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地理空间、环境的关系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被学界广泛探讨，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上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对“国风”的评价。然而，巧合的是，“文学地理”这个概念的提出，始于出生于广东新会的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年）。事实证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必然会对文学创作者的心理状况、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多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现代，文本与空间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大湾区文学读本》丛书的编选旨在讨论粤港澳大湾区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如何渗透在作家的创作当中；作家们的文本创作又在哪些向度拓展了湾区的文化空间。

那么，作为一个概念先行的选本，粤港澳大湾区诗歌由谁书写？仅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们吗？现代社会早已步入了“日行千里”“耳听八方”的赛博时代；特别是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湾区城市群，社会交互性和人口流动性极强，湾区不仅是“原初居民”的湾区，更是众多“新移民”的湾区；在文学的世界中，更是意象的湾区、象征的湾区。基于此，《大湾区文学读本·诗歌卷》选择了出生并成长于大湾区的诗人，如梁小曼、贺绫声、白炳安、陈会玲、张慧谋、郭杰广等；目前正在大湾区工作和生活的诗人，如杨克、黄灿然、姚风、陈东东、黄礼孩、卢卫平、凌越、舒丹丹、谢冠华、安石榴、林馥娜、世宾、杜绿绿、黄金明等；曾在大湾区生活、目前已离开大湾区的诗人，如张战、吕约、刘年、程学源、文珍、蓝紫等；曾路经大湾区的诗人，如臧棣、胡弦、商震、张执浩、杨庆祥、玉珍、泉子、张二棍、王单单等，以及从未到过湾区的诗人，如何永飞（在向后两类诗人的约稿过程中，很多诗人表示对粤港澳大湾区了解甚少，从未书写过相关诗歌，故无法提供文本）。《大湾区文学读本·诗歌卷》试图通过这五类诗人的“参与”“观看”和“想象”，构建起一个多维、立体的诗歌湾区形象。这些诗人涵盖了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诗人，如林莽（出生于1949年末）、王小妮、孙文波，到千禧年（2000年）后出生的诗人，如陈淑菲、向雪、姜二嫚。不同代际的诗人，他们是带着不同时代经验的“同时代人”，他们所体会到的湾区有何异同？土生土长的湾区诗人与“新移民”有哪些不同的生命体验和感怀？不同生存际遇的诗人们又有何种心灵的互通？……带着各种各样的疑问，我进入了110多位诗人（书中以姓氏首字母音序排序）近200首诗歌共同塑造的“诗歌湾区”。

一、湾区作为一种介质

在论述叶芝的诗歌时，诗人希尼曾这样谈到作家与地理的关系：“当我们谈到作家与地点时，一般会假设作家与该环境有某种直接的表述关系或解释关系。他或她成为该地区的精神的声音。”“虽然作家的即时目标可能没有对该地区或民族的背景产生直接影响，但该背景却是可以作为其作品的一个显著元素而被感知的。”让我们先来提取这一百多位诗人的诗歌涉及的地理名词：天柱岩、维多利亚港、深圳、澳门、香炉湾、淇澳岛、宝安区、中山、金沙酒店、西樵山、八卦岭、佛山祖庙、天河、华强北、梅关古道、新田村、巽寮湾、竹湾海滩、伶仃洋、足荣村、黄江、迈特村、广州大学城、顺德、西关、大鹏湾……单是从近两百首诗歌题目所提及的地方，我们仿佛就能直观地沿着诗人们的脚印勾勒出一幅简笔的“大湾区地图”。而这些地理空间在诗人那里不只是一种“背景”或“气氛”，它更是一种诗人内心的“介质”，借以他们个体生命的慨叹，这些个体的细流，最后将融汇于大湾区精神的声音。

在粤语之城，不存在的名字、声响与印记

从印花布上隐约浮现，游荡已等同于外部世界的经历

                                               ——黄礼孩《游西关》

在淇澳岛白石街，我想象一种生活

大海围住故乡，我成为原住民

                                               ——方舟《在淇澳岛白石街》

以海角里跃出的风，教导我们

降低浑身摆动的小彩旗。

                                               ——池凌云《在香炉湾》

在这样地理空间确切的游历中，诗人们的内心风景被湾区的风光所召唤，他们的目光停栖在“此处”，但他们的心向往着过去、未来，那些渴念过的别处的生活。在《汤显祖的梦》（安石榴）、《谢灵运》（蔡天新）、《豹隐——读陈寅恪先生》（育邦）、《在贾梅士雕像前》（林莉）等诗作里，我们不仅追溯着地理空间，更追溯着大湾区精神的历史源流。世界上的著名湾区都具有天然的开放属性、多元化的人口与文明特征，“世界的浪潮，涌入时代选中的港湾/古老的灯塔，延续海洋文明的灯火”（安石榴《浩瀚》）；无论是汤显祖、谢灵运、苏轼等文人曾被流放的古代岭南，还是今日时代选中的港湾，人们都在不同时代延续着始终贯穿于大湾区的精神气质：务实、包容、开放。

