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一个“伟力”的程度，人在“物”中已经被挤压而坍塌和萎缩。

《羊城晚报》：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是有力量的，伟大的。

冯娜：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之所以伟大，是伸张了人的尊严和价值，肯定了人的创造力和主动性。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审视人的位置。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其实也在不断书写、探索这些东西：人类共同的处境和命运、个体的梦想和困惑……人在世界上如何彰显自己的力量，每代人都不一样，譬如现在很多高新科技领域，也彰显了人强大的创造性。

《羊城晚报》：但是现在信息过载，很多人的注意力也有限，一个诗人走入大众视野总是伴随着各种争议或吸人眼球的话题，比如余秀华等。

冯娜：诗歌写作和诗歌传播本身是两回事。

一个创作者本身并没有义务和责任成为传播者。但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文学作品传播的范围和方式越来越广，我们的读者也是多样化的。诗人和作家难道要直接进入每个传播环节、去面对所有的读者吗？我想大可不必。

余秀华等所引发的争议，其实已经脱离了文学本身，而成为一种文学现象，跟她们的诗歌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

经常有人会提“诗歌要走向大众”。诗歌和文学本身就在书写大众的现实生活、精神世界，何来要走近或离开呢？诗歌和文学就在这里，大众就在其间。

我真正的写作还没有开始

《羊城晚报》：您说您没有影响的焦虑，是因为您的创作已经有了成熟的风格和路径吗？

冯娜：我不这样认为。“影响的焦虑”主要要看是什么样的影响，产生了什么样的焦虑。对于外界施加的影响，有时也可能成为我们创作的动力。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很多作家会有较强的“中年危机”和困境，根本还没形成中年风格或者晚期风格就不再写了，非常遗憾。

我曾和朋友说过，我觉得我前期所有的写作可能只是一个学徒期的准备，我真正的写作还没有开始。

《羊城晚报》：会一直坚持写诗歌吗？除了诗歌之外你还有其他体裁的创作吗？

冯娜：当然会。从事诗歌创作对于个体而言，是对自我的一种拯救，把自己从庸碌的工作和茫然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诗歌和文学很多时候是帮助你认识自己、认识他人、了解世界。能一直做一个诗人，我觉得很幸福也很幸运。

《羊城晚报》：近来有人提出新诗又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转折点，应该走向广阔的社会、现实，拥抱时代，您怎么看？

冯娜：我觉得似乎并不能清晰地界定某个时空。大家都在共享这个时代，我们都是同时代人。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说，“我从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意味着我们的写作必须有所超越。就像今天我们读《诗经》，还是能感到心动和共鸣，我们就是《诗经》在“未来时代的知音”。

一个作家和诗人还是应该把目光投得更远一点，不仅看到我们眼前的事物，更应看到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工作和努力在未来时代会不会有回响，或者说我们能不能为未来时代的读者记录一点什么。

考试是诗歌教育重要的指挥棒

《羊城晚报》：这六七年来您都有从事诗歌教育，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事情？

冯娜：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的诗词教育叫作“诗教”，诗教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君子之德的人物；诗教不仅是审美教育，更是一种人格教育。今天我们的诗歌教育课堂，也不单是讲讲诗歌如何鉴赏、诗歌写作有哪些技巧和方法，它更是关于审美能力培养、人格教育的问题。

中国人的审美教育有待提升。现在时代在进步，人们也有了这种意识和觉悟，也有一些人愿意投入心力积极去从事这些工作。一个民族的审美感受力和创造力，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持续不断地去做这门功课。

《羊城晚报》：现在考试作文都明确规定“诗歌除外”，我们又该如何进行诗歌教育？

冯娜：的确，诗歌教育除了诗人的推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挥棒——教材和考试。这个问题其实也有它的现实困难，一方面因为诗歌的标准很难界定；此外，我们诗歌教育的基础还比较薄弱，无论师生都会有“畏难心理”；为了避免出现各种争议，只好规定“诗歌除外”。

另一方面，考试不考诗歌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学诗歌。当下中小学的课本中，不仅有古诗，也有很多现代诗歌。

（文：《羊城晚报》记者孙磊；图、视频：《羊城晚报》记者林桂炎 王磊 陶奕燃 姜雪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