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该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在本地一间书店，一本署名艾云的随笔集《退出历史》引起我的关注。封面上的女子鬓发飞扬，笑意盈盈。那时我对这位看上去知性、亲和的女子一无所知。随意翻开一页读来，关于肉身、灵魂、欲望，关于语言的创造与枯竭。字里行间交混着感性的唯美诗意和智性的追问之思。我迫不及待地买了回来。

人与文字的相遇、投契，就是如此奇妙。之后每见艾云的新作，总是关注。此刻，当我抚摸着书架上艾云先后出版的十余本散文随笔著述，心里突然意识到，艾云用心血浇灌的文字已经成为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写作因之被滋养。 

读艾云不同时期的作品，最大的感触是她一直贯穿其中的对严肃事物的迷恋。她喜欢追问，自始至终带着问题去写作。“思想的树在生长过程中很是艰难。一切始于问”。只需看看她那些作品的题目，就可一窥她对问题的迷恋：《人能守住一个永恒吗》《完成之后又怎样》《人可能死于羞愧吗？》《隐喻是怎样进入哲学的》《谁的个人悲伤》《民间在哪里》 ……

思，真正的思，之于一个盛年女人，绝然不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初，艾云从郑州南调广州。北方熟谙的文化语境远去了，语言在偏于务实的南国大都市如何找到栖依之所？日子首先是谋生，是生存。艾云先是在广东旅游出版社工作，尔后在《作品》当副编审。这个视写作为最高信仰的女人，我仿佛看见她在担当着单位和家庭该有的日常责任之余，在思想的旷野里独自艰难跋涉，在语言之中，在对存在的种种追问之中，终日冥思苦想，时而神思恍惚，时而眉头紧蹙，时而双手按住太阳穴。自然，也会于半夜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在纸片上迅速追逮脑海里稍纵即逝的灵光片羽……

艾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一般的女性写作。因为深度迷恋思想，艾云孜孜不倦地“啃”下一卷又一卷的经典之书（艾云喜欢称之为“大书”），内容涉及文学、西方哲学，甚至经济学等。“思想无论如何不会是一个女人的天堂，但她却迷恋思想，这是一种坚定的召唤。”（艾云《退出历史》）那些无分国界的杰出的男人或者女人，她的目光追随着他（她）们，海德格尔、康德、加缪、汉娜·阿伦特、阿赫玛托娃、薇依……大至其宏大的哲学命题，小至他们的日常生存，身为血肉之躯那些毛茸茸的细节。他们充实了她的思想体系，给予她具化的创作灵感。

在持续的追问之中，艾云的创作结出饱满结实的果子：如以汉娜·阿伦特等西方杰出女性为主题的《赴历史之约》（2000年），论述女性主义及文学的《用身体思想》（2003年），以西方视角观照国人生存困境的《玫瑰与石头》（2013年），解读福柯等西方大师哲思的《寻找失踪者》（2013年），对身体的思考与认知的《我的痛苦配不上我》（2014年），把目光转向历史、探索人性幽微的《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2020年）……她的笔下仿若雌雄共体，既有男性般的理性和思辨，但又时时警惕过于形而上的玄虚和枯燥，深具感性唯美的美学自觉。

在思之途，问什么？

在日益变得物质主义的当下，我们很多写作者也在问——问写作的得失、个人的荣辱、获奖的可能。一种充满功利主义的问，给写作者带来的是滋养还是伤害？

“问什么？只能问自身，问这个匮乏、有限、不全的自身。”（《寻找失踪者》）艾云的文字更多地是围绕自我而不是他人展开追问，即使是借他人抛出问题，最后回到的仍然是内心。甚至，我感觉她更多的是在追问中自言自语——关于肉身与灵魂的纠缠、生与死的奥秘，关于原罪、忏悔、救赎……因为对于自身和整体性生活的反省，她的文字不是光滑的，而是带着内心挣扎的痕迹。读她的文字并不见得是轻松的，但一定是足可收获思想和美学体验的。

坦率地说，我是在持续阅读艾云作品的过程中，颠覆了我对散文创作一些固有的成见的。

作为一名散文作者，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人性的幽微复杂只宜盛载在小说的容器里，而散文随笔这个器皿毕竟小了一些。再者，散文写作者，特别是女性写作者笔下大多遵从着公共伦理，写得安全稳妥,却少有对内心的真实剖析。这，自然无可挑剔。只是，这份 “真”是多少经过过滤的，是隐匿了人性的部分真相的。我们还不擅于在作品中直面内心那些晦暗不明的复杂感受。在思之途，我们有意无意地成为艾云笔下的那个“失踪者”。

是艾云，道出了人性中诸多秘而不宣的真相。艾云笔下的人性，不是明晰的道德，而是裹挟着生命的肉身体验，是游走在灰与白之间的幽暗意识。艾云不伪装自己，也不包装自己。她从不回避自身，经由个体生命的体验再去推己及人，让我们看到没有被大词覆盖的人性的复杂性，以及自己隐匿的影踪。艾云的写作，让我看到了散文写作的种种可能性。我突然意识到，之于一个写作者，需要的不仅仅是才气，还有勇气。艾云那心怀悲悯、袒露自我的胸襟和气度，该是我最初爱上她的文字的主要因由吧？！

时常，在她的文字里浸润，我会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创作的问题：

仅凭感觉，仅凭泼墨般的激情从事语言活动，她也许可以闯荡一时，而过后呢？感觉是得靠外部世界的不断经验给予补足才会汲汲不竭，但世事总有匮乏……这样你就必须要寻找到以理性为坚实深厚的立足之地，寻找到新的生命存在形式与方法，否则将会导致才气耗尽，神采涣散。                   

