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路过”并非是偶然的，之所以被记载，就在于它或者推动了历史，或者构成了历史。

人有过客的意识，最盛是在战乱频仍生命朝不保夕的汉代，“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没有留下当时作者的姓名，却透露出当时人对人生终极以及存在意义的思考，这就是鲁迅当年说过的“文学自觉”的年代，也是中国人思考人生和“认识你自己”的时代。

其实，将整个人生都当作过客，是有些消极，也是失去了自我，失去主体性的。“过”的本意是进行时态，当然也可以是过去时态。但只有在一个时间点上，时间被历史化才有意义，“路过”也才有意义。“路过”虽然是“短暂的存在”，却因为有历史化的时间而变得沉重起来。

拍电影或演戏剧的时候，会有许多群众演员，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路人甲”或“路人乙”。人们调侃自己不重要的时候，总是说“我是路人甲”，其实那是要将自己与那件正发生的事撇清关系——“我”不过一个“路人”而已。但即使是作为电影或戏剧中的路人也不是可以随便行走的，什么时候路过、怎么路过，那都是导演安排的，构成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很多武侠小说中写路过，往往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所构成的巧合恰恰可以推进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改变。那种“路过”使艺术作品中的时间构成了历史，被赋予了意义。

历史上有的“路过”并非是偶然的，之所以被记载，就在于它或者推动了历史，或者构成了历史。“路过”如果使某个地方和某个短暂的时间点被刻上了人文标记，那就成为人文历史或人文地理。历史上因为名人的路过而留下人文印迹，赋予了那个地方以文化意义，并因此著称于世的事多了。如王勃路过滕王阁，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让滕王阁成为中国名阁，而王勃也因为那个随意的时间参加了一个“趴”而被激发出艺术灵感，不小心创造了初唐的文坛佳事而进入了中国文学史，让他短暂的人生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有的地方，本来没怎么出名，风景其实也并不怎么样，但因为某个名人路过并留下文字，于是就变得有名起来，如叶圣陶游了浙江金华北山的双龙洞，写下《记金华的双龙洞》，后来被收入中学课本，成为游记写作的范文，金华的双龙洞因此闻名于世。巴金写广东新会的《鸟的天堂》亦如此，巴金在广东新会短暂停留是路过，却赋予了这个梁启超的故乡以另一种文化意义。

历史的发展有点也有线，历史中的时间只有建立起它的意义链，才可以成为人文时间或者精神时间。意义在，时间才在。“路过”的时间正是如此。“路过”是历史化的时间，是“此在”，它还有待未来对过去的解释，或者是有待未来对此番路过的证明，那就是“它在”。从“它在”来解释“此在”，“此在”建立起它的意义链。

如长安二年（702年）张九龄上京应进士考试，得到了主持这次考试的考功郎沈佺期的赏识，取得了好的名次。但因为有人对考试结果有非议并上告，朝廷查究宣布重新考试。张九龄只好郁闷地回到韶州（今韶关）读书，再等机会。第二年，朝廷的正五品官、当时的凤阁舍人张说被贬岭南，路过韶州，张九龄前去拜会并以文章面呈，得到张说的称赞，两人由此通了谱系，结下亲密的关系。神龙元年（705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被诛，得罪二张的张说被启用，奉诏回京城担任兵部员外郎，而附会二张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被贬岭南。张九龄刚送走返回京城的张说，又迎来了被贬岭南路过韶州的沈佺期。他执弟子礼拜见沈佺期，自然是感激沈在三年前对自己的认可。神龙二年（706年）秋，张九龄在丁忧三年之后再度赴京，参加吏部的重试，考中而后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开启岭南第一名相的辉煌前程。张说与后来被朝廷启用的沈佺期都因被贬路过韶州与张九龄相见，自然便成为了患难之交，他们在张九龄被朝廷重用时并成为了他的好帮手。张说与沈佺期在韶州的路过，一个短暂的时间，却与张九龄结交下不解的情谊，而它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张九龄未来的道路上才被显现。