正是被这种包容和开放的精神所吸引，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无数怀揣着梦想和激情的人们涌向这片前沿阵地，这其中不乏诗人的身影。当时，象征着时代潮头的湾区激情勃发，活力和干劲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诗歌现场亦如是。1986年，诗歌民刊的先锋《面影》在广州创刊；同年10月，徐敬亚等人在深圳发起了《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紧接着，1998年梅州诗人游子衿创办了民刊《故乡》，也是这一年，诗人晓音带着《女子诗报》来到广州，这是中国第一份由女诗人创办、专门编发女诗人诗歌的刊物。1999年，诗人杨克在广州主编《中国新诗年鉴》，持续至今；同一年，诗人黄礼孩创办了民刊《诗歌与人》，为之后“诗歌与人”诗歌奖、广州新年诗会等项目的创立打下了基础。此外，《诗江湖》《行吟诗人》《赶路诗刊》《打工诗人》《中西诗歌》、“一刀文学网”、《飞地》《我们》（香港）、《呼吸》（香港）、《女也》（香港）等刊物和诗歌群落先后面世并活跃于湾区乃至全国诗歌界。值得注意的是，诞生于大湾区的这些诗刊和诗歌活动一开始就未将眼光局限于本土，而是辐射全国乃至世界。诗刊及诗歌活动成为当时诗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媒介，吸引并催生了众多诗人投奔、往来于湾区，与湾区建立了精神上的链接。

诗刊《面影》

多年以来，在湾区生活的诗人同样秉持着务实、进取的精神，他们不仅是诗歌写作者，也是诗歌活动创办者，更是湾区脚踏实地的劳动者。随着互联网媒体的兴起，2000年，国内首家拥有独立服务器的诗歌网站“诗生活”在深圳创办，其创办人莱耳也是一位长居大湾区的诗人。澳门国际文学周、香港国际诗歌之夜、“诗歌与人”诗歌奖、“珠江国际诗歌节”、“诗歌人间”诗歌音乐会、华语传媒文学奖（现名“南方文学盛典”）、花城国际诗歌之夜、“花地文学奖”“广东省小学生诗歌节”等具有延续性和影响力的诗歌活动在大湾区生根开花、兼收并蓄，每一年都吸引着国内外的诗人和作家到此交流，共享湾区之光。值得一提的是，设立于2014年的“东荡子诗歌奖”，是大湾区的诗人为了纪念共同的朋友、已故诗人东荡子所设立，它抱持着诗歌亘古的精神和友谊传递的信念一年一度颁发给国内优秀的诗人、评论家和具有潜力的青年写作者。在《大湾区文学读本·诗歌卷》的编选过程中，我读到了南京诗人育邦的《致东荡子》一诗，颇为感慨。自古以来，诗歌就不单单是诗人们抒发情志、通往广大世界的一种介质；诗歌更是志同道合者相互沟通、维系感情的纽带。诗歌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这些诗人的情谊能让人体会到这“无限的少数人”之间的回应，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诗人们在大湾区写诗、编书、操持诗歌活动，他们惺惺相惜、求同存异，“出世”也“入世”，不断将诗歌的美意传达给世界上相通的心灵。对于诗人而言，这是一种审美的实践，一种人格完善的追求；对于大湾区而言，这就是一种诗歌信念，一种文化精神。

