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是真正的先锋作家，这是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对东西做出的判断，今天看，他身上所具有的先锋性，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仍然是独异的、罕见的。最近读了不少新出版的小说，深感小说作为一门叙事的艺术正日薄西山——小说越来越成了故事的代名词，许多作家的写作重点只是在讲一个故事，而如何讲一个故事、如何完成一个故事，这些艺术层面上的考量却被普遍忽略。可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缺故事吗？新闻在讲故事，教育在讲故事，消费在讲故事，甚至旅游和行走也是在讲故事，小说之所以还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它区别于新闻和故事，它不是为了陈述、猎奇、增加谈资或警醒世人，而更多的是进行人性实验，探求人性本质。乔伊斯认为这是小说和新闻之间的分界线。很多人的写作都求助于新闻题材、社会热点，试图模糊现实与艺术之间的边界，但有追求的作家不能止步于此，他需要看见生活下面坚硬、隐秘的部分；生活满足不了我们对精神世界的向往，人类才需要艺术、小说来探求生活的可能性，并经历自己想要的理想生活。通过虚构，人类可以寻找和体验生活中缺失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日常生活的文学书写是难度最大、要求最高的。日常经验繁复、芜杂、无序、易变，而现代小说又早已不满足于展示表面的生活，它要挖掘日常事件下的行为动机，发现内心世界里的秘密角落。东西也曾说：“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就会不断地向下钻探，直到把底层的秘密翻出来为止。”（《经典是内心的绝密文件》）只是，生活中的那些动机和秘密是隐藏的，它不会自然显现，这就需要作家不断在叙事中制造各种意外和事件，让人生断裂、内心变异，露出人性的缝隙，把秘密呈现出来。所以伊恩·麦克尤恩说，小说的使命就是研究人性状况，而这种研究往往通向阴暗的地方。所谓研究，其实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挖掘和窥视，以期在叙事与想象中重建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结构，它的底色多半就是“阴暗”，因为小说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传奇，而成了对日常生活的仿真叙事，选择叙事的视角，雕刻人性的细节，编织情节的逻辑，这些都是为了更逼真地还原一种日常生活的真实。

现代小说的经典写法就是在一种细节流和生活流中再造“真实”。相比之下，中国当代很多作家写的并非现代小说，他们仍然热衷于讲述传奇，无论是历史、家族的传奇，还是个人生活史的传奇，都是把读者带向“远方”，通过故事所呈现的是他者的生活，阅读也成了是对好奇心的满足。现代小说不同，它是对人性的近距离逼视，也在辨析生活秘密的同时追问内心、审视自我。东西是不多见的几个敢于近距离逼视当代生活的作家。他的写作，写的都是当下生活，是普通人的真实日子，也是平庸人生的奇特段落，但他总能切开生活的断面，让我们看到被放大和夸张之后的人性。他是真正用当代材料来做人性实验的现代写作者。他的中短篇小说是如此，他的几部长篇小说也是如此。

《回响》（刊于《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是东西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和《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不同的是，《回响》用了侦探小说的壳，一开头就写了一起命案，一个叫夏冰清的年轻女性被杀，抛尸于河中，右手掌还被切断，嫌疑人徐山川、徐海涛、吴文超、刘青、易春阳次第浮现。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是冉咚咚，她的先生是西江大学的文学教授慕达夫。东西在关于《回响》的创作谈中说，小说的结构安排上，“奇数章专写案件，偶数章专写感情，最后一章两线合并，一条线的情节跌宕起伏，另一条线的情节近乎静止，但两条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滚，相互缠绕形成‘回响’。这么一路写下来，我找到了有意思的对应关系：现实与回声、案件与情感、行为与心灵、幻觉与真相、罪与罚、疚与爱等”（《现实与回声》）。但整部小说，比案件推理更内在的一个维度是情感心理分析。案件侦破部分写出了在欲望沉浮中的人性溃败，而对冉咚咚、慕达夫这对夫妻及其周边人群的深度心理分析，则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人的情感困境和内心挣扎——生活在让我们大吃一惊的同时，自我也越来越让人觉得陌生且不可思议。认识自己，远比认识别人、认识生活更难。

