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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世昭 | 文艺理论建构的本土化实践

——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论略

更新时间:2021-08-26 作者:伍世昭来源:《当代文坛》

摘 要

蒋述卓倡导的第三种批评——文化诗学批评是1990年代中国文艺批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文艺批评阐释系统。在倡导和研究过程中,蒋述卓逐步建构起包括概念定义、建构取径、价值基点、理论基础等在内的相互关联的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框架。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的实践品格源自其对文艺创作的实际批评,而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出发创造中国的理论话语,是他文化诗学批评的内在动力和终极诉求。

关键词   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文艺理论;本土化


蒋述卓倡导的第三种批评——文化诗学批评是1990年代中国文艺批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文艺批评阐释系统。所谓“第三种批评”,在他那里,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和戏仿后现代主义文化或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而言的,实际上就是基于对后二者的不满而提出来的。其文化诗学批评的倡导与实践从他1995年发表《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一文至今,已近三十年,其理论建构、批评实践、诗学诉求之价值蕴藏及问题,都极有必要加以检视和总结。

一 理论自觉

关于“文化诗学批评”的提倡,蒋述卓曾在《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后记”中说:“我对‘文化诗学’研究的构想最早在1995年。当时只是针对开辟文学批评的新径而提出来的。此事的最初动因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1995年初在北京西山召开的‘世纪之交文学批评的发展路向’。当时,许明、程文超、吴炫、谭湘、金岱与我在会下的一个晚上聊天,其实聊的都是文学批评界的事。围绕着文学批评的发展问题,由许明挑头,提出要提倡‘第三种批评’,以区别于当时的先锋派批评和社会学批评……于是就有了我那篇文章《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这段话常常引起读者的误解,以为“文化诗学批评”的提出不过是一时起意,实出偶然。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早在这一概念提出的前一年,他就在《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中提出了“文学史的文化学研究”的构想,其中的一些说法与后来的观点还相当一致。可以说其文化诗学批评的倡导是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考察中开始的。

然则,其理论建构由自发到自觉还是在发表《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从而“理解了自己活动的意义”之后,其标志应该就是1996年在《广州文艺》召开的“文化批评”专题研讨会上对“第三种批评”的“进一步阐发”和文艺学“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学科方向的设置。在“文化批评”专题研讨会上,众多学者撰文发表了各自的高见,蒋述卓的进一步阐发则使“文化诗学批评”的内涵更为明晰:“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基点是文化关怀与人文关怀……文化诗学批评的审美特性在于它的诗意描述与感悟性批评……作为第三种批评,它更强调批评家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眼光。”这一阐发以《文化诗学批评:第三种批评的设想》为题发表于《广州文艺》1997年第3期。

1996年上半年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方向“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设置和“文艺文化学”等课程的开设,则将文化诗学批评的研究正式纳入文艺学专业研究范围。经过三年摸索,1999年他开始有意识地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就文化诗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范例问题做有关批评家个案的研究,并于2001年领衔以“文化诗学:文学批评的跨文化视野与现代性进程”为题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获立项。该项目以个案研究为主,涉及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王元化、巴赫金、韦勒克、诺斯洛普·弗莱、海登·怀特、厄尔·迈纳、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中西十二位批评家,旨在揭示文化诗学的方法论,为文化诗学理论的建构提供学理基础。项目最终研究成果于2005年以《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为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艺学学科方向“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设置的另一个成果是由他主编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一套六本)的出版。丛书所着意的更多在广义的文化研究,为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支持。

21世纪以来,蒋述卓的文化诗学本土化研究进一步深化,转入消费时代的文艺学与城市文学(诗学)研究,先后发表《城市文学:21世纪文学空间的新展望》《城市与文学关系初探》《论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消费时代文艺学的自身调整与建构》《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功能与原则》等论文。这些论文面对中国问题发言,立足当前的社会现实语境,以文化(诗学)研究的本土化为终极诉求所取得的系列成果,对于中国当代诗学话语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倡导和研究过程中,蒋述卓逐步建构起包括概念定义、建构取径、价值基点、理论基础等在内的相互关联的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框架。