《诗歌与人》

在一些诗人那里，湾区的风景属于观光客的凝视，“车停了，一群樵夫从假苹婆树下走过”（李元胜《西樵山上小坐》）；“这沙滩，可是我们大西北沙漠的小亲戚”（马萧萧《深圳湾》）。对于另一些诗人而言，湾区就是单调、庸常的日子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磨损却没有偿还/银色的齿轮捏造着/我的每一天”（蒙晦《记忆的灰烬》）；“他们在我的视野里奔忙，顺便带动我的血液”（凌越《一天，我在城市里驻足》）。在新奇和沉闷之间、在陌生和熟稔之间，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湾区生活的两种形态相互叠加、互为表里。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诗人在城市边缘聚居的景观，比如在广州、佛山交界处的“南风台”、深圳的“洞背村”等，诗人们在城市一隅的地理空间群居、聚会，他们以一种日常、自洽的方式完成着自己的生活和写作。“游乐园里有一个我的孩子”（吴燕青《游乐园里有一个我的孩子》）、“窗台边的水仙花已经枯萎”（叶由疆《临窗》）、“在带光的夜里，我们围坐/谈论豆荚花的香泽”（曾欣兰《凉亭记——兼致安石榴》）……这般平淡的生活场景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它们消弭了地理、时间的意义和隔膜，让诗意和所有我们度过的寻常日子熔为一炉。与其说这是大湾区的平实、烟火气，不如说这是诗人生活多元的样本。正如“采菊东篱下”之于陶渊明，“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于杜甫。

二、“城市豹子的歌声”

1929年，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有馆阁诗人，有山林诗人，就是没有都会诗人。”伴随着城市化浪潮在中国的兴盛，特别是在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迅速崛起的大湾区城市群中，诗人的神经无时不刻不被时代的脉搏挑动着，鲁迅先生所提及的“都会诗人”应时而生。

20世纪90年代，居住在广州的诗人杨克敏锐地感受到了都市生活的脉动，其《在商品中散步》《天河城广场》等系列诗歌便是书写商业时代、消费社会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之作。而在热火朝天的“世界工厂”，以及珠三角各行各业的生产线上，郑小琼、郭金牛、罗德远、谢湘南、蓝紫等一批诗人，发出了他们最真实的声音：

高大的厂房，这些时代的巨轮。鼓荡着

时代的风景，城市豹子的歌声，钢铁迅速

定型成轮状的、块状的，或者细小的元晶

燃烧着时代浑厚的气息

                                       ——郑小琼《穿过工业区》

走在接踵的人流中，我与他们

是一样的，我们残忍地

向生活奉献了肉体、青春、汗水

奉献了背井离乡的酸辛和故乡的记忆

                                     ——蓝紫《长青路》

这些诗歌与青春和梦想有关，也与辛劳和失落有关。就是这样一批以“打工者”为主体的写作，为世人展示了一幅幅工业时代有血有肉的浮世图景，一度成为震动诗坛的“打工诗歌”。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曾说诗歌是“个人与历史的独特融合发生的地方，这意味着使整个社群不胜负荷的众多事件，被一位诗人感知到，并使他以最个人的方式受触动。如此以来诗歌便不再是疏离的”。这些为千千万万个打工者立言，表现他们真实生活和心声的诗歌迅速成为诗坛备受关注的现象。打工者这个群体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工业的反思。过去几十年，在大湾区的土地上，一夜暴富、一日之间倾家荡产的故事比比皆是，物质的贫穷和富足在这里现出了具体可感的面目，“财富研出了均匀的粉末/天冷冷的，越退越远，又咸又涩”（王小妮《盐》）。“打工诗歌”以一种独特的、颇具时代性的诗歌类型登场，像直白、沉重的铁锤砸向尚在转型期的社会，让人们如此直面城市工业化的现实场景，这也昭示着尚在雏形中的大湾区将会成为社会经济领域和文化场域中的双重范本。

“打工”一词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香港传入内地东南沿海，时隔四十年，“打工人”成为今天的网络热词，它的原初意义也悄然发生了位移。人人都自称“打工人”，大家都是城市、乡村建设者中的一员，“打工”即是劳作。设立于深圳的“全国十大劳动者文学好书榜”，也从最早奖掖工人写作群体拓展为奖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书写者。当年的“打工诗人”群体中的很多人早已离开了工厂，我们对于城市文明的进程有了新的感受和体会：

此刻你我经过这里，像粒子

穿越中国这台巨大的加速器

华强北是它小小芯片

                          ——杨克《在华强北遇见未来》

每天，工业区的青年才俊们

乘坐观光电梯

挤入卡机鸣奏的云雀中上下运行

                          ——张尔《八卦岭札记》

这列火车一旦

跨过了这座桥

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

                           ——路也《火车开上了那座桥》

时代的发展马不停蹄，大湾区的城市文明是工业、商业的文明，更是现代科技的文明和人文理念的文明。芯片、观光电梯、火车、人工智能、5G技术等是科技文明物化的表现形式，诗人们目睹并亲身体验着城市带来的便利，同时也拥有了新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里尔克语），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为诗人们的书写提供了新的视野、新的契机，同时也考验着一个诗人“与时共进”的勇气和能力。

