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族裔身份及其边域的生活经验，不少论者对冯娜诗歌的指认总绕不过对其地理、民族的追索，它在有效梳理诗人诗歌的某些特质的同时，也带来了符号化的拘囿，或者，剥离上述论说限制，我们更能深入冯娜的诗歌文本，体味其诗作中或明媚或幽微的电光石火，并意识到，冯娜诗作的诱惑性并不依赖于对边疆等特殊题材的占有，而是其感同身受的领悟力、创造性的个人化书写构成了诗歌文本的内在魅力，它们共同点亮了冯娜诗作中无处不在的风景片段，有效接通了个体与存在之间的秘密通道。

冯娜的诗歌多涉风景，自然之景抑或人世之景，它们交相出没、相互呼应，构成一幅与诗人心象交相辉映的诗歌图景；然而，风景的大量书写对于当代诗人而言，未免不是一种冒险，因为就中国诗歌传统而言，有着成熟的制作方式与运思路径的风景诗历来为古典诗歌之大宗，它们如此让人耳熟能详，以致成为当代诗歌需要避免的陈腔滥调，更何况山水风物的书写在层层叠叠的传统泥淖下已经难以有新的突围，从这个层面而言，冯娜大量的风景书写更需要卓绝的勇气与创造力。

与传统风景诗崇尚借景抒情、以物观物等运思路径不同，冯娜拒绝将风景作为诗歌客观描述物，并不遵从事物的自然秩序，也有意逃离将风景作为情感抒发点的工具性操作，从一开始，她就不满足于在风景表象的滑行，而是直接进入风景的内部，始终与风景相纠缠、相对话乃至相互置换。《对岸的灯火》一诗是冯娜与风景之关系的一个典型隐喻，灯火牵引“我”，并通过明亮与黑暗碰撞的声响告诉我“一定是无数种命运交错/让我来到了此处/让我站在岸边”，灯火与我之间的相遇成为彼此命运的浸入、交集，灯火此刻内化于我的命运之中，成为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引导并嵌入了灯火的命运之中“我只要站在这里/每一盏灯火都会在我身上闪闪烁烁/仿佛不需要借助水或者路途/它们就可以靠岸”，由此，灯火成为发光的生命体，我与灯火之间不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观照与铭记，而成为彼此命运的融入与领悟，人与景的内在纠葛，使得冯娜的风景诗成为诗人的生命密码，镌刻了生命的体悟与悲欣。

风景指向生命的弥散性，使得冯娜笔下的风景与人合二为一，一如《春天的树》，树的迷恋、叛逆与怀疑一如我的精神历险，人的主体性与树的主体性已然合二为一，即此即彼，诗人在书写树的同时注视着自身的精神链条与欲望迷图，这种往来回复的注视于反思中强化了诗歌的情感张力，形成了单纯又繁复的不透明的诗歌质地。也正是主体与风景的高度纠葛，使得冯娜的诗作具有超越了表层的隐喻性，甚至成为寓言化的书写，《纪念我的伯伯和道清》不过才简洁的四句诗，茶花、跛脚的人，它们共同构成的隐喻化图景，留白了余韵悠长的阐释空间，凸显了冯娜高度的概括能力；固然，冯娜的不少诗作中，物象的更迭非常频繁，譬如《云南的声响》等诗，迭出的物象如流水般漫过诗篇，但高度隐喻化的它们始终被置于高度的意义关联之中，成为诗人的心象符号，成为与主体生命相勾连的命运共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冯娜笔下的风景，并无太多雄奇瑰怪之景，也无超拔之人，它们（他们）平常乃至庸常，是我们身边随时可被忽略的风物，而冯娜选择它们，也即回到了生活的常态，贴近了生活的真相，从这部诗集中，我看到一个曾耽溺于幻美风景并在词语幻境中漂浮的身影正坚定地向存在靠近，向沉默而坚硬的暗物质挺入，诗人伸展开她灵敏的触角接通庸常事物，让它们起电、发光，照亮庸常背后的无常命运与新鲜疼痛，《乡村公路》所描述的风景，是每个辗转于途的行走者所熟悉的，冯娜有效避免了田园式抒情，也远离了有关城乡分裂的社会学诘问，而是恢复了乡村公路的重复与无聊，“司机的口哨绕着村寨曲折往复/多少个下午，就像这样的阳光和陌生/要把所有熟知的事物一一经过”然而，正是从这熟知的无聊风景内部冯娜却敏感到了其中的悲凉与无常 “多少人，和我这样/短暂地寄放自己于与他人的相逢/——纵使我们牢牢捍卫着灌满风沙的口音/纵使我们预测了傍晚的天气/（是的，那也不一定准确）/纵使，我们都感到自己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人”，诗人总是能在瞬间与永恒、庸常与宿命之间寻求到诗歌的火石电光，一种澄明的了悟乍然照亮枯燥荒芜的无边生活。我一直认为，正是源于对日常生活的高度洞察力与自由游走的灵气，冯娜才成为那一个获取了诗歌秘密的幸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