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中新中国精神的演变历程

新中国精神与新中国文学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共同影响并限定了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念与精神走向。这种互动不仅集中反映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表现出文学反映时代与现实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在深层次上传承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和传统。我们将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的演变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考察不同时期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并由此呈现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生成的内在关联。需要预先说明的是，这里对不同历史阶段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的概括，着眼于每个时代的主要精神特征，并不代表某种精神只属于某个特定时代。

（一）1949—1976年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

这段时期，“十七年文学经典”是呈现新中国精神的重要感性载体。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爱国主义精神。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取得摧枯拉朽的压倒性优势，不仅仅在于军事力量的由弱到强、由小到大，更重要的是民心向背所带来的精神凝聚力。20世纪惊心动魄的革命战争史，特别是30年代以来在延安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延安精神，为新中国文学早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创作题材、创作动力。

2.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此，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工业体系建设，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具体呈现了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图景，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带领下参与社会变革，以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尊严感、自豪感。

3.民族团结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民族团结对新中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增强有着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新中国文艺的繁荣，在题材上体现为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创作上的勃兴，在地理上则体现为不同民族的文学创作的丰富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整理出版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英雄史诗作为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代代相传，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表达了少数民族人民想象与向往美好生活的共同诉求。对这些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呈现了新中国多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

（二）1977—1991年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引发的大讨论，开启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界的反响，表现为对人性问题、人的价值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的探讨和争论。而新时期文学创作既振奋抚慰了民众的精神，同时又重新凝聚起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动力。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精神。

1.反思精神。“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重新接续五四精神，以新的热情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以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开端，到卢新华的《伤痕》、宗璞的《我是谁》、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这些作品既符合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治和民众情感的双重需求，同时也是对“人的文学”、人道主义精神的积极呼应。

2.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国家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参与到新的社会变革中。但是，任何社会转型都是艰难的。因此，改革开放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层面的变革，但是要真正深入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就必须落实到思想以及文化观念的改变上。“改革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新星》等，整体上表现了人们积极投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变革以及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3.与时俱进精神。与时俱进，就是要克服一切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保守观念和心态，在社会改革实践中摆脱陈腐的教条、僵化的模式、落后的观念。这归根到底是要保持与时代同频共振，把握时代变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开拓创新。这一时期国家实践与文学改革共同推进，而文学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对旧有的审美惯性、审美定势的突破上。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各种文学思潮的演变，是新时期作家重新接续五四新文化传统，进而在与国外文学的对话交流中迸发出的文学创造。

（三）1992—2012年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

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主要表现为多元共融精神。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崛起和媒介变革，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多元的文化生态。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的丰富与拓展，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多元共融”文化生态的形成。

多元化趋势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紧密相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逐渐开始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最早对市场化浪潮进行反思的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分子。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整体上呈现了知识分子对被物质消费所包围的精神危机的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满足了民众的物质需求，同时，大众文化的兴起满足了民众的精神生活。通俗文学、大众读物、流行歌曲、影视剧等构成了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面向。

（四）2013年以来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

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主要表现为人民创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新时期以来所确立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被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时代，文学事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应纳入人民创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构建中来理解。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也需要伟大的文学来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场推动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的“史诗”实践。在这伟大的社会实践中，“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

二、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的互动生成逻辑

新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一般需经过“文学制度—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三个环节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辩证发展过程。

第一，新中国精神需要经历一个审美转换过程，也即将精神落实到具体的文学生产机制的运作中。用审美转换来指称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的有机联系，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总是受到国家意志的规约和限制，需要在新的时代精神状况中调整自身的应对方式和运作方式。新中国文学总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调整自身的姿态，逐渐确立新的存在方式并生成新的文学经典。以这种动态发展、辩证的眼光考察新中国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可以更好地探索文学经典的形成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意志、作家群体和人民群众三者之间构成一种互动关系，并体现在文学机构、文学政策、评奖机制、传播机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等多重因素复杂交织的网络之中。

