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教授的长篇小说《玄鸟传》是一部难以阐释的神奇作品，现实与思想交织在一起，不断走向幽深，像是诗人帕斯所说的“玄学的幽灵在成倍增长”。这样说也许会引起误会，不，小说并没有因此而凌空蹈虚，反而是紧贴时代，尤其是扣紧当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因此，从第一句起，我便被那种明快的、绝不拖泥带水的叙事节奏所吸引。那些绵密跳动的句子就像水草一般，将阅读的目光紧紧拽住，让我不得不跟着叙事之河顺流而下。精神层面的探索与利落的叙述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叠加效应。

一开篇，出场的是一个叫孙长戈的战士，这是一个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出生在山东的鲁西南，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战争，跟随部队一路向南，一直到了南方之南的海边，然后，为了保护胜利成果，主动在海边这个小地方安居乐业。他跟当地人结婚，生了四个孩子：孙党花、孙钢花、孙梁山、孙鲁西。俗话说，龙生九子，各个不同。可最小的儿子孙鲁西跟其他的兄弟姐妹不是不同，而是太不同了。他从小沉湎于幻想与深思，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关注远超常人，是一个极度另类的存在。这个孙鲁西才是这部小说的主角。

从孩子的名字就能看出孙长戈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可文化只与文脉相关，而无关基因。孙鲁西异峰突起，也许是因为他最小，得到的爱最多，才能最大限度地挣脱俗世的羁绊。这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让小说有了巨大的戏剧张力。

幻想者的气质是天生的。早在孙鲁西童年的时候，在海边，他的哥哥孙梁山理解不了这个眼神里闪着奇异光泽的弟弟，非要追问他在想什么。孙鲁西发现自己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只能虚构出一方风景。我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因为在我看来，文学确实不是诞生在语言的已知疆域，而是诞生于语言无能为力的地方。

在这里得提到，小说里跟正文并行的一条线，是孙鲁西写的文本，叫《玄鸟录》。这实际上提供的是一条宗教哲学的线索，从中国的道教、中国化的佛教、基督教、拜火教到伊斯兰教，都有所涉及，呈现出的是宗教对于人类精神大厦数千年来的巨大支撑。在《玄鸟录》的最后一篇中，有个意味深长的细节：马可·波罗根本就没有到过撒马尔罕，却用了一整章去讲述关于撒马尔罕的故事。“毫无疑问，那些文字，只是马可·波罗对撒马尔罕城的想象，因此他无法用客观描写的方法去呈现，只能用讲述幻想故事的文学方式来表达。”我觉得，在这里写到马可·波罗对撒马尔罕城的想象，正是对应于童年时的孙鲁西对于精神世界那种难以描述又不得不通过想象去虚构的时刻。精神世界正如撒马尔罕城，它是真实存在的，但人类对于它的一切描述，又都带有想象与虚构的成分。

孙鲁西考上大学，读的是哲学系，但毕业论文的选题极度宏大，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导致肄业分配到了一家药厂。他的心态倒是一直很平和，沉浸于道家的思想，当年流行的“气功热”正好成为他思想的实践。没想到的是，他走火入魔，感到“灵魂飞升”，当人们从远方找到他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妨幽默地说，孙鲁西正是神秘的“玄鸟”在此间化成的人。

时代变迁太快，“气功”作为精神的行为艺术迅速远去。孙长戈仕途顺利，调到了省城，孙鲁西靠着父亲的关系，调到了省电视台。适逢改革开放，大家都在市场中“试水”，可他怎么也赚不到钱。他在反复琢磨中开了窍，跟小老板谈“风水运程”，提醒他们钱怎样才能怀孕生子；跟大老板不谈钱，而是谈“长寿秘诀”，谈易经、道家，谈邵雍、丘处机。老板们果然对他非常尊重，可等到他摸出合同的时候，老板却变脸了。他请教跑业务赚到钱的同事，同事说：“像你孙鲁西这样傲慢，骨子里瞧不起金钱和金钱的主人，金钱自然就躲得远远的。”同事的意思是，要挣到钱，必须要付出尊严，让对方精神上得到快感。对此，家庭条件优渥的孙鲁西是无法认同的。他不能被金钱所异化，精神便要继续飞升。所谓“异化”，便是精神不但不需要飞升，还要下沉。

可精神不能仅仅停留于空想。孙鲁西想出了一个“劳工互助计划”，成立一个名叫“玄鸟”的互助小组，凡是加入互助小组的人，都应该遵守基本规矩：一是互助互爱，分工协作；二是地位和财富均等，没有贫富分化；三是自愿加入，出入自由。这显然是有些乌托邦色彩的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是精神实践者的理想国。这个注定失败的国度，它的遗产常常对人类社会有益。

