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一直因工作和生活穿梭于广佛的吴作歆，虽也曾在年轻时被短暂下放到乳源县挂职锻炼，但彼时的他和许多刚在大都市立足的人文知识分子一样，大都市的诱惑和压力几乎构成了他思考和写作的全部中心。故乡潮州和挂职点乳源，即使在他的诗中偶有闪现，也只是一种想象的乡愁，犹如一泓井泉，滋润着一个都市个体日渐空虚干涸的的心田。2013年6月，当他作为省扶贫工作队队员重回贫苦高寒的革命老区乳源县白竹村驻扎，直到2016年3月离开重返大都市时，一个自幼成长于粤东乡镇，学习和工作于广佛大城的人文知识分子，终于在他的诗歌写作技艺日趋成熟和精神资源日趋荒芜的中年时刻到来之时，受到了一次真正来自土地的灵魂洗礼。也使他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以一种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与当代中国乡村历史现场发生关联，用诗歌语言从社会实践中生产出了一种新的知识。

这种从历史现场出发的知识，主要有《低处》《春天的河流》《砍柴》《苦难》《五月的细节》《梅雨》《油菜花的秘密》《在悬崖边种树》《牛丢了》《空山》《霜冻》和《白竹村纪事》等一系列语言清俊质地坚实的诗歌文本。或许正因为吴作歆与诗坛的“若即若离”甚至疏离，使他能以一种局外人视野反思语言本体论的困境：“诗歌作为语言的产物，不能摆脱这种无法更改的自我指定，它的语义只能来自于语言本身的固有内涵及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张力结构。虽然这种选择在语言的发展史上有时会表现为一种专断的决定，但是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它不能够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而完成自身的自足和阐述。”正是这样一种面向社会历史的充满张力的诗歌语言观念，使吴作歆的《在悬崖边种树》在曾卓之后既直面山民苦难的历史，又不失现代诗独有的语言张力：“清晨，在悬崖边种树/在坠落的地方种下升腾的希望/我端坐在一棵树中/像一个等待被唤醒的花蕾/心与心之间，隔着细小的沙粒/看见与看见之间，隔着辽阔的大海。”在悬崖边种树，首先是一个具体实在的扶贫行为，是艰难前行的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大历史的一个借喻。但当它被诗歌语言赋予象征意味之后，它就成为新时代知识分子如何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生关联的一个象征行动。

我们除了可以从《在悬崖边种树》这样象征意味浓厚的抒情短诗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之外，更可以从吴作歆的一些叙事诗中发现更多民族志的痕迹。他作为省扶贫工作队成员，一个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巨大历史变迁的积极参与者，在面对乡村的苦难时，经常抑制他作为一个诗人在面对贫穷山村的苦难时可能爆发的呐喊。两种角色之间的撕扯，使他记录历史的笔墨充满了其他完全置身事外的诗人无法体会的张力。《砍柴》刻画一个82岁的农夫，无儿无女，患有类风湿关节炎，耳聋发白：“他在砍柴，黄昏的光线在脚下跳跃”，“他早早地耳聋了，听不到外面世界的嘈杂/在一片无声的空虚中，砍伐，砍伐……”“他在砍伐，默默回应着命运拙劣的安排/劈开的木头散发出大自然的清香/”。既冷静地叙述着社会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又在冷静中记录小人物生命中诙谐的一面。生命本身可能是诙谐的，但诗人记录小人物历史的笔墨却没有一丝嘲讽，蕴含着诗人对社会大历史行进时小人物孤独痛苦命运中唯一温暖亮色的同情和理解。