“路过”到底可以定为多少时间？这不好确定。因为时间永远是相对的。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还用譬喻去言说时间的相对性，他在《逍遥游》中说，朝菌，朝生而暮死，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个月。蝉，夏生而秋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四季。这是小年；灵龟长寿则以五百年为一春，五百年为一秋。而上古时代的大椿树，以八千年为春，八千年为秋，这是大年。“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庄子追求无所凭依的绝对自由，实际上很难做到。而从万物齐一的角度去看，人与朝菌、蝉、灵龟、椿树在生死问题上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也是没有时间的长短之分的。夭折的孩子虽然短寿，但比朝菌却是长寿的。彭祖可寿达两百年，但与大椿树比则是短命了。庄子论时间看来有些消极，但他的意思还是清楚的，因为时间无穷无尽，长短是相对的，要把握它则可以将其截分成无数个时段。

也正是从这点出发，我将人在某地的短暂客居也纳入路过来看待，因为它也是短暂的时间。当然，关键在这路过是否载入历史，路过的时间是否被赋予历史的意义。

谢灵运在刘宋元嘉十年（443年）九月被流放广州，因刘义康再度陷害，只在广州待了三个月，就被行弃市刑。至今的珠江南岸还有康乐村、客村，只因为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小名为客儿，世人亦称其为谢客。现在的中山大学南校区也因此名为康乐园。作为罪人，谢灵运到广州后还来不及做什么事就被抓入牢狱，但因为其文名太盛，此地也留下了他不可磨灭的文化痕迹，进入了历史。唐代的杜甫，在夔州客居了两年，此时的他写作激情高涨，诗艺臻熟，竟然创作了430首诗。这是他在用一生的经历和感受在写诗，几乎是耗尽他所有的生命之火在写诗。其中著名的《秋兴八首》就深得后人的赞颂，乃至许多书法家如徐渭、王铎、林散之等都去书写这浸透着诗人一生悲苦而又承载着无限担当和家国情怀的诗，让它传播得更为广泛而久远。夔州也因杜甫而成为文化地理上的灿烂明珠。韩愈在潮州只待了八个月，当时已51岁，却“肯将衰朽惜残年”。短短八个月之内，他号召开凿水渠，鼓励耕种，治理水灾，还除掉了韩江上的鳄鱼灾害，兴修书院学堂，释放被豪强掠取的奴婢，影响了潮州文化千年。当地老百姓为纪念他，将此地的山水都以“韩”命名，足见其对岭南历史与文化的贡献有多大。

客居是不是路过？客居多少时间才算是路过？在伟人与事业的面前，这些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关键是他们在客居时做了什么、造就了什么历史。

让我们将历史翻到20世纪40年代末。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党中央从1948年5月1日开始移师西柏坡办公，中共五大书记在西柏坡会面。1948年9月到1949年的1月，毛泽东在此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解放了全东北，和平解决了北平与天津两市，长江以北的华东、华北和中原地区也基本解放，基本消灭了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而胜利在望之时，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此做了重要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以及在全国解放之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等等，关键是这次会议英明地指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中央在西柏坡只住了十个月，却创造了好几个第一，如颁布了第一部土地法《中国土地法大纲》，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统一了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解放了石家庄，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十个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只是一个短暂时期，或者说是在革命与解放道路上的“路过”，但西柏坡却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走向全面执政前的最后一个驿站，其历史意义辉煌而永恒。

历史在此定格，历史也在此转折，新中国从这里走出，五大书记从此地路过，再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就这样揣着两个“务必”走上执政党的位子。“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望那十个月的历史，美好而蕴含深远的意义。

世界大道，浩宇苍茫，人人都是赶路人，但只要是有目标、有创造、有贡献和有历史意义的行走与路过，谁又敢将他视为路人呢？

——一心为民，一心为公，就是漫漫征途中真正的行者、强者。

【蒋述卓】文学博士，文艺评论家，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获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文联2014年文艺评论奖特等奖、广东省第八届鲁迅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