《回响》里说夏冰清的父母患了心理远视症，“心理远视就是现实盲视，……越亲的人其实越不知道，就像鼻子不知道眼睛，眼睛不知道睫毛。”冉咚咚在一次和她同事邵天伟的交谈中，也说自己是“远视症患者，越近越看不清”。而离自己最近的，就是自己的内心，所以，冉咚咚在分析案情、推理嫌疑人心理时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精神，但目光一转向身边的亲人，尤其是面对自己和慕达夫的夫妻感情时，就处于盲视状态。她无限放大以自己的敏感捕捉到的蛛丝马迹，让各种想象在自己的潜意识里上演，却忽略了每个人都有不愿让人触碰的深层创痛，更看不到每个人都有一个本能的伪装层，还有因内疚而起的各种借口和掩饰，这也是人性真实之一种，不经追问、放大，它只是生活的潜流、基座，不会显露出来。而一个心理远视症患者，一旦从道理、分析中跳脱出来，体察到生命的种种情状，才会对生活和他人产生真正的同情、悲悯、宽恕和爱，如慕达夫在小说结尾处所说：“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而内疚正是爱的回响，《回响》就结束于“疚爱”，冉咚咚“没想到由内疚而产生的‘疚爱’会这么强大”，强大到足以让她与慕达夫历经各种猜疑、冷战、分离之后重新确认一种更内在的感情。这部以案件开头的小说，对人性进行了各种探测和实验之后，终于又回到了一个温暖的主题：爱。“你还爱我吗？”“爱。”这是冉咚咚和慕达夫在小说末尾的对话，如此庸常而平凡的问答，却是他俩在各种内心折磨和创痛中积攒下的珍贵瞬间，这种爱，是矛盾和冲突后的内心融合，是有重量、有内涵的。

东西总是具有洞察和讲述这种人性秘密的能力。谋杀事件本属于小概率事件，它的曲折、离奇，很容易被改写成一个通俗故事，但东西将这一事件限制在日常语境之中，案件的进展、人物的心理，都符合读者对人物日常经验的想象，甚至为了强化《回响》在心理分析上的真实感，东西还有意抑制了他惯用的夸张和变形的手法，使这部小说比之他以前的小说更日常，也更绵密。日常叙事的难度在于，作者不能超出经验的边界，不能架空故事语境，它必须在读者熟悉的场景里层层推进，在一种情理逻辑里展开想象、推理人心。叙事转折必须有合理的理由，心理探寻的轨迹要螺旋式深入，这就要求作者在克服叙事难度的过程中不能取巧，不能为小说布置太多的巧合、偶然和戏剧性突变，而是要为人物和情节的每一种选择、每一次变化找寻坚实的理据，尤其是侦探题材的小说，更是讲究细节、对话、情理、逻辑的密实和准确，因为可信，才觉真实。

读《回响》，我常想起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他也有不少以谋杀为主题的作品，如《无辜者》《坚果壳》，前者的主人公伦纳德和玛利亚在无意之中变成了谋杀者，本来无辜的人越陷越深，小的弱点被不断扩大，善良的人最后变得残忍，人性失去了所有的光彩；后者的主人公特鲁迪和克劳德是蓄意谋杀，而这两个普通的通奸者如何一步步走向杀人，作者同样为他们的行为和心理铺陈了很多微妙的转折。而麦克尤恩一贯的写作风格，当他把一个离奇事件变成日常事件时，会做许多写作准备，他要研究小说中出现的建筑、器物、食物、气味、职业、犯罪心理、人体知识、反侦查手段，甚至他小说中写到的一条隧道，他都去实地考察，他一次次把人物的心理、故事的情节逼入困境，又一次次为它们设置逃路；有时貌似已经走入死角、真相即将大白，但作者仍能通过他强大的逻辑能力和专业知识，为小说叙事的发展埋下新的伏笔。