《苦难》写鳏居老人的“一生就像一件缀满补丁的衣裳”，“他的妻子被同村的流氓/奸杀在田埂上，大女儿/跟着一个外乡人跑了/小儿子7岁那年溺死在池塘里/他眼角湿润：‘30年了，这苦难的日子啊’”。诗人以史笔记录孤苦无依农民的现状，“我完成了恰到好处的记录/耸耸肩走进命运的深处”，似乎诗人在扮演一个忠实客观的旁观者角色，但“稻谷被砍下的头颅堆砌得到处都是”和“天空的阴影像拴在狗身上的链条”两句诗的隐喻，泄露了他以诗写史时持守的知识分子良心。同样在写《一个五保户之死》时，扶贫工作队成员的角色既阻止他将五保户老侯之死煽情地渲染成贫穷山村的典型样本，而知识分子的良心，又使他毫无掩饰地呈现贫穷山村的历史，绝不美化或玩味山村的苦难。重要的是，见证历史和记录真相与诗人的想象力非但毫无扞格之处，简直是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吴作歆在城市抒情诗《易拉罐》中曾运用的倒顶点手法，在这首诗中再次出现。前两节先平静地告知读者死亡的消息：“他死了/在生命之门关闭前/曾经有过挣扎/咳在地上的血/掉落在地上的药品//他死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殡仪馆拉走了他/邻居们烧掉他的衣物/青烟中一个人被轻轻抹去”，开篇即以死后的场景将五保户生前的孤苦无依尽显无遗。接来下的三节回忆他和我这样一个扶贫队员的交往：“那天，他到村委找我/浑身酒气/悬坐在二楼的栏杆上/晃着耕种了一辈子的泥腿//他接过我的烟，说：/下个月我要结婚了/有个28岁的姑娘/我一个电话/她就会开着车来接我//我摸了摸额头，说：//老侯，年纪大了/不要再喝那么多酒了/说不定哪天喝多了/就这样‘过去’了”。戏剧性场景和戏剧性对白，正如《砍柴》结尾的叙述，都不是为了刻意地去嘲讽大历史车轮下的渺小个体，而是一种带着温情的关注。温情来自诗人对个体生命尊严的体认，反讽既来自乡村贫民残酷的生活现实与自欺的述愿语之间的矛盾，也映衬着作为扶贫队员的诗人遭遇苦难现实时述行的无力与荒诞。“这句话在空中停留了3秒钟”本是上节最后一行，诗人以之作为末节首行，使得本来只是呼应开头的第二行“现在，他死了”，因为紧随在诗人的对白说出3秒钟之后发生，显得相当诡异。“群山沉默/飞鸟越过树林”，似乎大自然也在为贫穷者的死亡而哀悼。然而，吴作歆在此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在见证历史时应有的良知和禀赋，“没有异常的天象/生活仍在继续”，以一种巴别尔式的硬冷，用艰难的事实呈现出个体的困境。

《在悬崖边种树》《牛丢了》《苦难》《砍柴》和《一个五保户之死》等短诗，都是吴作歆驻扎在白竹村的生活片断，长诗《白竹村纪事》则是诗人在离别时对这些生活片断的一一重现，是诗人以一个温暖而感伤的手势向贫穷山村所作的最后告别。《白竹村纪事》用史笔记录贫穷山村的历史，看似在见证历史，见证当代中国的一项伟大社会工程，但将扶贫事业和贫穷村民历史化的同时，就意味着诗人不可避免地在用一种结构性的眼光叙述历史，诗人的叙述也就成了一种现代性的语言装置。在这一语言装置之中，必然隐含着一种变形的国家代言人形象。同时，由于诗人在城市生活中本体与现实的分离，生命经验与生活事实的分离，扶贫者反倒有可能成为一个精神扶贫的对象。换言之，在他的城市抒情诗《易拉罐》中一个独立的现代个体丧失了诗歌信心和生命意义，却在指向国家民族总体性目标的体制化行动之内，通过一种温暖而感伤的异乡生活回忆，重新找回了信心和意义，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想象力在70后诗人这里进行的一次极其吊诡的话语实践。

这种实践也极其明显地表现在“白竹村”系列诗歌中的短诗《牛丢了》：“大清早/一位老农过来跟我说/他的牛不见了/体形粗壮，身高1.7米/反刍的哺乳类动物/在一片旷野中不见了/而牵牛的绳索还留在手上/他声音低沉，眼神茫然”，诗人走笔至此，似乎仍在叙述一个丢了牛的贫苦农民与扶贫队员之间的故事，但接下来的隐喻逐渐将历史想象导向本体想象，直至一种神性隐喻：“好像无法皈依的苦难/找不到隐蔽的入口/我在思索/是哪一片风景拒绝了牛/还是牛拒绝了哪一片风景？/‘牛会回去的，天气阴冷/牛会回到它的家’/我的声音单调，甚至有点疲惫/周围是一片沉默/越冬的忍冬藤消失在巷陌深处/锡安山上的羔羊/也曾经隐藏在灌木丛中/林间空地里，留下泥泞的脚印/神的隐喻成了唯一的线索。”在此，单调而疲惫的声音，正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较长时间进入历史现场后最终发现自己难于改变现实的感受。他将丢牛故事从大历史序列中抽离出来，从一个更广泛的现代性视角挖掘其象征意义，从而使那些个体平凡故事，获得了一种独立的经验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