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红长篇小说《上学谣》、吴岩长篇科幻小说《中国轨道号》同时获得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数量与北京、江苏、山东并列全国第一。首次有两位作家、两部作品一同获奖，对广东儿童文学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可以说，两位作家一个代表了传统儿童文学创作创新的突破，另一个则代表了科幻儿童文学创作的无限可能性。

《上学谣》是一部聚焦现实和彰显时代意义的作品。小说的蓝本是壮族村寨某失独老人在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扶助下培养孙子上大学的事迹。小说中，壮族少年火龙从小失母，继而失父，和奶奶水仙阿嬷一起生活。对于他的身世，水仙阿嬷总以传说比拟，族人也同守秘密，体现出历史悠久神话丰富的壮族人神秘的生命意识。在政府出资和乡民共同呵护下，火龙长大完成学业后反哺乡里。得益于国家政策，壮乡人民守望相助，在政府帮助下实现了脱贫梦想。在少年成长蜕变故事的讲述中，作家尽情描绘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决策和历史轨迹的时代图景，借由文字渲染出一幅壮族人民民俗风物与历史神话相融汇的美丽画卷，从创作伊始就体现出一个成熟作家的气魄和雄心。

儿童文学作品往往在奇幻和灵性方面展示出不同于成人文学的艺术和情感魅力。以少数民族为描写对象而又如此贴近时代和生活的优秀现实题材儿童文学作品，的确是不多见的。胡永红在这部作品中成功地展示了她在主题性创作与小说艺术追求之间的平衡和驾驭能力。多视角的叙事手法是胡永红故事讲述中的成功尝试。“我是黑狗。”“我是雷公。”“我是水牛。”……这些叙事身份在读者眼前跳动时，我们不禁联想到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那部叙事复杂，探索生命、艺术与存在、信仰的冲突的著名作品《我的名字叫红》。但复杂诡异和悬疑并不是胡永红的追求，相反，她要构建的是一个万物有灵、既神秘又透明的世界，并且一定是与现实逻辑一致的世界。斗笠、荷花、雨伞、溪流、葫芦、小鸟、芭蕉……第一人称叙事，多元角色叙事，所有存在物和亲历者都在讲述它们各自的故事，它们所见所感的有关主人公的故事。这些讲述互相衔接和交织，构成火龙和水仙阿嬷浑然一体的真实完整的生活世界。

对于这种叙事手法的运用，作家保持了一定的警醒。在篇首《题记/我是故事》中，她借用物化的“故事”的讲述，表达了自己的审慎和思考：“你们都来讲述的话，会很乱的。”“这会是一本新奇的书，是故事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作家在拓展儿童文学叙事空间的同时，找到了自己艺术突破的兴奋点，读者也因为叙事文体的陌生感对作品的艺术价值有了新收获。

特别值得褒赞的是，无论是此前的《我的影子在奔跑》《瑞喜爱小白》，还是如今这部《上学谣》，胡永红的作品里一直充溢着对自闭症孩子、问题孩子、失孤孩子的关注、关爱。含泪微笑，于生活感受的交流中察看存在，于不幸中求得期待，于忧伤中滋生温情，形成胡永红作品特有的治愈力量。

吴岩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科幻作者和研究者之一，从事科幻理论研究和创作数十年，在国内首创科幻文学课程，是世界科幻文学领域的重磅奖项“克拉里森奖”的首位华人得主。

《中国轨道号》故事从1972年春天开始。中国空军部队的一个装备研究所接到中央军委紧急命令，要在两年内把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中国轨道号”送上太空，研究所大院的孩子和大人一起知悉了这个秘密。小说以孩子的视角叙事，展现了中国航天技术在特殊时代的发展和国家创新能力上升的过程图景。小说的核心命题是国家航空科技的自主创新，“中国轨道”即是说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非常契合大时代语境。小说语言平实，但充满了情感。

科幻文学是面向未来的文学。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未来的想象和未来世界的建构，成为科幻文学最重要的方面。在《中国轨道号》中，作家把真实的历史和想象的未来进行叠加，这种创作方法正对日益兴盛的科幻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吴岩本人也曾在他早些年发表的《科幻未来主义的状态或宣言》中，阐明其创作原则要旨，包括为未来写作、感受大于推理、思想和境界的无边性、创造力是最终旨归等。与此同时，另一位科幻作家、曾凭借《终极失控》获得第六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奖银奖的萧星寒，也在文章中从科技观、未来观、宇宙观和读者意识、文体意识、创新意识等方面，对科幻未来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和阐释。

两位作家、两部作品同时获全国大奖，也让人看到广东儿童文学发展迈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一方面，省作家协会大力推进儿童文学创作，尤其在近两三年来，强化了儿童文学精品创作的谋划、布局和推介，《少男少女》杂志探索转型为纯儿童文学期刊，建设广东儿童文学重要发表阵地。另一方面，经年持久发展的儿童文学粤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特别是深圳儿童文学创作发展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深圳儿童文学作家群体被称为“相对于北京、上海的全国第二方阵”（中国作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儿委会主任束沛德语），并有望迅速超越、加入第一方阵。从郁秀《花季雨季》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开始，2013年陈诗哥获第九届奖，吴岩获第十一届奖，深圳儿童文学作家为广东文坛不断带来惊喜收获。

深圳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探索和对自我文学世界的构建意识，一直是强烈而鲜明的。陈诗哥的《童话之书》以童话故事的方式讲童话理论，被称为“少见的奇书”。他的新作《一个迷路时才遇见的国家和一群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将诗性、哲学、故事融为一体，一方面能超脱人们日常的见识，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人类的感性体验，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语）其他作家如郝周的创作立足于自身的生活积累和感悟，袁博的动物小说写出物种之间的关联，并力求将地域色彩和人类历史的纵深紧密联系，吴依薇专注于青春伤痕和校园成长，无不特色鲜明，令人眼前一亮。

客观说来，当我们看到儿童文学成为粤军异军突起的重要一极，看到作家勤于自省、致力于对故事世界和氛围营造的同时，也看到广东儿童文学研究方面仍相对薄弱，部分作品中呈现出的文学观点还较为陈旧。在某些层面上，儿童文学仍然被等同于“幼稚”和“单纯”，部分作品中对成长的理解仍然是单向度的，一些评论止步于故事内容的介绍和对作家的浅层次表彰，而对童年书写的简单、失真以及创作上的同质化等问题较为疏忽。虽然有专家提出了“儿童本位”“现代意识”等主张，但儿童的主体性研究尚未对创作形成有效引导。儿童文学创作亟待以美和善的价值、伦理诉求的趋同来打通儿童与成人世界，积极回应时代和童年的呼唤，构建与新时代精神高度和思想境界相一致的批评话语体系，以批评的说服力、影响力来促进和提升作品的艺术价值，在这些方面，广东儿童文学评论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作者系文学创作一级、广东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