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说：“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声，有时也不是为了读者，只为时光流逝，使我心安。”作家陈玺继八十万言的《一抹沧桑》之后，再一次深情地回望故乡，从孩童的视角，坚实地书写上世纪七十年代四季更迭的渭北塬上。这未尝不是作家“用童年的记忆安顿和抚慰自己的生命之光”。

感谢他的慷慨赠书，足不出户，我便得以一窥关中四时风土及人情往来。从网络上，我了解到陈玺初涉文学不久，便已出手不凡，有多部长篇出版，且涉猎剧本、科幻等多种体裁。他就像古时候的苏轼、王安石、范仲淹，为官之余，亦能静下心来创作。看来，从政与为文并不矛盾，它们是和谐的一体两面甚至多面。一个不怕孤独且喜欢孤独的人，一个能细心阅读并悄悄吸取的人，一个善思而不知疲倦的人，一个思维缜密记忆超群而又心细敏捷的人……这样的人从事文学，应该是最合宜的。

陕西出文学家，出文学大家，而陈玺的作品即便混迹于其中，也很有辨识度。他的文字在浓郁的黄土气息中，透出清清浅浅学院派的自然美。雄浑与清婉就这样和谐共存。

世上小说无非两种：一种写日常经验，一种写超常经验。而《塬上童年》显然属于前一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参照这种说法，比诗更为具象、瓷实的小说则更为真实了。在这部全景式记录关中乡村农耕文明的小说中，作家用精细、丰腴、沈从文式的散文笔法，百科全书般向我们展示了故乡的风土人情。它是这样的小说：所有的章节都可以独立成篇，甚至你随手翻开一页，都可以读下去。没有高潮迭起的故事情节，没有设计的痕迹，无法用我们惯常认知的小说情节设计的普遍模式去衡量，一切仿佛都是自然而然写下来的。可是，这种文字自有其独特的魅力，它足够吸引你读下去。因为，凭借一个个有真实画面感和凸凹触感的传神细节，就能够将镌刻在作家脑海里的东西，印刻在读者的心里。这些看似琐屑的描写，暗藏了作家对儿时故乡风土人物的幽深情怀，不直抒胸臆反而情义更浓。这让我想到只有沈从文、汪曾祺、孙犁、高晓声这样的前辈大家，才敢用这样的笔法。

我们完全没必要质疑作家陈玺的虚构叙事的能力，毕竟他一出手，就写出了虚构性很强的三十几万字的《暮阳解套》。我本人也写过一部以童年为蓝本的小说，所以我可以想象，陈玺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回望故乡和童年时，他不由自主地，就会舍不得虚构。在城市与城市越来越相似的今天，甚至连乡村也刻意模仿城市的当下，书写记忆中的故乡是多么有意义！至少，得让后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时代。

“稚子总贪玩，少年常怀春。”陈玺笔下的童年自然也离不开玩耍，而由于那个年代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孩童的一切活动仿佛都离不开吃。他们为了吃面疙瘩汤，挖荠菜、打槐花、偷苜蓿。像青桃的棉桃，深秋的红枣、柿子都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小孩贪吃，大人肚里油水也不多，连杀猪的胡二都贴在冒着热气的猪脊椎下面，贪恋地吮吸着脊椎里泛着青色的半液态的油。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仍然处于人民公社阶段。对于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后辈而言，本书是很好的启蒙，因为全书几乎所有的章节都围绕这个背景展开：他们劳动记公分，集体抢割麦子，割完才允许私人捡麦穗，捡完还要号召学校组织学生把散落的麦粒捡起来，做到“颗粒归仓”。宰羊杀猪分牛肉时，全村人，尤其是孩子们攥着两个坨坨馍，那种渴盼的神情，我永远都忘不了。

我始终认为小说是书写人性的，未来的人工智能无论怎样发展，都很难细微地体察人心。即使神通如智子（刘慈欣小说《三体》中的科学设定），也无法读懂人心。所以，我想通俗作家和真正的大师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故事的趣味性，而后者通过故事来塑造人物精神。而对人物的塑造，有时甚至和完整的故事情节并无必要的关联。

陈玺对书中的人物，没有“嘲笑”，只有“悲悯”；没有“不喜欢”，只有“包容”。他引领我们看到各种形式不同的生命：高贵的、卑贱的、残酷的、优越的、低下的、美的、丑的。或许，每个故乡都有几个不体面的，蜷缩在角落里的人物。陈玺敏锐地捕捉到并传神地塑造了出来：如患有眼疾却有音乐天赋的转眼；陷入青春骚动中，偷窥小明妈，被小明爸吓傻的民权；因为愚昧将媳妇折磨致死，可恨又可怜的虎子……

而书中最让我感到生命美丽、悲悯与隐忍的是“爸爸”和“爷爷”。身为民办教师的爸爸，因为文教专干觉得他性格好，经得起批，一直都是暑期教师基训批判的典型。作者对“爸爸”的矛盾心理，委曲求全的隐忍刻画得入木三分，让我数次想起我已退休的父亲，也是同样的隐忍不发。而“爷爷”对麦客老者善良的体恤，那种帮助人又不伤人面子的周全让我动容，谁说乡野农民没有智慧呢？他们有的是大智慧！

《塬上童年》读完了，可我仿佛觉得它并没有一定的“开始”，也没有一定的“结束”。如同我们自己的生活，即使琐琐碎碎、点点滴滴，仔细看去，也都应该耐人寻味。我想，《塬上童年》最迷人的部分全在生活细节里，它值得我们反复体味与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