关于文化诗学批评的定义,蒋述卓在多篇(部)论著中论及。概括起来,可作如下表述: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文化阐释与美学分析相结合,通过文化对话建立起来的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并以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为价值基点的新的文学阐释系统。作为一种新的文学阐释系统,文化诗学批评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规定:一是文化批评,二是诗学批评。文化批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批评之入思与取义在于从文学的角度考察文化,把文学当成理解文化的手段;广义的文化批评之入思与取义在于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把文学当成目的。在比较狭义与广义的文化批评的异趣之后,蒋述卓将自己的文化诗学批评作了如下定位:把各种文学、诗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与历史语境中,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考察和透视文学与诗学现象,以达成对文学与诗学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理解。诗学批评强调的则是文学批评的审美性,因为文化诗学批评涉及的对象还是文学,故而离不开文学文本的审美分析。文化诗学批评就是要求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保持其审美性,把“文化阐释与美学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文化批评与诗学批评的有机统一。

文化诗学批评的价值基点是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文化关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作品表现出来的文化哲学观,即分析它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文化观和文化思想;二是把作品描绘的社会心态、人物命运与心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去分析,揭示出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心态。人文关怀的重点则在人格建设。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要看它的“基调、价值取向是否有利于现代文化人格的培养和建设”。同样地,文艺学的发展也应在培养现代人格方面有所作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其前提是文艺学自身的发展需具备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包括文艺学自身的科学化、现代审美意识的确立、人文精神的烛照等。

文化诗学批评阐释系统建构的取径是文化对话。其中最重要的是古今对话和中西对话。古今对话是指文化传统与当代文艺评论(理论)的对话,可分为三个层面:在文化立场层面,两者的对话必须建立在整体性的文化视野上,挖掘文化传统的永恒价值;在学理方法层面,从继承古代文论的精神与思维方式出发,处理好文论建设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创造出既有现代思维高度、又具有民族性的当代文论形态;在具体的批评实践层面,应侧重强调文化传统的价值实现。中西对话的目的是中西融合,这是文化诗学阐释系统获得普适性,中国文学批评融入世界文学理论的前提。中西融合强调的则是在借鉴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时需化入中国文化语境,融入中国经验。在这种对话与融合过程中,本土经验、当代语境和西方理论资源几个要素都是缺一不可的。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深入理解,是文化诗学批评提出与建构的思想基础。在蒋述卓那里,文化与文学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文化作为文学的本源、传统、背景与环境而存在,文学与文化整体之间则有着相同或类似的信息;文化为文学研究设置背景,实际上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观察视野,促使文学研究产生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新的方法,让文学研究在包容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具有超意识形态性,从而涉及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信息与意义的载体,呈现或折射出文化的色彩,文学主题、形象、语言、风格等不可避免地都要表现出文化的内涵;文化观念引进到文学研究中来,可形成对文学文本的文化透视与文化提升,文学在这里既可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既呈现出“自律”又可表现为“他律”,甚至还影响与制约着文学叙事方式,如屈原《离骚》的表达方式与楚文化、《红楼梦》 的叙述方式与佛道文化的紧密联系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来自这一基础的支撑,其文化诗学批评才获得立足与延展的根基。

二 实践品格

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的实践品格源自其对文艺创作的实际批评,其实际批评乃是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在实践层面上的应用和展开。其实际批评的开篇之作应该是1994年发表于《岭南文报》的《走进岭南——论广东文学的文化走向及其评价》一文。在广东评论界频繁呼喊广东文学“走出岭南”之时,该文却从文化的视角一反常态地提出了“走进岭南”的口号,认为只有“走进岭南”,才能更好地“树立岭南”。这一口号的提出,乃基于作者对岭南文学特殊价值——“现代性”的深刻体认。在他看来,岭南文学这种现代性是“植根于岭南这一文化转型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在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中,它将会创造出一套新的文化语境”。因此,他提出应站在一种历史的高度“肯定它在文化转型时期的开拓作用与重要地位”。该文写于“文化诗学批评”倡导的前一年,与“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酝酿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此开启了蒋述卓实际批评的新的文化诗学批评范式。

从文化碰撞与比较角度切入文学创作的讨论,是蒋述卓实际批评的显明特色。《异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结晶——广东近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评述》聚焦于“新移民作家群”,从内地与广东两种文化碰撞的角度观察广东文学,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有着意想不到的发现。文章认为,在新移民作家的笔下,漂泊无依的感伤与无奈、迁徙后的焦灼与艰辛以及强烈的情感需求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但另一方面,在他们作品的“叙述的肌理之中”,读者却可以感受到创作主体极为深厚的情感基质——那正是一种无人可以剥夺的恋乡之情,是终身也走不出的乡愁。而正因为如此,移民作家才拥有任何一个本土作家所不可替代的优势,那就是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带来的丰沛的叙事资源和广阔的叙事前景。

