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和经验样板，也是全球化在中国内地的缩影。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邓一光居深十余年，书写了五十余篇“深圳系列”小说，改写了深圳文学在人们眼中的成见，被当作“现象级”写作。最近，他的“深圳系列”短篇小说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用12张“深圳切片”展现深圳这座城市的众生浮世绘。

5月16日，邓一光携新书《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在深圳书城龙华城举行了新书分享会，与青年作家、批评家王威廉，资深媒体人、书评人刘忆斯以“内卷时代：都市切片中的新打工人”为主题，共同探讨城市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1.“在龙华跳舞”是一种文学意象

深圳商报：与书名同题的小说《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讲的是富士康打工者的故事。选用这一篇作为书名，是否因为它背后的故事背景某种程度上是深圳40年发展轨迹的一个标本？

邓一光：书名是出版社定的，我们没有交流过。这篇小说是2011年写的，距今有十年了，我猜，也许出版社认为它反映了珠三角地区早期制造业工人情感生活的不确定性，有一种陌生化效果，城市经验中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如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个故事提供的经验在文学审美上依然成立。

深圳商报：之前在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您曾谈到，龙华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标本，能在龙华这样的地方跳舞，关系的是现代化在个人身上能否得以实现，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邓一光：舞蹈是个体在群体活动中的一种艺术表达行为，在舞蹈语言中，求偶和社会交际是最早形成的手段和目的，有着漫长的生物基因文化，这个故事（《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反映的正是现代工业群体挤压中的个人宣泄表达、主人公社会关系的失衡和求偶的不确定性。

深圳是中国内地市场经济的发端地，从深圳缘起的改革开放不仅成就了当代中国全新的政治与社会格局，也深刻影响到全球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而龙华是深圳城市地理中心，也是规划中的城市发展中轴，所以，“在龙华跳舞”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也是一种带有多元社会意义结构的文学意象。如果说十年前在我的观察中，主人公没有找到支持自己自由“舞蹈”的音乐、在生活中建立起与群体共同选择的节奏性协调动作，那么今天这个观察依然没有失去它的有效例证。

2.超越任何话题的现代性主题

深圳商报：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状态，似乎已经成为您“深圳系列”小说的共同主题，从准一线城市来到一线城市定居已12年，这是您对深圳观察的结论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吗？

邓一光：现代化过程不是城市设施的现代化过程，而是城市人的现代性情感生成、共同体同构和精神塑形过程，人们在农耕时代和大工业时代形成的前经验中赖以支撑肉身行为的精神世界，在当下时代支离破碎，他们需要建立新的人生准则，好比建立自己的柔韧度、爆发力和控制技艺，以便在生活中跳跃、旋转、翻腾，完成自己对人生的情感和思想表达。

你可能注意到了龙华三和人才市场那些“大神”们的生活，回避天花板问题、拒绝人生规划、选择日结工作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抵制返回原初生活再重新出发，这些看上去属于个人城市生活意志的内容，实际上是城市阶层分化的一种例证，正在使一部分城市人的精神品质逐步格式化，甚至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这一过程，没有比这个更应该被文学关注的题材价值了。

深圳商报：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和经验样板，也是全球化在中国内地的缩影。您的小说里，却几乎不触碰任何“宏大”主题，而是相反，写出了深圳被折叠起来的那些部分。为什么关注这样的深圳？

邓一光：人们习惯了这样的话语格式：城市是时代的产物，这个被虚拟出来再加以实现的庞然大物由精英创造和决定，人们只是这一决定装置中的一个个被规范并且复制的元件。在这套话语权格式中，城市的语言体系里只有复数，你、我、他，后面都跟着一个“们”，所有人作为个体都消失掉了，包括前面提到的精英，包括城市管理执行官，他们也成了体系话语的一部分。去读一读所谓“宏大”主题的那些叙事，你能看到“亦惟欲宏大此大业尔”，能看到个体生命的存在吗？看不到。在我看来，从来就没有整体的城市人，城市从来就不属于所有城市中人，而城市人的现代性情感轨迹和精神塑形，这是超越任何话题的现代性主题，它决定了不同的故事语境和讲述对象，也决定了通往主题的路径。

3.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寓言

深圳商报：12年来，您先后出版了《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坐着》四部“深圳系列”小说集。对深圳这座城市的认知，有没有几个阶段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能体现在您的小说创作之中？

邓一光：城市无所不能，它有一种很奇特的能量场，超越了迈尔在《论无机自然界的力》中所阐释的那种自然因果关系，这使我对它的观察变得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有些神秘。王维有一首《汉江临眺》，写的是湖北襄阳，他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两句大体能代表我这些年的短篇写作诉求和境界。对城市的那些主流认知和描述，大体上我有所涉猎，这方面与我本人的观察大异其趣。我的认知恐怕在城市生活的细节上，在那些独立呈现的个体生命上。我更喜欢对城市风情和市民精神做塑形和再造的工作。我的故事不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而是现代主义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寓言。

4.深圳尚未建立清晰可辨的文学流派

深圳商报：北京、上海、香港，甚至广州，都有过自己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学。深圳作为“北上广深”中的一位，却在城市文学方面依然面目模糊。从文学、文化的角度，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邓一光：城市文学是城市化的产物，北上广港城市文学史较早，北京在近代就开始了城市文学端倪；晚清松江府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开沪上城市写作；王韬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写“粤讴”，开香港城市写作；广州的城市文学史起点与海派文学时间相续不远。

上述几地有着百年以上城市发展史和城市文学史。深圳建市四十年，尚未建立自己整体上清晰可辨的文学流派，可以理解，不过，硬要在城市发展史上去对接北、上、广、港的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传媒诉求，你只要问自己一句话，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城市文学吗？答案是显在的，没有。

文学史不光需要回头看和沿着趋势向度看，重要的是能不能看明白当下经验，深圳一些年轻作家提供了一些颇具创造力文体价值的文本，比如科幻文学、非虚构文学，在城市美学中有着不俗的建树，而且，在全国城市文学排行榜，连续几届都有深圳作家作品上榜，相反，并非所有内地城市都有上榜的作品，这个观察可能你没有留意到。

5.第五部“深圳系列”小说集将出版

深圳商报：刚移居深圳时，您曾计划，要给这座城市写100个小说，用小说的方式记录时代、还原城市。这个计划还在进行吗？方向是否有所调整，有所变化？

邓一光：短小说每年都会写几个，不太刻意，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今年写的几个短篇陆续在几个刊物发表，第五部小说集在编辑中。

深圳商报：是否可以透露，最近在创作什么新小说？

邓一光：在为一个迷人的题材做准备，故事涉及南中国的一些老码头，它们是中国与西方早期交流的文化冲突地，目前在做一些案头工作。

深圳商报：对深圳这座城市的个人感情是怎样的？生长出归属感了吗？

邓一光：不久前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很难回答，我不太确定是否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