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写过一篇文学批评自述，文章最后说：“我之所以对文学批评保持着持续的热情，不是喜欢批评他人，而是可以通过他人的作品感知一些全新的生命经验，可以在辨认差异中不断地自我批评、自我完善。批评家不是骂人的专家，而是可以借着作品与世界与作家与自我真诚对话的人，这种内在的对话既补益于批评家的自我建构，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去完成新的调整。”要谈批评观，这话表达得再直白不过。我想接着说说批评的对话性。

通常而言，文学批评朝向的是作家作品，要完成的基本任务是发现好作品好作家；或者指向社会文化现实，认为文学批评须有现实关怀；更学院一点，是求专业层面的知识传承和思想创造。文学批评的这些功能，似乎都指向他人、现实和知识本身。如此，自我批评式的批评有它的合理性和相应价值吗？它又是如何完成以上任务的？

经常听到一种声音，说某个批评家的文章，谈的都是他自己，与他所评论的对象并无多大关系。对于此现象，有人觉得正常，有人则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批评。于相对传统一点的思维来看，文学批评是为文学创作服务的，批评家是在解读作品、理解作家。这种“服务”关系，自然不能脱离作家、作品任由批评家言说。而自“去中心”“反本质”的文论思想盛行之后，文学批评要的是“作者死了”，甚至“文本也去死”，剩下的只是批评家、理论家还活着、还在说话。这两种观点都有它们相应的理论逻辑支撑，但也有着明显的问题和局限。当代批评已过了简单的理论移植阶段，今天需要的是综合性的借鉴和取舍——文学批评不是简单地服务谁，但也没必要杀死什么。

今天所谓有“我”的、指向自我批评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不屈就于作家作品、但也不排斥作者和文本的批评。这种批评是把批评家和作家平等化，借由创作展开对话。作家以文学作品说话，批评家用批评文章来表达，对话就通过文学作品和批评文章来完成。对话式批评要真正有效，对话主体就必须是位置平等的独立个体。既为独立，批评家又如何能排除自我？撇开了批评家自身的个性趣味和独特追求，对话就毫无意义。

把批评视作对话，以平等的姿态进行审美评述和精神言说，这是现代意义上文学批评的一种基本伦理。但仅仅是平等的姿态并不够，对话的效果还需要通过对话者的自我批评来实现。对于批评家而言，这尤其重要。我们有着几千年的道德批评传统，有着当代文学前期的阶级话语批评历史，也有着新时期以来几十年的西方理论移植式批评惯性，导致今天很多人依然习惯于高头讲章。尤其在面对新的文本、年轻的作家时，学识、资历往往形成一种压倒性的力量，于无形中漠视、扼杀掉一些新的文学萌芽。青年要确立新的美学原则更是困难重重。强调自我批评，为的是塑造一种专业而谦卑的批评家品格：能独立地进行批评言说，能敏锐地发现新鲜事物，能谦卑地面对他人、面对文本以及面对我们永远也无法穷尽其奥秘的生活世界。

重建批评的对话性内涵，敞开胸怀去理解千姿百态的文学，去感知形态万千的世界。实诚的对话可以完成很多方面的价值期待。青年学者汤拥华说他开设文学批评课程的最高期待是：“在全民参与、快意恩仇的新媒体时代，能够听到更多学院派评论者知性的声音。”对话式批评有着同样的最高期待：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批评家，但这批评家是快意恩仇式骂人的批评家，还是独立而知性的、有专业素养的批评家？在这个戾气如此重的年头，我希望更多的人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