比起中国大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比较,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跨文化碰撞与比较得到了蒋述卓更多的关注。他从华文行走文学、欧华文学中欧洲游记散文和日华文学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取向,那就是其创作主体由于同时拥有中西文化背景而不经意地从文化比较的角度书写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碰撞与交流。如旅美作家陈之藩的散文《旅美小简》中涉及的中美学生衣着的不同而引起的对成功哲学的思考与比较,旅欧作家余泽民的散文《画乳添乳》基于比较文化视野探讨中国与欧洲建筑文化的差异与特征,旅日作家唐辛子的传记文学《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和徐曼的长篇小说《东京那边女人的故事》则在中日文化交融中塑造女性形象等等。

这种文化碰撞与交流不仅带来了文化的启悟,也引发了审美的愉悦。《细看和风入文来——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中看日华文学》对居日作家林祁散文《“樱前线”》所涉及的文化碰撞中的“误读”现象作了分析:“樱前线”不过是日本人赏樱的著名景点,但作者宁愿把其中的“前线”二字理解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烽烟滚滚”和“火药味”,但这种误读却恰好写出了樱花的壮观灿烂和日本赏樱文化的“浓烈”。《论欧华文学中欧洲游记散文的文化视野与诗意抒写》则就丹麦华裔作家池元莲散文中所描述的“文化休克”现象作了解读:“所谓‘文化休克’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发生了碰撞,形成巨大的文化差异,从而促使人们去思考,并领略文化差异带来的情趣和美感。”在蒋述卓看来,无论是对文化“误读”的书写,还是对“文化休克”的描述,都会给读者带来诗意的审美。

作为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在实践层面上的应用和展开,蒋述卓的批评实践总是将文化阐释与审美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论洛夫中、后期诗歌的禅意走向及其实验意义》可谓这方面的标志性文本。该文在对洛夫中后期诗作的禅意——生死观、时间观、“真我”观、语言观做种种阐释之后,水到渠成地来到了美学的评价,指出洛夫读禅、用禅虽然也用以传达他对人生、历史、时间的理解,但更重要的是以禅的思维方式和技法去改造、融会超现实主义,创造一种超现实主义与禅相结合的诗歌创作方式。文章围绕洛夫的“实验”着重考察了其诗作的意境创造和语言策略两个问题。认为洛夫追求的纯诗,实际上就是追求一种有古典意境或禅境的诗,其基本方式是获得一种静观的思维方式,打破因果律,以造成诗境的空白与超越性;其语言方面的“实验”则主要体现在洛夫对“矛盾语”和“半自动语言”的运用上——在可解与不可解和破坏与重组之间达到一种本质上的和谐和“禅机”的启迪。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这里的文化阐释与美学分析绝非相互割裂的两张皮,而是基于禅思与诗艺内在联系的整体。所谓文化诗学批评,注重的就正是文化与审美的互摄契合。

三 本土化诉求

所谓“本土化”,简言之,即是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出发创造中国的理论话语。这是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的内在动力和终极诉求。作为一个“过程”,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进程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开始。近三十年来,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进程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扩大,还是在研究方法的多元拓建上,对于文学研究和学科发展都具有巨大促进作用,而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相互碰撞则给后者带来了巨大的理论活力。但本土化进程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比如:文化研究的对象太大太泛;对于西方资源的迷恋使文化研究掉入理论的陷阱,成为一种单纯的理论话语游戏;不顾中国国情,简单地将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相联系,将两者混为一谈;缺乏对中国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分析与诠释,导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文化现象、本土经验的割裂等。

基于上述本土化进程中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蒋述卓设定了自己的本土化构想,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分析中国自身文化问题为基点,以西方文化理论为参照,对本土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和阐释,建设具有本土特性的文化研究和文艺理论。围绕这一构想,蒋述卓进一步提出了避免陷入两个“陷阱”、遵循三个原则的本土化方略。两个“陷阱”是指“理论陷阱”和“政治化陷阱”。避免“理论陷阱”是说在面对中国问题时,不能套用西方理论,将中国问题当作西方理论的诠释,而只能当作一种参照。避免“政治化的陷阱”则指不将文化研究问题政治化,而“回到就问题分析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来”,以深化对问题的研讨。三个原则分别是价值重构原则、文化生态平衡原则和审美原则。价值重构原则既包括对大众文化价值所做的重构和引导,也包括对核心价值观和大众文化相互转化与有机融合的关注与推进;文化生态平衡原则是指文化研究者应致力于多种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警惕文化生态的恶化,对文化生态的不正常现象给予批评与引导”;审美原则指文化研究者对各种文化形态作审美的分析与评价。