大湾区是历史淘洗后必然聚合的湾区，是正在合力开拓的湾区，更是未来的、具备诸多可能性和想象力的湾区。某种程度上，现代科技展现出的人类智慧和非凡想象力，与诗歌的内质是一致的。一直以来，“想象力是人类塑造未来最有力的工具。想象力也是写作的核心能力，它既表达现实，也使现实变异，进而创造新的现实”（克拉克语）。在《大湾区文学读本·诗歌卷》中我们看到了诗人们在面对历史时的想象力，如诗人余笑忠的《梅关古道》，穿越千百年前尘封的遗迹与历史对话，也看到了诗人在面对宏大事件时的想象力和现实担当，如诗人程学源的《百年期待》（节选），这首近万行的长诗（四人合著）聚焦于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史事件，完整地记述了泱泱百年，香港筚路蓝缕艰难新生的历程。面对未来，诗人的想象力更是一发不可收，如“00后”小诗人姜馨贺《在特呈岛骑单车》，她想象着自己坐上时光隧道，回到古代与另一个自己相遇；也许在未来，她的奇思妙想是否真能借助高新科技实现也是未可知的。诗人们在面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书写中，处理的是对时间、地理和事件本身的认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科技的迭代，我们对这些概念的认知也必然出现更新，诗人们的写作也会因之焕发新的生机，这也是《大湾区文学读本·诗歌卷》选取了近六个不同年代的诗人作品的缘由之一。他们对城市文明的体会差异巨大，他们的诗歌中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的生命经验和对未来的想象力，正是诗歌作为人类存在实证的意义所在。

在中国，以往人们常常通过乡村来辨认城市，在这样一个具有悠远深重的农耕文明的国度，城市文明的演进必然对应着一个乡土中国的变迁，诗人们敏感地捕捉并跟踪着这个历程。在大湾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生态：香港、广州、深圳这样的千万级人口聚居的巨型城市；珠海、惠州这样相对闲适的海滨城市；中山、江门这样侨乡文化发达的历史文化名城；肇庆这样山水清丽、风光旖旎的城市；澳门灯火彻夜不熄；东莞不仅拥有“世界工厂”，还有目前广东省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在城市与城市相连的地方，城乡接合部、城中村、新农村都是诗意滋生的地方，它们依然等待着被人们看见，太多的湾区故事也等待着被诗人们去发掘、去书写。而诗歌，始终是关乎人心的艺术，无论是城市还是旷野，无论是海湾还是陆地，诗人们都用心灵呼应着来自生命深处强烈或幽微的震撼。

三、“关于海的话语如此众多”

诗人达维希曾这样描述城市：“城市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气味：莫斯科是冰块上的伏特加味。开罗是杧果和生姜味儿。贝鲁特弥漫着阳光、大海、烟雾和柠檬的气味。”在描述大湾区城市群时，诗人们也凭借着自己的“嗅觉”，寻找着属于一座城市的独特味道。

从选本中我们可以窥见，如果让诗人们选择一个意象来描述大湾区，很多诗人的首选是“海”。这不仅仅是因为粤港澳大湾区与海洋紧密相连，南海之滨的山海资源是它突出的自然景观和物质属性；更在于海洋始终是一个文学书写中重要的母题，因其浩瀚、神秘、有容乃大、变幻莫测，具有天然的诗性吸引力；更因其“它仍然是未被征服的，为数不多者”（江离《海之简史》）。