挣不到钱，单位不待见，孙鲁西索性停薪留职去大地上漫游，这就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苗蔓。他跟苗蔓关于大城市有一个对话，让人印象很深刻。孙鲁西对从没去过大城市的苗蔓描述了G市的繁华，苗蔓很向往，但她无法理解孙鲁西为什么不喜欢G市。（结合张柠教授曾经长期在广州生活的经历，我猜测G市指的就是广州市，我现在广州生活，因此我对G市有一种亲切感。）孙鲁西说，G市的繁荣跟一个人的幸福真的很有关系吗？它到底是增加了你的幸福，还是贬损了你的幸福？他自问自答：“它让我的幸福感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我是跟我童年时代在海边的生活相比，跟我少年时代在外公老家的山区生活相比。”巨兽一样的城市让人的任何努力都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你就是‘渺小’的代名词。你什么也不是。你就是一个‘无’。”但苗蔓不知道他的精神痛苦，甚至把他说的负面都听成正面的。他们的婚姻悲剧就此注定。

许多年后，孙鲁西一直在寻找跟苗蔓生活在一起的理由，同时又一直在寻找跟苗蔓分手的理由。孙鲁西发现：“自己一直在过着一种高度理性的生活，而不是情感的生活。这种生活，导致了他们的理性越来越发达，情感却渐渐在枯萎。理性的动物，两个理性的动物！”当然，孙鲁西具备的是一种精神理性，而苗蔓身上的则是一种世俗理性，他们之间缺乏的是激情的黏合剂。

萨依山是孙鲁西的“连襟”，这个角色，不如说是孙鲁西精神理性的另一面，也就是感性的张扬。萨依山“每当遇见意中之人，他都有一种扑上去紧紧拥抱的冲动。但时机总是把握不当，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萨依山热爱波斯文学，说自己的祖先是古波斯人，曾经是撒马尔罕大城的管理者。而与之对称，孙鲁西则成了“现代贵族”，因为父亲孙长戈是“打天下”的功臣。他们的相遇相知，极大地抚慰了孙鲁西无法安放的精神世界。

孙鲁西这个人物放在文学史上，也许会找到一些气息相通的类型，比如俄罗斯文学中的“零余者”。但我们不能说孙鲁西是一个冷漠的人，他也不是加缪笔下的“局外人”，他只是对人类的存在之谜具有非同一般的敏感度。他置身在人间，观察着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饶有兴致的。因为他在每一个俗世细节中，都要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一个更加宏大和完整的精神世界。如此一来，他对自身的追问便是无休无止的。他的性格温顺，倒是随遇而安，对于自己的处境没有过多抱怨，他只是把处境里的一切，都要放进思想的榨汁机里，争取要榨出一些汁液来。

因此，孙鲁西并不是一个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他是一个思想型的人物，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观察与思考的独特视角。他有着鸟的实质性身体，带领着我们在世俗中穿行与深究；同时，他又有着玄鸟的超拔，让我们从地面上跳脱出来，从一个更大的尺度上观照这一切。这是只有小说的场域才能表达出的复杂性：我们同时看到了他的观照与经历，他的观照便不再是抽空的，而是来自具体的处境。处境为思想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语境，思想不再是干枯的标本。

我在这里还想再谈谈他的父亲，孙长戈这个人物。这个人对这部小说而言太重要了，不仅因为他是孙鲁西的父亲，而是因为他的命运、遭遇、行动与想法，提供的是历史的大背景，以及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参考系。父子之间的疏离、冷漠甚至敌意，体现的完全是两种文化人格之间的冲突。这部小说让我还想到了当代历史的某种机制。当历史进程在某个特殊时期大规模重构的时候，人们是来不及去多思多想的，而是要将行动的能力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而当历史的浪潮处于平缓时期，人们精神世界的追问则会逐渐变得尖锐。这种追问会延缓社会的行动力，但同时，也是对社会结构变形的一种纠正。这其中不仅仅是生命的辩证法，也是历史的辩证法。

“时过境迁，孙鲁西的想法依然没有改变，还是少年时代的遗留问题：既不能在天空中飞翔，又不能在海水中畅游，我们只能终老在泥土和石头上吗？鲲鹏之志终成蜩鸠笑谈！”这是小说即将结束时的感慨。我想起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那只没有腿的鸟，一直飞呀飞，等它停下来落地的时候，就是它死的那一天。这实则是人类精神的根本命运。不过，张柠教授的这部《玄鸟传》并不是悲剧，读时总让我想到《诗经》。《诗经·商颂·玄鸟》极为大气磅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数千年过去了，我们的灵魂追问依然没有落地，而随着科技化时代的到来，精神世界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一个虚拟的信息空间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得以缓慢塑型。历史精神的伟大循环也许会证明——人类从玄鸟的降生而诞生，而人类在遥远的未来终将重新变成自由轻盈的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