在上述构想中,最重要的应该是面对中国问题发言,蒋述卓将此视为本土化的“基点”。他曾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语境”作了具体的概括:“随着我国城市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日常生活审美化’基本成为当前社会的一种普遍景观,文艺市场化使得文学、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进一步看,随着科技媒介的高速发展,电脑、手机逐渐普及,互联网时代涌现出来的微博、微信把我们带入了‘日常生活数字化’时代。”而“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日常生活数字化”则又带来了审美趣味的扩大、审美标准的民主化和表达方式的碎片化。

蒋述卓对消费时代文艺学、城市文学(诗学)的关注与研究就是针对这一现实语境所做的本土化努力。其对消费时代文艺学建构的探讨始于其为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所做的辩护。与众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流露出担忧不同的是,蒋述卓更多地肯定了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看,文学艺术的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流通着财富,它也会生产和流通着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从传播学角度看,文学艺术作为商品交换流通量越大,其意义的影响面也越大,其社会的效益也会越大,它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会得以放大。”与此同时,蒋述卓还进一步考察了消费时代艺术与市场的张力关系。在他那里,艺术与市场的关系尽管错综复杂,但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艺术与市场相互需要:市场给艺术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可以为艺术的发展和传播提供渠道与平台;同时市场通过资本运作使艺术的精神价值转换成物质财富,通过文化消费刺激内部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其次,艺术与市场矛盾冲突:市场的商业属性容易使艺术生产走向庸俗化、功利化;艺术本身应该承载的审美、思考、批判、引导等价值功效就容易受到挤压和悬置。在肯定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厘清艺术与市场张力关系的基础上,蒋述卓提出了文艺学的调整与建构策略:第一,应澄清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情感的产物、思想的传达、具有审美娱乐功能等基本问题;第二,需弄清文类内部的变化,如研究中国叙事文类的独特性等;第三,要尊重消费文化时代新的与西方区别的中国经验,具体研究中国的真实问题;第四,调整观察视角,如从生产的视点观察文艺现象,对文学作品的产生、消费与流通过程进行把握;第五,坚持文学的批判、拯救与超越功能,在消费社会中为人类社会提供强烈的人文关怀。

城市文学(诗学)是蒋述卓文艺批评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他关注的重点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学,而是19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城市文学,或者说是中国消费时代的城市文学。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学与城市化进程、市民社会的形成、城市文化工业、城市审美风尚以及城市审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化进程及其所引发的城市文化变迁不仅推动了城市文学的发展,拓展了文学现代性的表现空间,使文学在人性的探索上能够达到其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极大地塑造了后者的精神风貌。其消费性、世俗化、功利性、大众性、流行性、开放性、类型化、碎片化等等,无不在后者的书写中得到呈示、汲取并从而构筑成自己的精神气质和审美趣味。可以说,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同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在其城市文学研究专著《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得到了集中探讨:“无论是显在的城市审美风尚,还是深层的城市审美意识,其存在的形态都是极其多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它们的变幻多姿、流光溢彩,构成了绚烂的城市画卷。而这一城市画卷无疑在艺术,特别是在城市文学中展现得至为鲜明突出。”该著以当代城市文化、城市审美风尚和城市审美意识形态的论述为引领而展开的对城市文学和城市电影的考察,无疑是开创性的。在城市文学研究过程中,蒋述卓逐渐酝酿并首提“城市诗学”的概念:“未来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核心,无疑仍然是城市文学理论的建构问题。”而要实现“城市诗学”建构目标,前期资料特别是城市文学作品的搜集编选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还需按照一定的城市文学观念开展《城市文学史》的写作,以梳理城市文学发展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他给出了“城市诗学”建构的两条路径:一是通过田野调查对各种城市文化现象做综合性考察;二是在文化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学理性考察,以构建出一种新的城市文化理论。他本人所选择的路径是第一种,并已陆续完成对城市文学、城市审美、广场文化、文化产业等问题的考察。所有这一切,都为“城市诗学”的建构提供了起点与必要的准备。