把传奇写成日常事件，远比把日常事件写成传奇要困难得多。东西的《回响》，也起源于一起谋杀事件，但东西的这部长篇比他之前的《篡改的命》要细致许多，这不仅是指故事的推进不像《篡改的命》那样夸张和荒诞，更是指东西为完成这一主题的写作，做了许多专业上的研究和准备，比如小说中涉及的办案和法律知识，比如犯罪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情爱哲学等，这些专业知识的准备，为东西讲述那些案件和人际关系的细节，奠定了强大的真实感。庞德说，“陈述的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汪曾祺也说过类似的话，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但这种准确性是建基于了解、熟悉和专业上的。以东西爱用的比喻为例。比喻是很能见出一个人的语言才华的，既要新鲜、独特，还要准确，才能让人信服，并为小说增加生趣。《回响》里有多处以钱为喻体的比喻就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她已经憋了三年多了，再憋下去就要憋成内伤了，仿佛手里攥着大把的钱却不还欠债似的”，“夏冰清父母说话躲躲闪闪，就像吝啬鬼花钱”，“手指在裤兜里蠢蠢欲动，像急着数钱又不好意思当面数似的”，“人一旦撒了谎就像跟银行贷款还利息，必须不停地贷下去资金链才不至于断”……类似的比喻很多。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以钱为喻体来描摹人物的动作，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它准确、幽默、易于理解又充满反讽意味。又比如，在两性心理较量上，东西也有很多深入的理解。“有时你需要爱原谅恨，就像心灵原谅肉体；有时你需要用恨去捣乱爱，就像适当植入病毒才能抵抗疾病”，“心虚者往往拿弱点当武器”，“他说爱可以永恒但爱情不能，所有的‘爱情’最终都变成‘爱’，两个字先走掉一个，仿佛夫妻总得一个先死”，“人心就是这么古怪，你强，她有负担，你弱，她也有负担，于是你只能不强不弱地活着”，“相信，你才会幸福”，“敢于平庸的人才是英雄，过好平庸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浪漫”，“你还有一个心理动机，就是仇恨转移。你在办案时痛恨徐山川玩弄女性，……你混淆了恨的对象，其实你恨的不是我出轨，你对我的恨至少有一半是受案件刺激后的情绪转移”，“我说就像坐跷跷板，你不可能任由他把你跷到天上去，你能把你这一头压下来让跷跷板保持平衡，心里一定有个巨大的秘密，只是我暂时没有发觉”……这些对话与独白，是对心理分析的熟稔，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它为人物的心理动机布下了绵密的注脚。《回响》密布着这些生动的细节、专业的分析，故事才不会落入陈词滥调之中，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也开始变得动荡不安起来，而这正是东西所要的叙事效果：随着案件的深入，他把一对平凡、美好的夫妻逼入绝境，对情感反复提纯的结果反而是让情感破洞百出，每一次的争辩、质疑、猜度，都为情感设置了一个新的分岔，每一个分岔都指向一种情感的可能，也都在稀释情感、模糊情感，这一次次的累积，最终就变成了一次化学反应，如果没有自省和内疚作为栅栏，再美好的情感都会随之崩溃。

