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黎衡，1986年生于湖北十堰，毕业于武汉大学，在校期间曾获樱花诗赛一等奖、北京大学未名诗歌奖。毕业后获刘丽安诗歌奖、中国时报文学奖、DJS-诗东西诗歌奖等。出版有诗集《圆环清晨》（阳光出版社，2015）。受邀参加大陆诗人台湾行活动、清华大学中文系青年作家工作坊、《钟山》青年作家笔会，担任北大未名诗歌奖、复旦光华诗歌奖终审评委。作品被译为英文、俄文等外语，入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洪子诚、臧棣主编）。作品发表于《诗刊》《钟山》《作品》《诗歌月刊》《扬子江评论》《诗林》《青年文学》《诗建设》《飞地》《今天》《中西诗歌》等期刊，以及《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

访谈

抵达与逃逸

□黎衡VS李保森

李保森:“80后”诗人是就出生年代而言的，与此相似的还有“60后”、“70后”等概念。其实，对于这种命名方式，文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认为这一概念容易混淆作家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比如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创作理念等。对此，您是怎样认识的？您如何评价您的同代人？您如何看待“80后”一代的诗歌创作？

黎衡:对于这种以十年为代际的诗人群体命名方式，我确实持保留意见。因为它高度依赖一种十分偶然性的断代法和纪年法。打个比方，日本还在使用年号，明治维新以来的一百多年，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令和。战前与战后，也清晰地将长达60多年的昭和时代一分为二。当我们通过政治和社会背景来指称文化现象和文学群体时，十年显得太短暂。而当我们以进入文学场域的时间来指称时，十年又显得太漫长了。比如，我是1986年初出生的（阴历属牛），唐不遇就经常跟我说，他这一波80、81、82前后出生的人，才是作为一个BBS时代的现象整体浮出水面的“80后诗人”。我们尽管只相差五六岁，但已经形成了参与文学活动、文学事件的一个小小代沟。同样的逻辑，我看89年出生的诗人，也会觉得在成长经验上略有差别。再如美国把经历了一战、以海明威为代表、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年轻人称为“迷惘的一代”，把经历了二战、以凯鲁亚克为代表、活跃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称为“垮掉的一代”，可见代际引出的问题，不仅关于生理年龄，更是对具有时代印痕的文学观念和心理现实的指认。那么， 70后、80后、90后这种文学群体断代，至少是不够精确的。

实际上，自从白洋淀诗群、朦胧诗、第三代之后，与特定时代相关的诗歌群体建构已基本失效。学院和口语的二分，虽然粗暴简陋，至少还是一种相对清晰的对文本样态的描述。

但是我也部分地理解这种命名方式，以及选择在此时此刻结集的权宜与无奈。到了2020年，80后最大的已四十不惑，最小的也跨过而立之年，这是一个文学作者在风格、体量、写作的深度、代表性文本等多个维度都亟待被进一步辨认的时段。也许，我们需要具有广泛说服力的杰作、更有想象力的命名角度，来提振“一代人”的写作雄心。

当我被称为一个80后诗人时，我愿意这样来理解，这是一个诗人，同时是一个80后。80后，在社会学意义上，意味着青春期开始于九十年代以降，一个后革命的，加速市场化、全球化的年代。我认为，这“一代人”已经创造出了一批值得注意的作品，同时还具有强健的生长性。我们面临吊诡难料的历史转向、媒介转型，甚至是后人类主义的远景，也感受到严肃文学尤其是诗歌边缘化造成的话语位置的尴尬。如果对位于被学术生产“过度开发”的现代文学、朦胧诗/后朦胧诗，这“一代人”的价值，值得被批评界更有力地注视与激活。

李保森:目前您在广州定居，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里的文化积淀并不够深厚，但事实上，广州的文学活动还是非常频繁的。和武汉相比，您觉得广州这座城市有哪些特点？您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有哪些感受？这座城市对您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您在诗集《南国指南》的后记中，表示过焦虑，“想到‘南国指南’这个题目，除了印证从荆楚到岭南的个人经验，其实还出于一种文化焦虑：不在文化中心京城和江南，而是来到传统意义上诗歌的边缘地带、商业氛围浓厚的广东都市，如何写诗？或者说，如何完成一次身份的腾挪，让写作鲜明而强健？”

黎衡:武汉是江湖码头，是汉正街的市侩气、五国租界的洋气加武昌学府的文气。广州是南海商埠，自古华洋杂处，光怪陆离，有动荡、摇曳的生猛和偏安一隅的闲定。其实广州也有两千多年历史，达摩东渡在此登陆，称为西来初地，六祖慧能发“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心动”的高论，也在广州的寺院。唐朝，广州的印度洋商旅云集，留下伊斯兰的先贤墓和光塔寺。就在黄埔军校附近，还有古代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墓地。无论对于旧时的中原和江南，还是今天的北京、上海，岭南的文化确实处于边缘位置。但这恰恰使我有机会用去中心化的眼光重新审视华人的流散，思考中国的内与外、里与表、整一与裂痕。广州联系着一个广阔的海外华人世界，粤语使用者从港澳延伸到马来半岛和大洋洲。它是一个处在大陆文化板块和海洋文化板块交界处的都市。武汉是九省通衢，广州是万国通津。它的万国是商业的、民间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世界的。竹内好所说的“亚洲作为方法”提示了地缘空间亦是认知空间，不妨在这个框架下理解广州。