四 价值与问题

蒋述卓的文化诗学批评是在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的影响下,针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和问题,在文艺理论重大转型过程中提出和建构的新的文学批评阐释系统。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的影响是客观的事实,因为“文化诗学”概念本身就是“拿来的”。但这一“拿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文艺学和文学批评的问题,“有助于激活本土文化中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从而在本土语境中实现新的创造”,因此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不同的理论旨趣和价值取向。关于这一点,蒋述卓在《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中早就说过:“文化诗学也不能视为一种文学的外在批评,就在于它保持了审美性,这也是它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历史主义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新历史主义着重在批评的历史——社会学取向上,离开文学审美性的趋势已很明显。因此,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文化诗学不同于斯蒂芬·葛林伯雷所主张的那种属于新历史主义范围内的文化诗学。文化诗学既是文化系统的实证性探讨与文学审美性描述的统一与结合,是文学外在研究与内在剖析的统一与结合,也是西方哲学化批评与中国诗化批评的化合。”

古远清在《蒋述卓:“文化诗学”的国内首倡者》一文中论及蒋述卓的文化诗学批评时曾说:“在‘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方面,蒋述卓开风气之先,在1995年第4期《当代人》杂志上发表了《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在他的带动下,先后出现了祁述裕、李春青、王岳川、乐黛云、童庆炳一系列探讨文化诗学的论文。”这一描述从公开发表的文字看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个人物名单还有遗珠之憾。据王进《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一书的研究,除了上述所列学者外,不可遗漏的还有刘庆璋、高小康、刘士林等。该著认为正是众多学者的开创性工作,才形成了多元共生、众声合唱的格局,“共同在文化诗学的中国化道路上谱写文化诗学批评和文化诗意建构的多声部乐曲”。作为其中一个声部,蒋述卓的独特贡献则在于:一是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初步建构起了包括概念定义、价值基点、建构取径、理论目标、思想基础等在内的相互关联的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框架;二是将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应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实际批评,使理论主张与实际批评互为镜像、相辅相成,从而开创新的批评范式;三是立足于当前的社会现实语境,对消费时代文艺学、城市文学(诗学)的关注与探讨,进一步推动了文艺理论建构的本土化进程,而消费时代文艺学的调整与建构策略和“城市诗学”及其建构路径的提出,则为创造中国的文艺理论话语提供了启示。

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建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文化诗学倡导者们那里可能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人们对“文化”二字的内涵与外延普遍缺乏界定,因而其所指就显得有些含混和宽泛。蒋述卓曾在《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中说:“也许有人会说,文化是广泛的,研究文学要从如此广泛的方面去考察是难以把握的。然而……文学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深深受制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虽然文学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相对于文化这个大系统来说,它只能是该系统的一个要素……对文学的阐释正是如此,恰恰是从整个文化系统着眼以后,对文学运动的把握反而才是更准确的。”从这一自问自答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作者也是承认“文化”一词的宽泛的。说实话,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复杂难解的。那么是不是可以直接摆脱概念内涵与外延界定的纠缠而自说自话?显然不能。作为一种科学的文艺批评理论,当它把文化与诗学嫁接在一起时,就必须在相关语境中界定清楚文化究竟是什么,尽管这一界定可能并不完满,需要人们不断地修正。

另外,文化与文学审美形式的“互动”“互构”研究还有待深化。尽管蒋述卓在讨论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时,提到过文学主题、形象、语言、风格等与文化内涵的内在联系,并以文化对文学叙事方式的影响为例,论及屈原《离骚》的表达方式与楚文化、《红楼梦》的叙述方式与佛道文化的关联,甚至在探讨洛夫后期诗歌的禅意走向及其实验意义时,颇具示范意义地将禅思与诗艺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深挖其禅思所带来的意境营构的“禅意”化和语言传达的“禅机”性,但总体上看,还停留在对文化与审美“互动”“互构”关系的灵光一现的直观领悟之中,而缺乏系统深入的学理考察。程正民《拓展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指出:“从‘双向拓展’两个基本点到‘互动’、‘互构’,童庆炳的文化诗学研究应当说是大大向前推进了。尽管如此,文学文本形式与社会文化语境如何结合,如何互动,如何互构,仍有理论空间可以开拓,仍然需要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探讨。”程正民以俄罗斯文艺理论家维戈茨基、普洛普、洛特曼特别是巴赫金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文学形式与内容、结构与历史、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做出系统深入的阐述和精彩分析为示例,说明文化诗学在文学文本形式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互构”关系的探讨上,“仍有理论空间可以开拓”。程正民这里关注的是童庆炳,但也适合蒋述卓和其他文化诗学的倡导者或研究者。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