这种逼近内心、逼近现实的写作，其实就是在建造一个人性实验室。人性是一种化学材料，特殊的环境或际遇就是试剂，对材料和试剂若能精准控制，就能得出一个全新的实验结果。写作的控制力，主要表现在对心理世界和语言细节的把握上，只有逻辑严密、细节精准才能逼视出人性隐秘的暗角，也才能更好地帮助人物认识自我。《回响》一开头，当谋杀案发生，对不同人物的人性实验就开始了。案件这条线，尽管冉咚咚思维缜密、步步惊心，让凶手得以显形、归案，但她突然发现，按现在所获得的证据，所有当事人都找得到脱罪的理由：“徐山川说他只是借钱给徐海涛买房，并不知道徐海涛找吴文超摆平夏冰清这件事。徐海涛说他找吴文超，是让他别让夏冰清骚扰徐山川，而不是叫他杀人。吴文超说他找刘青合作，是让他帮夏冰清办理移民手续或带她私奔，却没有叫他去行凶。刘青说他找易春阳是让他搞定夏冰清，搞定不等于谋害。而易春阳尽管承认谋杀，但精神科莫医生及另外两位权威专家鉴定他患间歇性精神疾病，律师正准备为他作无罪辩护。”这是现有证据下所显示出的一条人性的明线。但冉咚咚心有不甘，她想这么多人参与了作案，到头来只有一个间歇性精神错乱者承认犯罪，“这严重挑战了她的道德以及她所理解的正义”，后来，她在徐山川的妻子沈小迎身上找到突破口，真相终于大白。沈小迎的录音证据把整个案件隐藏的那条人性的暗线全部翻出来了，案件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人性也比我们想象的更暗黑。而情感这条线，冉咚咚与慕达夫恩爱有加、平静美好，一开始，“她对他不要说怀疑就连怀疑的念头都没有，仿佛年轻的皮肤上没有一丝皱纹，空旷的原野没有一丝风”。但因为慕达夫有两次在宾馆的开房经历说不清，裂缝出现，人性的实验也开始了。一个自称的无辜者，经过各种调查、审问，疑点越来越多，猜忌越来越大，信任越来越稀薄，感情越来越别扭、不堪，最终两人签字离婚。在误会、伤害、厌弃的另一端，理解、体恤、内疚也在生长，小说的最后，两人在内疚中重新找回了爱的力量。小说中情感的每一次裂变，都得到了各种合理的心理动机的支持，但最终的结果是使感情走向了自己所希望的反面，如冉咚咚所说：“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明明被他感动了却对他恶语相向，明明自己输了却故意对他打压，我是输不起呢还是在他面前放肆惯了？我怎么活成了自己的反义词？”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冉咚咚开始一点点警觉、反省、松弛、释放。

这个或许才是《回响》的叙事重点：在貌似有序、美好的生活世界下面，还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心理世界，它禁不起追问、深挖、逼视，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心理世界里，都有混沌不明、阴沉晦暗的角落，一旦获得某个诱发的契机，它就有可能滑向深渊、制造罪孽。人性每走一步，都可能是源于一个念头、一个瞬间或一个暗示，好的作家是捕捉每一个念头、瞬间和暗示，让它成为人性实验的试剂，让人性在合理的逻辑里发生不可思议的裂变、逆转、坠落或升腾。《回响》里的人物，都是普通人，他们本可以波澜不惊地活着，可他们的生活之所以被摧毁，就在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戏剧性时刻——夏冰清烦徐山川，徐山川叫人摆平夏冰清，于是这个“摆平”被层层转包，徐海涛、吴文超、刘青、易春阳都被卷了进来；而作为这一案件的“回响”，冉咚咚、慕达夫、邵天伟、洪安格、贝贞等人的情感纠葛也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每一个决定性瞬间的出现，都让人性偏离一次固有的轨道，而有些人性弱点更是直接将人导向罪恶的深渊。几乎每一个人都被这些人性的弱点和生活的烦恼裹挟着往前走，一个陌生人的闯入，一件事情的回响，都可能把生活的裂缝越撕越大，直到把生活全部摧毁。每个人都是平凡而充满缺陷的，但多少平凡而充满缺陷的人生就是这样被摧毁的。《回响》写出了这个人性裂变的过程，在那些最普通的日子里，美好、宁静被一点点侵蚀，这种不经意间发生的情感、心理变化，令人惊恐，也令人绝望。

哲学家齐泽克说过一句话，叫“真实眼泪的惊骇”，是说在日常感受力最敏感、丰盈的时刻，往往是最具神思的时刻，此时，当你凝神注视，很多曾经熟视无睹的事物就会翻转，变得陌生，而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由此就会浮现出来。东西的《回响》，就写出了这种“真实眼泪的惊骇”，写出了日常生活的深渊，也写出了心理世界的幽暗和裂变，同时，他还通过因自我认识的挺进而产生的醒悟与内疚，测量了人性的底线，并重铸了爱的信念。他对人性的分析、探求、认知，以及他对人性残存之希望的守护，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也是走得较深、较远的几个作家之一。《回响》不仅是东西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也是这两年我读到的中国小说中最生动、绵密、厚实，也最具写作抱负的一部。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