李保森:2019年第一天，第二届（2018年度）J青年诗歌奖揭晓，您获得J青年诗歌奖。授奖词这样写道：“在生命进入更深广的疆域之时，黎衡的诗歌写作在文本叙述上也变得更加细致与丰富，他在处理关乎生命、存在等大命题时，善于利用个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他善于将迷途、饥饿和无知的日常生活景象引向某些终极命题的漩涡，这使他的诗歌，极有思想的深度、意趣和意象之间的张力。在新的写作中，黎衡诗歌所透露的生命境界与文本技艺让人惊喜”，对您的诗歌观念和创作才华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在您的诗歌中，生活化的场景特别多，在您看来，日常生活和诗歌有着怎样的关系？

黎衡:经验是想象的跳板，文学没有日常性，就好比一架飞机没有坪地和跑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日常，“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是日常，“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是日常。我在一篇评论里说：“作家的感知方式可粗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理解与洞察，二是体验与聆听。前者不断发现现实肌理中的诗意，后者则总是以对幻象的激情重塑现实。”我本以为自己是第二种，也即幻象型的诗人。但经你的提醒，我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即使是超现实主义和意识流，也是对日常片段和细节的拼接。资产阶级的普鲁斯特在一间屋子里写作，无产阶级的杰克•伦敦在码头、海洋、异域、极地的巡游中写作，但他们的世界都一样广大、深邃、具体。

李保森:在您的诗歌中，《油漆绿》《墙》《惊醒》《小镇一日》等在形式上构成了完整的、封闭的空间，类似于墙体一般，而《赠汪强》、《天门墩》则是又一种形式，有意取消诗歌的跨行，您于2016年创作的《眼睛监狱》不仅在内容上较长，而且还有意借鉴了戏剧的艺术特征，比如分幕、独白、对话等，这是有意的尝试吗？您是如何理解和运用诗歌形式的？

黎衡:现代诗的形式，对我确实构成了一个问题，它是文学王国的流亡者，既非韵文，亦非散文。因此，我们只能在省略、跳跃、观念编排与语言节奏再造等层面来理解自由诗和散文的区别。问题是，如《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这样的现代主义小说文本，在重塑文体和意义秩序方面展示的图景，已远比大多诗歌复杂。纳博科夫和卡尔维诺这样的语言大师，他们的很多句子即使不分行，其音乐性和想象力，以诗的尺度来衡量也出类拔萃。一些杰出的小说成了这样的容器，它能容纳诗的形式和叙事的结构，堪称语言的“实验室”和“超级市场”。这确实让人生疑，诗难道成了如梁宗岱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第一首所说：“你现在是大地的清新的点缀，又是锦绣阳春的唯一的前锋”。 观念的、语言形态的、诗歌形式的可能性被不断拉伸、捣碎、变化、突破。尽管我十分怀念文言近体诗和十四行的时代，那时，做一个诗人至少有文体上的确定性，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诗，应当为烟消云散的词与物重新寻获坚固的形体。

李保森:在阅读您的诗歌时，可以看到许多地理空间，比如说《火车开到拉萨》《公路边死去的牦牛》《纳木错》《百年后谒黄花岗烈士墓》、“乌有镇”系列，以及《南方，魔方》中的深圳、新加坡、吉隆坡等等，对您来说，这些不同的地理空间给您带来了怎样的感受和经验？这些感受和经验为您的诗歌带来什么？

黎衡:关于西藏的几首诗，写的是2006年的火车壮游，那年我的行程有一万多公里。从拉萨到西安，36小时硬座，让我至今对长途火车心有余悸。2010年，第一次离开中国大陆，去了台湾和香港。2015到2019的五年间，游历了十几个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阿曼、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梵蒂冈、老挝、日本、韩国。说起来，好像去了不少地方，其实不少国家仅仅在首都和它的周边停留。这十几个国家都是和我的女友（现在的妻子）结伴去的。最初，从大陆到港台新马，是一个华语世界。然后，欧洲之旅，各种博物馆、美术馆，还有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的街道，T.S.艾略特的故居，C.S.路易斯和托尔金结为“墨水社”的咖啡馆，纪念D.H.劳伦斯、迪兰•托马斯、奥登、拉金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诗人角，伦敦的BFI电影中心、巴黎的法国电影资料馆、罗马郊外费里尼工作过的电影城，以及作为球迷的圣地老特拉福德。我的阅读、美学熏陶都是以欧洲为中心展开的，从文字到影像再到现实，是对个人精神史的验证、唤醒和重新定义。但我对日本、韩国同样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忱，东亚儒家-汉字圈校正了文化位置。旅行，让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不断调整、调换。

