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的创作越来越有规划了，也越慎重了——慎重当然是好事，却并不一定会带来好结果。事实上，创作上的事情，一旦有了刻意的规划，所谓的“有意识”，就很难有旁逸斜出的东西，很难有心血来潮的东西，潜意识里甚至还有拒绝的态度，怕被多余的情绪打扰主导的思路。

还好，算是两驾马车齐头并进，或是左右手两把抓，两手都要硬——短篇还是以“县城”系列为主；中篇呢，就是这一批以“老习俗”为壳的作品（至少题目上都有意体现其特殊性），我至今也没能给它们安个名号，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截止目前，除了这篇在《长城》发表的《换红》，还有发在《钟山》的《恶物》，以及被留用还没发出来的、还在投稿过程中的、刚写出来还在修改的，如《好归》《僮身》《谢土》等，光看题目，就有陌生感，某些外地的朋友大概还不明就里，是个什么意思呢？自然是有意思的，作为我们老家的习俗用语，它们都是有着特定含义和指向的称谓，每个词汇后面都代表着一种渊源深厚的身份和礼仪，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境地，以及活生生的生活横切面……自有它们的乡土意趣、人文意义，或者我试图赋予它们的生命力，以及更多可供解读的空间和可能。

所谓“换红”，在我们乡间的寓意其实很简单，就是丧事过后一种去晦迎新的礼仪，它看似寓意着回归，实则隐喻着重生。我自然不会愚笨到去崇尚老旧的习俗，我最终要写的还是参与其间的人，习俗只是道具、背景，是作为人置身其中的看似狭隘封闭实则庞杂无边的生存环境。如同小说中的久贤和红玉，他们有着相似的命运，或者说相似的来路，在上天安排的路途里，彼此相遇彼此也抗拒——红玉以出逃的方式回归“庵堂”，像是对自身宿命的一次绝地反叛；久贤呢，当他开始像僮身那样试图聆听来自灵魂的声音时，他的人生其实也已经开始虚幻了。

《换红》写于去年夏天，相比而言，它算是新作，却比其他几个“兄长”都早日出了“花园”。这是小说本身的命运，作者难以掌控。本来小说既然已经刊发，作者所要表达的也基本悉数都在文本里头了，无论已经言及或者言不尽之处，都白纸黑字呈现给了读者，唯一有资格评判的只能是那些一字一句读完它的有心人。作为作者，我一直羞于为作品解释什么，似乎怎么开口都属于“狡辩”，或者某种耍聪明的事后诸葛的“圆场”。但是，在每写一篇小说就得配套一篇创作谈的今天，对作者而言，其实是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情，因为相对于“行为”，“解释”永远是最便捷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