第二，新中国精神需要文学提供审美感召力。政治审美是国家意志楔入个体情感结构的重要手段，国家意志往往通过“文学”的形式，以感性形象召唤民众。“政治作为人的一种生存向度，也是情感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在其中投入了人的诸多感性力量，包含着人的激情、想象、生命意志乃至性情气质。”人的审美感性是政治实践的重要依凭对象，而政治美学实践往往需付诸一系列符号、话语、仪式等感性形式，并以此影响人的情感。那么，国家意志如何通过文学制度实现“政治美学”转化，对作家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进行规约并潜移默化地影响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也就成为揭示新中国文学经典生成的关键性问题。

第三，新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离不开理论批评话语的介入和阐释。1949年以来，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形成，到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等各种文学观念、文学思潮的演变和更替，有的是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有的则是文学内部为寻求新的观念突破而引起的自发性变革。在不同时期，判定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而且评价标准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到理论批评话语的支配和影响。

三、营造未来文学经典的良性生成机制

从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看，未来新中国文学的实践还需要更为细致的思路与方案。新中国文学70年的历史，也可以为营造未来文学经典的良性生成机制提供不同面向的启示。

（一）重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重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需要建立一种历史整体性观念。这十分紧密地关联着在消费主义的去政治化潮流下历史传统和革命记忆的重建，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关联着当代中国民众的国家情感认同和文化自信。然而，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历史整体性建构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化浪潮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打破了原有的稳固的社会和血缘关系，当代大众面临着一种“原子化”的个体生存状态。尽管如此，任何社会个体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时代而存在。当前个体所处的状况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个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已经被深深地卷入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关系和生产关系中。尤其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使得任何国际性重大事件，都能够迅速引起中国民众的心理情感反应。在这一时代状况下，文艺工作者应努力发挥能动性，强化文学的现实品格，积极地适应时代与现实的需要，发掘和呈现中国实践所蕴含的广阔生活场景和丰富中国经验。

（二）根据时代发展调整对“人民”内涵的理解

以人民为历史的创造者，赋予人民以主体性，在新中国70年历史进程中是始终坚持的。在文学层面，“以人民为中心”也一直是当代文学最为根本的创作立场和价值原则。但是，“人民”更为具体的内涵则需要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提出文学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基本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主体性的文学呈现尤其体现在新中国文学对革命战士、农民、工人成长历程的叙述上，通过塑造中国优秀党员、军人、工人、农民等先进形象，传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等精神。

（三）平衡文学批评的“自主性”和“中介性”

新中国文学经典的确立，不仅与文学思潮的兴替和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而且与理论批评话语紧密相连。理论批评话语为文学变革提供了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上的支撑。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到新时期以来通过译介而引进的大量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使文学批评的方法得到丰富而多元的发展，但也导致当代文学批评方法呈现出某种复杂的矛盾性——文学批评既可以促进经典的形成，同时也可以不断解构经典以及经典形成的话语机制。文学批评方法的这种矛盾性也导致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阐释文学的过程中，如何平衡“自主性”和“中介性”，成为文学批评在确立其功能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新时代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需要落实到个体层面的文学创造

新中国精神在新时代的发展需要新的文学经典、新的艺术感召形式。问题在于，当代文学创作者应该如何回应时代召唤？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如何发挥文学的政治和审美潜能，借助审美的力量重新连接不同个体之间的情感纽带，实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构建社会普遍的、共同的价值的诉求，也就成为文学在当代的重要目标。在这方面，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的互动经验成为新时代文学创作可以借鉴的重要资源。

此外，文学如今也面临着如何整合不同精神资源的难题。在重新整合不同的文化精神资源的问题上，文学创作者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新时代文学艺术的创新必然要诉诸创作者的创造性本能，需要他们从历史的、时代的精神中重新构造出新的感性意象，呈现人民创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在全球化和世界性维度中表达新的中国经验，在空间和时间层面实现广泛而普遍的审美效应，创造出不辜负时代与人民的经典文学作品。而文学理论及批评应该积极介入文学创作实践，促进新时代文学经典的生成。这是对文学“当代性”问题的一种开放式的甚至偏向理想化的回答，但归根到底，新时代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最终需要诉诸既立足社会现实又深具审美感召力的文学创造。

（作者单位：蒋述卓，暨南大学文学院；李石，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