——艾云《论女性批评家》

艾云在《寻找失踪者》的开篇引用过韦伯的一句话：“讨论人类的命运以及洞见人自身，仅有美学的观照远远不够。”她继而补充“求真，就成为相当一部分写作者的内在驱动，包括我本人。可我却又会对语言自身穿越物体介质的美感，有着深深的迷恋”。

这，难道不正是我曾经走过的弯路么？只为美学痴迷，过于执迷外部世界的经验，虽然也意识到理性的坚实深厚，却远远没能深入到它的内核，思想因之总见单薄，创作的颈瓶屡屡难以突破。

艾云又说，女人必须放弃自己仅仅作为一个女人而写作的偏狭。要把自己看成“类的一分子”，有勇气把人类所有的苦痛、沉重、屈辱承受过来。我们，有这样的勇气么？如果不是长年的思想训练和经由“大书”的浸润，艾云会有如此清醒的自我定位么？作为“类的一分子”，艾云在作品中携带强大的精神体量，视域开阔，那是个人超拔到人类普遍性的设身处地的写作。

说了那么多，可能有些偏离作为作家的艾云了。

艾云坚实深厚的理性，如果没有感性文字作为引领，那艾云可能就只是思想者艾云而不是作家艾云了。她那些糅合了思想随笔和艺术散文气质的文字，写得灵动、丰饶而诗性。且看如下一段文字：

她（蒋韵）喜欢清爽。那是飞过青灰色瓦房的一群鸽子，久久地盘旋在一棵树，一棵孤独之树。风吹来的时候，就起了浓浓密密的心事和感伤。这其实是英国女作家的感受。在约克郡塬上，在压抑而光线黯淡的房子，有那苍白又坚毅的脸。勃朗特姐妹在呼啸的风雨和悬崖，去采撷石南花，去寻觅一个生生死死的情感承诺。不向往伦敦都会目色眩迷的缛华，也不羡慕物质主义世界中女人美服佳肴的斑斓，只是静静的石南花，开在崖上，伴着孤独的树。那叫栎树。

                              　　　——《蒋韵：美丽风中之树》

一篇谈及蒋韵其文其人的文字，想象飞扬优美，全然没有一般评论文字的乏味。记得早年读到艾云的《细读繁漪》，就惊讶于她极强的呈现能力。有谁不知道曹禺笔下这个悲剧性人物呢？却少见有如此饱满结实的文字把繁漪的幽微复杂解读得这般透彻细微。又如她最新出版的《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以及她近年刊发的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大散文，她都善于唤醒细节，虚构的场景和史料的佐证相互揉合，又因作者情感和思考的深度契入，让作品变得鲜活灵动，厚重大气。

写到这里，我想说说艾云出版于2016年的《我的痛苦配不上我》。如果说艾云之前的文字随处闪烁着思想光芒，写得华美俊秀，这本书却是回归到朴素和家常，带着熨帖人心的真切和诚挚。

我相信，这是艾云多年来对于肉身持续思考的结果。在写作之途，她目睹疼痛和疾病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把她所欣赏的友人拽入死亡的幽谷。一个残破的肉身，如何支撑起精神的追问？艾云透过她的成长经历，为自己以及苏珊·桑塔格、鲁萌等知识女性写下对身体的认知：“身体属于个人，又不仅仅属于个人。因为当我们在昏聩中迷失时，个人的悲伤将衍化成民族的痼疾。”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自我警醒，艾云才有着强烈的自我呵护意识，为自身，也为语言。

读过好些关于艾云的评论文字，人们每每在盛赞艾云作品的同时，总不忘赞美她出场时的光彩照人。那是作为风景而不仅仅是作为著作的艾云。笔下有着男性般的理性思维的她，生活中其实更具作为魅力女性生动的气息。每次见她，总是风姿绰约，那些冥思苦想的日夜不掩她出场时的顾盼生辉。蓬松的卷发，环佩叮当作响，鲜艳的大围巾在肩上拽出妩媚的女性风情。重要的是，她那富有光泽的脸庞充溢着丰沛的精气神，有着拔擢污泥之上的出尘气质。身体在日常的重负之下不仅没有颓势迹象，反倒更显健康明媚。如此奇迹，相信每个认识她的人都心生好奇，渴望解密。

如此，诚挚的艾云敞开她的书写，字里行间弥漫着熨帖人心的真切和温暖。她在文字里书写，也在生活中书写。艾云并不只是活在追问之中，同时也是心怀大爱，真心渴望身边每个人都过得好的女子。每每有机会相见，交流文学的话题之余，她总会关注你的气色，给你各种呵护自身的具体建议。如果说，我们追逮不了艾云的思想和才华，但在艾云的文字里领略与身体有关的朴素的真相，何尝不是一种切身的福泽？

艾云来自我们中间。她懂得肉身潜藏的欲望和语言的秘密，也深谙身体作为疾病滋生之地的警醒。她有对时间真实的恐惧以及挣扎。她和我们一样热爱美好的物质生活。她因阅读而丰富，因追问而深刻，因写作而强大，因深谙时间的有限性从而获得时间的恩宠，在成为著作的同时，也成就为一道为我们所称羡的美好的风景。

艾云说，身心都明媚的女人才能给世界以鼓励。

（刊发于《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