《大湾区文学读本·诗歌卷》中，几乎三分之一以上的诗人都写到了海以及与海有关的事物，如“面对浩瀚的大海和喧响的波浪/面对一切宏大的事物 一个小小的生命能如何应对”（林莽《把大海关上》）、“被海水周期性淹没的红树林”（池凌云《红树林》）、“她只允许一些小型船只通过/以彰显两岸建筑物的伟岸”（蔡天新《维多利亚港》）、“我们徘徊在海滩边/也许，诗不过是偶尔溅起的浪花”（李少君《诗》）、“假若大海一条鱼都没有了，那大海将是人类的贫穷。”（姚风《谭公庙》）、“大海没有捧出全部的浪花”（云影《蓝贝壳》）、“荡漾的反光来自开阔的海面”（臧棣《竹湾海滩观止》）、“海岛速写着海平线，大桥速写着/三座岛屿的距离”（黎衡《澳门：喻体》）、“海水的力量足够考验一颗忍耐的心”（马莉《大海的失踪者》）、“我坐在乡村巴士上一路沿着海边走；十七英里、玫瑰海岸、上洞村、土洋”（孙文波《乡村巴士纪事》）、“台风过来时，天空在裹一个包袱”（齐乙霁《有台风要落》）、“大海浅淡的灰绿色/像野猫的眼”（扶桑《海之情歌》）……在诗人这里，海是被观光的自然景观，是自然伟力的象征，是被投射了心灵镜像的反光体。在他们笔下，海水、岛屿、水鸟、贝壳、海岸、沙滩、地平线、灯火、台风、暴风雨、浪花等事物虽然都非常“切题”地指涉了粤港澳大湾区地理空间中的元素，但在具体的文本中，这些事物通往更广大的水域。青年评论家李德南在谈到文化地理中对地方性的强调时认为，文化地理应该始终与普世性相连，这应该是优秀文学作品本身应具备的品质。所以，湾区之海是通往辽阔世界的，它是人生之海、人性之海、人心之海。

那是海鸥

翅膀点击着浪花

那是我们经常用来形容内心的——波澜

也形容壮阔的时代

在祖国的海边

我们谈论往事 一代人的命运

                                        ——娜夜《看海》

诗人们看海，在祖国的南海边，看到的是个体生命的波澜，“一代人的命运”，背后则是时代的壮阔，数代人的热血。在大湾区的海边这样的感受尤为强烈，这里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也曾是终日漂泊海上、以打鱼为生的“疍民”的故乡。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海外贸易的前沿阵地，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第三次大规模南迁；几十年间见证了社会转型期诞生的奇迹，也上演了无数人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的跌宕故事。诗人的言说之所以可贵正在于他们在时代“那巨大的光芒”中，靠近了鲜活生命的悸动。

昨夜入洞房，今日合影，明早他下南洋。

这是我的命。

                                    ——杨碧薇《下南洋：开平碉楼里的女人像》

你们身体，活泼的流动

曾在这个城市的街巷里穿梭

是制衣厂 玩具厂 电子车间 柜台前 写字楼内

让人心颤的气息

你们或许曾成天加班

或许在城中村的一个楼梯间，热烈地

吻过自己的恋人

                                         ——谢湘南《葬在深圳的姑娘》

新旧时代的女性奇妙地在诗中相遇，她们的命运携带着南洋的气息，又穿梭在不同的时代；她们的面目仿佛又游向各自的海域。诗歌以它的方式桥接了历史，两代女性中间隔着的是滚滚流逝的时间，也是人类文明的车轮轰隆而过——这一切构成了人类海洋文化的一部分；海洋文化本质上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的产物。借由诗人们对以海为轴心的物事发散性的书写，我们了解到人类在海边的一些活动和影踪：“一对外地夫妻贫贱的爱情/他们漂泊半生，直到在海边安顿下来”（熊曼《大海》）；“有一年在海边，我亲眼见证了/浪花带走生命，是何等的简单和悲伤”（何晓坤《大海从未平静过》）……感受到海洋性季风气候中的日常，“在这儿住着永不死的夏天/还有我四五个 温和的叔叔”（玉珍《过广州》）；“海水退下去，让出广阔的沙滩我知道我们已不可能得到更多”（远人《巽寮湾海滩》）……海洋如同陆地，是人类的另一个“母体”，它永不停息地涌动着，如同一代代诗人站在岸上，倾听并诉说着海之潮汐、生命之律动。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指出，“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存在，或者说是一种空间存在；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在其中打上烙印，与此同时它们本身又生产着空间”。陆地和海洋都是物质空间的客观存在，而每个诗人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他们所能“生产”和“再现”的“精神空间”自然也是不一样的。在当代诗人的书写中，曾经代表着大湾区传统文化的元素，如粤剧、龙舟、武术、醒狮、莞香等也超越了前人赋予它们的文化意涵获得了新的建构：“今夜，在东莞，你在另一种幽香里/熟结沉静下来，想起诗歌，或者君子”（华海《莞香》）；“粤剧里的汾阳王/是我出窍的灵魂”（郭杰广《看粤剧》）……“海洋”或“湾区”所传承的文化基因在诗人们具有延续性的传统书写中愈发丰满，又在他们具有现代性的书写中获得了多层次、多面相的精神内里。就在这样持续、反复的空间“再现”和“生产”中，大湾区整体的视域和维度将得到不断地拓展。可以说，就当下诗人们关于大湾区的书写来看，从地理感知和精神认知的角度，他们早已超越了客观实在的大湾区，不仅塑造了一个立体、清晰、复杂的湾区形象，更抽象出一个开放、多维、充满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精神存在。

