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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仲明 | 理想的追求及其困境
更新时间:2021-08-10 作者:贺仲明 来源:《长江文艺·好小说》
姚鄂梅是一位很有特色的作家。近年来,她的多部小说,如《像天一样高》《穿铠甲的人》等,都执着地关注对现实的超越和理想追寻主题。《老鹰》和《如何安装电子眼》两篇小说也属于这一类型。不过两篇作品在思想内涵和内容题材上各有新变,体现了作者一定程度的自我发展与突破。
《老鹰》是一篇很精致的作品。它的叙事很精彩,文字简练,细节也很精细。看得出作者是用了心来写的。作品的主题也不落俗套,它不是对理想追求简单地进行赞美或批判,而是深入思考了其背后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从表面上看,作品可以理解为是对理想追求者进行反讽的作品。作品的重要人物之一——琪姐,一个不甘于日常生活、努力追求理想的女性,不只是自己充满生活信心,还得到了别人的崇拜,成为其导师。但最终,她的理想追求却遭遇到一场欺骗,曾经的梦想化为虚空。而那个欺骗者庞家明,居然还是她的偶像,是她的理想引导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似乎在嘲笑那些梦想超现实生活的人,揭示其理想的虚伪和虚无。
然而仔细阅读下来,感觉作品的意旨并非在此,它更是在彰显理想追寻的复杂和艰难。
作品一方面展示了理想追求愿望在生活中的普遍性。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致使超越现实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梦想。作品中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庞家明和琪姐自不用说了,丁丽,一个长期以丈夫为中心的家庭妇女,内心也蕴藏着理想追求的梦想,所以一旦梦想苏醒,就成为了琪姐的追随者。琪姐的老公也是这样,他长期生活在琪姐的阴影中,最终也勇敢地摆脱了束缚,从家庭中出走。
理想是美好的,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但是真正要实现对理想的追求却并不容易。所以,作品在展示理想愿望的普遍性之余,另一方面更深入地揭示了理想追求的难度。理想会受到现实生活羁绊和压力是自然的,而作品更揭示出,这种羁绊和压力不只是影响到追求者个人,还可能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乃至伤害。比如庞家明,为了追求理想成了人们眼中抛妻弃子的浪子;琪姐,也毫无疑问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好妻子;包括丁丽,尽管还没有深度进入理想追求状态,但家庭生活也很快受到影响。在现实压力面前,绝大多数人最终都退却了。比如丁丽,还是回到了丈夫身边,重回家庭中心;琪姐也失去了追求的活力,一下子老了好多。只有那个庞家明,那个始终没有露出自己面目的庞家明,以违背常理、不近人情的行为方式,背负着无数人的仇恨、失望,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他才是真正彻底的理想追逐者。
庞家明在作品中具有特别意义。虽然这个人物从来没有正面出现在作品中,但从旁人对他的叙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行为的超脱世俗,是一个始终“以梦为马”的人。对于这个人物,作品表面上似乎是批判和讽刺,但从更深处看,他更应该被理解为理想追逐艰难和复杂的象征。作品题名为“老鹰”,正印证了这一解释。因为老鹰是一种高傲而超群的动物,它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其行为习惯难以为人所认知,但也正因为如此,它能够保持特别的独立个性——始终自由自在,不为人类所驯服。在一定程度上,庞家明就是这样一只“老鹰”,他的行为违背日常伦理,遭到许多人的唾弃,但却无疑是一个彻底的理想追求者。
庞家明形象的出现,赋予了《老鹰》深刻的思想内涵,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理想的复杂性,包括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在当下的文学界,呈现这样认识的作品并不多见。所以,我以为《老鹰》既是姚鄂梅个人创作的佳作,也是近年来中国短篇小说创作中的突出篇目。
相比之下,《如何安装电子眼》叙事上稍显粗糙一些,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底层写作题材的内涵有所开掘。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反映底层农民工生活的作品,基本上局限在他们的日常生活艰难上,最多只涉及到他们的情感困扰。但是姚鄂梅的这篇作品却不一样,它将关注点深入到人物的精神和超现实层面。作品虽然写了农民工的被歧视和遭毒打,但人物的现实生存问题显然不是作品的重点。从生活层面上看,两位装修农民工的收入并不低,甚至“可以超过一般的城市白领”。老汪的挨打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关,但他放弃赔偿,并不是因为外在压力,而是自主行为。作品更重要的指向在于精神层面。也就是说,对老汪的生活构成困扰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他与妻子之间的感情上,是他对一种情感和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赋予了老汪貌似荒唐的行为某些超越世俗的理想光环,也是作品具有了超越现实的精神气质,与《老鹰》之间具有着内在的关联。
《老鹰》和《如何安装电子眼》的结构艺术也颇为相似。两部作品的人物都具有各自的精神内涵,并呈现出相互对立的状态。也就是说,两篇作品中的人物都分别承担着“现实”和“理想”的内涵。他们之间精神上的深层隔膜,体现出理想和现实两种生存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老鹰》中的三对夫妻关系都是如此——除了丁丽夫妇有着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貌合神离,另外两个家庭完全是精神和现实严重隔离。《如何安装电子眼》中的“我”和老汪也一样。虽然二人身份相同,但在精神上却完全不能沟通。老汪对情感理想的追求只能被“我”当作是糊涂和笑料。
从这两篇作品看,姚鄂梅显然没有改变,还是在持续自己的创作个性,对生活理想与现实冲突进行着持续而执着地关注。我以为,这种关注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是人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任何人来说,都离不开对现实和理想的选择。有些人安于现实,没有特别的追求,但也有些人永远不安定于现实,一直有强烈的理想愿望。而究竟是安于现实,还是勇敢去追求理想生活,既是很多人都会经历过的内心冲突,更可以看作是人类的宿命,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主题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是这两篇作品所蕴含的强烈哲学意识。我一直觉得当代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最匮乏的是思想,缺乏对现实生活之上的超越性思考。这并非说要求作家不写现实,相反,现实是一个作家绝对不可忽略的部分,细致地描摹生活更是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基本功力。但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关注点不应该只局限于现实,而应该透过现实去思考、去眺望更高更远的东西——那就是哲学思想。中国新文学是以西方文学为蓝本诞生的,小说写作一直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却没有充分借鉴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学的思想内涵。其实中国文学有非常深厚的哲学思想传统,而这种具有深刻思想意识的文学正符合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毕竟,文学只有拥有了超越性的思想内涵,才能够脱离具体题材、地域的限制,从而走向更广阔的文化和地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