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疫情期间，遇到了十几年前的工友。我在那个工厂的流水线上过班，她在那家工厂做了十年，直到那家公司倒闭才离开。多年未见的故友重逢，谈起曾经工友的往事与现状，诸多感受涌上心来。我问起她阿香的现状，阿香曾经是我们拉线上的助拉，是工厂流水线上最基层的管理人员，管理拉线上一百多名装配员工。她告诉我，她也不知道阿香去了哪里，只知道阿香离开工厂后，去了长三角，在那边找了一位湖南湘西的老公，后来随老公一起去湘西，在湘西过得不好，想离婚，男的不同意，她后来用锤子伤害了其女儿，被判入狱一年多，出狱后，再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了。

我跟阿香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工作过一年多时间，她上学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太会写，每次去仓库领材料她都会叫上我。十年前，我出版的《女工记》里曾写过一首以阿香为主题的诗歌。十几年后，再知她的情况，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结局会是这样的。在我的记忆里，她是那位风风火火能干的助拉，拉线上几十个工位都十分熟练，想起往昔在工厂里有关于阿香的场景，历历在目，恍若昨天，我感到一阵压抑。我通过很多途径找到了关于阿香伤女的那份法院判决书。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一次又一次地盯着那份判决书发呆，还是不相信阿香伤女的事情，但是它的确摆在了我的眼前。想起十几年前，朋友发给我《女工记》里的另一位工友阿敏的判决书的情形，阿敏从一个工厂女工沦为传销头目被判入狱，而这份关于阿香伤女的判决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将两份判决书放在一起，把自己关在房间半个下午。想起十几年前，我们相识时，曾交流过有关于未来的场景，那时我们离开内陆乡村，到沿海的城市打工，尽管知道工厂里的生活很苦很累，在异乡生活艰辛，但是我们都相信只有到城市的工厂里才能改变我们贫穷的窘境，才能有与呆在乡村不同的人生。那时，我们想着在城市的工厂打上几年工，存上一笔钱，到镇上县城租个门面，开个服装店、杂货店之类，或者找一个好一点的丈夫，它几乎构成了20多年前中国乡村少女背井离乡的理由，但是阿香似乎很少跟我谈论起她的未来。那时，她是流水线上的助拉，我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我们之间，有着一个员工与管理的距离，有着拉线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

很多年前，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沿海的“996”或者“997”的工厂背后，是一个个境况比它们更差更看不到前景的农村为这些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人。她们是乡村少女阿香，也是曾经的阿敏，或者我自己。不堪的现状让年轻的我们有了去城市寻找未来的动力，到广东去打工是我们那一代人最好的选择。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乡村，中国性别歧视依旧十分严重。我记得那些年，我的女性同学失学率与辍学率极高。我很感谢我的母亲，我考上初中后，一些亲戚曾劝过我父母亲，说一个女孩子反正要嫁到别人家，读那么多书干嘛，浪费钱。我的母亲很支持我读书，因为外公家是地主的原因，母亲没有上过学，她却总教育我要读书，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只要我能读书，哪怕她去讨米也会供我上学。幸而有母亲，我没有辍学。后来，我到了南方的工厂，我的工友们几乎都是我的同龄人，一条流水线上，120人左右，有90多个女孩子，她们来自全国各地，能够读完高中的微乎其微，大部分初中便辍学了，还有很多像阿香一样的工友，她们几乎没有读过几年书，我记得这其中有贵州的阿芳，那个十三、四岁便来到工厂流水线的矮小的姑娘，我在《女工记》里也写过她。

那天下午，我读着阿香的判决书，我想起另一个工友卫红，那是2001年，我进了一家玩具厂做流水线工人，装配塑胶超人、奥特曼等玩具，我下铺的工友。在流水线上，她是我的上一个工位，她装配左手臂，我装配右手臂，她告诉我她被人拐卖的经历，她被她的同乡从江西拐卖到福建，在那里生了两个小孩，后来自己找机会逃到了广东，她说着她的经历时是那样地平静，我听来恍若电影一样地惊奇。有一天，我问她，想不想念在福建的小孩，她说，哪能不想呢，但打死她也不会再去福建了，永远不会去了。

2007年，我写《女工记》，跟工友们交流时，都会问到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出来打工，打工是那么辛苦那么累，大家说得最多的，出来总会有希望的，呆在乡下，人生是那样地一望无余。我想起十几年前张彤禾(Leslie T. Chang)的《打工女孩》，她在里面写道，一个流水线工人上升为助拉、拉长、文员便是很大的成功。是的，我自己就是曾经中的一个。那时，在工厂里，我拼命地加班，努力地工作，只想让自己的未来光明一些，那时，我们都是那样地深信，只要努力一些，我们的现状总会改变的。我记得后来，我从工厂的机械操作员升为车间的统计员，我的工友祝贺我的情形，我终于不用一天1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站在机器操作台上，我能在车间里四处走动了。从固定的站着到能在车间里自由地走动，对于流水线工人来说是一种成功。而多年前，我曾经的工友阿香便是从一个固定在卡座上的员工升到能在拉线自由走动的助拉了，这份成功出乎乡村少女阿香的意外，在流水线上算是百里挑一了，一条拉线，120人左右，一个拉长，两个助拉。拉长需要高中文化，这道门槛，阿香是无法跨越过去的，而助拉的职位对于阿香来说，是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跳跃。也许，放在今天，它不值一提，但是在当时，对于阿香或者我们来说，它需要我们拼尽全力才能达到，甚至它已经是阿香们在工厂流水线上的天花板了，阿香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便是这样一个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幸运儿。时代总是不断地朝前走，谁也没有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是我的工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想起阿香和那位曾经被拐卖的工友，我想写一些小说来表达乡村女性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城后的变化，大部分以我曾经的工友为背景。比如《双城记》《深夜去海边》等等，描写了中国乡村女性进城安家后的困窘，当一个进城的打工妹变成了一个在城市安家的城市人，她们面临的新问题。当我写完《双城记》后，我想写另外一些人，如果她们没有能够挤进城市的大门，而只能回到曾经的乡村会如何。我开始写这篇以阿香为背景的小说《杀女》。在五月初，我找出了她的判决书，找出《女工记》里那首写她的诗歌，以及我当时有关于她的手记，我找人拍了一些黄麻岭的那家老式录相带厂的照片，那家录相带厂，我们曾经工作的车间已经被大火烧掉了，只有五幢高大的宿舍楼和分厂的厂房还伫立在那里，想起那些熟悉的场景，想起写《女工记》时，我曾去过的中国乡村，比如江西、湖北、湖南等，太多熟悉的场景与命运，我写得很快，差不多20天写完了这个故事。

写完整个小说，我还沉浸在阿香们的命运中，比如写到阿香被拐时，我想起《女工记》里另外几个被拐的少女，她们有的像阿香一样嫁到吉林的乡村，生儿育女，有的被人拐到色情行业。这些年，我东莞的一些工友陆续加入“让爱回家”等公益组织，比如在双城记里，我曾写到过。我一直假设，如果阿香一直呆在东莞，也许命运不会这样，不会有杀女这样的悲剧发生，但是人生没有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活在一个漂泊不定的年代里，漂来漂去，不知下一站会漂向何处，生活总是无法预知，远方总有我们的希望，我相信从狱中出来的阿香会重新找到希望。

人生不能往回走，但愿时代也不要往回走，如果往回走，一些潜伏的东西会重新出来吞噬着我们。无论是在东莞工厂如鱼得水的阿香，还是嫁到大山中悲剧的阿香，我们都需要往前走。同样，对于田建勇们来说，何尝不是一样，不要走回头路 。

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