我之前曾提到未来城市和湾区的发展必然是一个整体性的构想，经济产业链的集群发展、文化板块的深度链接都将携手共进，此外，还应更多投注于“人类如何诗意栖居”的命题。这种紧紧镶嵌在历史进程中的命题，势必影响和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格局，也势必影响人们对于生命和未来的思考。“大湾区文学”是一个正在发生和不断发展的概念，就像米沃什所说：“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

在编选《大湾区文学读本·诗歌卷》时，这种“另外一个人在试图理解他的时代”的感受扑面而来。在这信息、科技空前发达的时代，在这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类生存图景纷繁复杂的大湾区，诗人们是如此真诚地打量、重述、构想、探索着属于自己的时代。历时近半年，当这本诗选即将编竣时，我来到了珠海市横琴新区。一二十年前，这里曾是未被开发的海滨郊野之地，在南亚热带季风的吹拂中，静静与香港、澳门隔海相望。如今，大规模的工程轰轰烈烈，“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正在兴建。在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前，我眺望着不远处的澳门，许多建筑清晰可见，我辨认着威尼斯人（澳门著名的赌场之一），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真金白银在那里吞吐，许多人豪掷着他们的命运。另一个方向，世界上总体跨度最长、海底沉管隧道最长、工程规模最庞大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蜿蜒于海。我想起了曾有人问我：在钢筋水泥的城市生活，在匆忙、多变的生活节奏中，你是怎么写诗的呢？我想，《大湾区文学读本·诗歌卷》里的诗人们用他们的诗行回答着这个问题。诗歌从来不只是闲情雅致时的感喟，更是在生命长河中灵魂的声响。就像作家福克纳说过的：“人类是不朽的，这不是因为万物当中仅仅他拥有发言权，而是因为他有一个灵魂，一种有同情心、牺牲精神和忍耐力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就是书写这种精神。他们有权力升华人类的心灵，使人类回忆起过去曾经使他无比光荣的东西——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和牺牲，从而帮助人类生存下去。诗人的声音不应该仅仅成为人类历史的记录，更应该成为人类存在与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感谢这本诗选中收录的110多位诗人，当然不唯这些诗人（由于篇幅、题材等所限，选本必有遗珠之憾），让我领会到人类这种富有同情、理解、忍耐、奉献、尊严、良知和希望的精神。他们参与、创造并记录了历史，也记录了人类存在的丰富图景；他们的持续书写将成为大湾区发展历程中生动的“标本”和参照。同时，感谢评论家霍俊明先生，他以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见识和学养梳理了该诗选的文本价值和现实意义，“那些能够一次次打动读者甚至能够穿越时代抵达未来的作品都能让我们在人类精神共时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看到人性、命运以及大时代的斑驳光影、炫目奇观和复杂内里”，这是一个具有高度艺术审美的评论家所期待的文本，也应是一代代优秀诗人所追求的精神内核。感谢青年评论家顾星环女士，她对每位诗人诗作细致、精到、情理兼具的点评将成为深度阅读这些诗歌的最佳“向导”。她引用韦伯的名言“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去魅”，也追问“历史的深渊里究竟有什么呢？”，相信诗人们的作品和她的导言已经有机地融为一体，为读者阐释了一个充满了魅力、冒险、激情又低徊、明亮又幽暗、勇往直前也具备反思精神的粤港澳大湾区。

如是，《大湾区文学读本·诗歌卷》的编选，不是为了“建立一种诗学，或者建立某种美学的标准”，而是为向每一颗在这片热土上耕耘、创造的心灵致意。我们的生命曾在大湾区交汇、相互照耀，也将像百川入海，通往“共同体”的文明之中。

本文刊于《粤海风》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