《发条橙》的作者伯吉斯有一部短篇小说叫《无休止的旅行者》，讲一个老人退休后，把一生的积蓄用于旅行，但在出发时，他便撕毁了护照，于是他的旅行只能在世界各地的机场之间辗转，他说，在去纽约、罗马、印度之前，他早已见过自由女神像、斗兽场和泰姬陵，他的兴趣不在于观看这些被复制并一再贩卖的风景，他不断的抵达也是对抵达的抵制。我理解他对旅行的商品化和热门景点刻板印象的讽刺。因为讨厌埃菲尔铁塔，在巴黎的六天里，我尽量绕得远远的。巴黎圣母院塔楼和蓬皮杜美术馆天台看到的天际线，有更适当的比例。我还得向朋友申明，对我来说，巴黎并不浪漫，巴黎是革命往事，是外省人的异乡，是贫穷作家的左岸，是高师的智力之舞。旅行，让我的目光更有弹性，这必将影响写作。

李保森:这几年，您创作诗歌的节奏好像慢下来许多，这在《飞行》《合照：2001》等诗中表现得更加鲜明，而且内容上也有所调整。据您透露，您将在下一本诗集中，收入几首长诗。这和您这几年的经历有关吗？或者说，您的诗歌观念有所调整？

黎衡:2016年以来，我中断了即兴的短诗写作，取而代之的是每年有规律地创作一部长诗或诗歌矩阵，也即《眼睛监狱》《飞行》《南方，魔方》《合照：2001》。长诗对我来说有更大的智识挑战，这是我结束青春写作的一种方式。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我希望每次考虑的是一场完整的展览，有精心安排的结构、变化的技巧和主题的延展性。近几年花在写作上的时间并不多，写长诗，需要漫长的酝酿和集中的高强度写作。前两年的一篇答谢词里我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三十岁之后，对短诗兴趣渐薄，写作不再是精神的体操，而是像盖房子一样的工作。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散步、酝酿蓝图，只用几天时间把建筑的工作完成。但在我的心灵中，这座房子已经存在很久，虽然实际的样子会出乎我的设计。”

李保森:武汉、湖北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冲击，全国的许多地方都采取了封闭措施。这期间，您在做些什么呢？有怎样的感受？您有没有这方面题材的创作？

黎衡:习惯了在楼顶走路，楼顶像我的船和甲板。用投影仪在白色墙壁上放电影，有时一天连看四五部，精心挑选导演、国别、题材，让不同影片的主题发生有趣的连接和映射。边看边在房间走动，或原地踏步。为了不出门，学会了一次买一周的食材，已经忘了外卖的味道，像个都市穴居者。扫地机器人开始忙碌。通过武大广州校友会捐了一点钱，第一次跟校友会发生联系。写了一首纪念某位武汉离世医生的小诗，看到他和我一样是2004年上的大学，用过校内网（人人网），在武大行政楼下照了毕业照，有点难过，他像我的替身。跟高中同学聊了几句，他是武昌一家医院的医生，春节期间压力很大，我写了段文字发在朋友圈：“如果武汉是一个括弧，或一个函数，把我和与我有关的人填写进去，我大概可以写一本很长很长的小说集……有的人和我一样，早就远离武汉了……还有的人，比如这位兄弟，我们是十堰的高中同学，高一最要好的朋友，后来大概一二十年没见过，平时亦无话，直到突然想起来他在武汉从医。我对他的全部记忆还停留在他16岁怎么泡妞，在宿舍熄灯后扮鬼，白胖透红的婴儿脸上笑出酒窝，邪而可爱。他的欲望像泉水洗过的藕节……生命是射线，烟花流散，武汉可以是一个吸收了所有光的完整宇宙。”

创作年表

●2004—2008年：

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樱花诗赛一等奖、北京大学未名诗歌奖

●2009年：

获刘丽安诗歌奖

●2010年：

参加大陆诗人台湾行活动

●2013年：

获中国时报文学奖书简组奖项。杜弗书店推出黎衡近作单行本《南国指南》

●2014年：

获DJS-诗东西诗歌奖

●2015年：

出版诗集《圆环清晨》（阳光出版社，千高原诗丛）

●2017年：

创作长诗《飞行》

●2018年：

创作系列诗《南方，魔方》

●2019年：

参加清华大学中文系青年作家工作坊。友人制作黎衡长诗单行本《眼睛监狱》

●2020年：

参加《钟山》青年作家笔会

●2021年：

担任北大未名诗歌奖、复旦光华诗歌奖终审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